“工人子弟”与贫下中农、工农兵大学生之类带有那个年代烙印的词儿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如今是难以觅见踪影了。工人子弟这一词义绝不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就像过去所称的“地主”绝非是土地的主人、“赤脚医生”更不会是光脚不穿鞋的大夫……它里头包含的特殊含义对现在人而言可能是费解的。
　　幼时就读于某家钢厂工人新村内的职工子弟小学。那时的工人新村不等同于如今的居住小区，里头清一色全是工人，许多还是同一个单位的职工。只要父母有一个是属于该厂的员工，他们的子女每学期只需交纳3元钱的学费，假如够条件享受减免学费的则还要低。厂里许多老工人为此不安，往往拒绝学校可以减免的优惠。小学如此，而到了中学他们能得到的待遇更让今人不可想象。家附近是所颇有名气的市属重点中学，上世纪50年代能够考入该校的工人子弟实在不多，正是注重培养工人子弟的年代，上级主管部门说这哪行啊，马上研究采取相应对策，如今对劳模、烈士子女、归国华侨及少数民族降低考分录取的政策正源于此。无奈降分录取后的人数还远远不够上级的指标，一了解不是他们达线的人数不足，而是其中能够支付得起学费的人数不足，当时“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风气哪像现在这般普遍，工人子弟的父母大都得先满足温饱再考虑子女的念书。据说当时的教育局长闻讯后哽咽失声：我官僚主义啊，我对不起工人阶级的后代！领导一重视什么问题就都不难了，对付不起学费的工人子弟统统实行减免政策……以至于20年后当了工人，当班组内的小徒弟读业余高考复习班，因迟到或早退而被扣去奖金乃至工资时，我就会联想到那时的情景。
　　踏进门槛是这样，入学以后热情尤加。中学里有一支很气派的管乐队，逢上组织的集会游行上街，必定是铿锵有力的他们打头阵。只是队列中少有工人子弟，学校为贯彻上级的精神，专门组织他们中有兴趣的开小灶操练学习，以后行进中的管乐队多了工人子弟的身影。学校如此，社会风尚更是这样。旧社会的小学徒培养成工人作家、工人诗人，一篇两三百字的笨拙小文章让编辑改动了百多字得以刊出。许多根正苗红的工人被保送进大学深造……在那时都是寻常事情。无怪乎许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回忆往事，都会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当然能够被挂上作家头衔、保送进大学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我有个亲戚至今仍珍藏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的豆腐干文章，有一回兴致勃勃递给我看，我说以当时的标准衡量水平并不低呀，怎么领导没将你培养起来？否则工人作家行列里又多了一个角色。他大不以为然：你以为工人能写几行字的都能培养成作家啊？那是有比例的，每个行业每个单位只要有个把就行了，给了人家就没其他人的份了。物以稀为贵，因为稀罕才被人津津乐道，一旦多了滥了就无所谓了，那个年头的故事你切不可当真。
　　
　　特殊年代而衍生的现象转瞬即逝，尽管只是以个性取代共性的个别人，但这种梦幻般的日子也一去永不复返。广大工人子弟——其实应称为平民子弟更妥帖，由于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自身所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限制，加上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文化素养跟不上时代节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当处于社会的转轨变形时期。记得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所居住的新村几百户人家里，不管是“老三届”还是应届毕业生，赴考人中没有一位被大学录取。当从晚报上看到市中心某幢公寓楼一下子冒出了多名大学生的报道后，楼上楼下家长们的酸楚失望表情、由此引发出的议论至今记忆犹新。一个说：咱们的孩子怎么一点不争气，不是说贫苦人家的孩子能有出息吗？有人反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人家有父母亲戚朋友点拨；你的孩子有啥？乡下来信还要儿子念给你听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只消回头看看他们的成长轨迹，对公房孩子名落孙山的结果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文革中闲散在家，男孩子的正经事是学做木匠理发裁剪活，能够练练毛笔字、装架半导体收音机已是十分罕见的了。而女孩子除担当起家庭“买汰烧”外，大多忙于女红编织活计，上海滩出过几本手工编织书的名人，她们的手艺都是从那时起步的。复课闹革命后浮光掠影翻了几天书页，就被车载船装送去上山下乡……他们少有“娇”“骄”两气，适应环境自主自强方面的能力较强，但在向知识进军的行列中却明显是个落伍者。前些年偶遇一位“老三届”邻居，以前是我们新村公房的孩子王，他津津乐道起当年捉蟋蟀捞鱼虫玩军棋的往事，又历数周边那幢公房里有人被判刑的憾事，“还属我们这幢楼的孩子最好！没有一个去干坏事的。”他洋洋自得，我却只能一脸苦笑：都什么年代了，你的评判标准也太陈旧了吧？
　　没有他人的指点，仅靠个人的天赋是很难有所成就的，新村人对此体会深刻。楼里有个孩子，自小天资聪颖记忆过人，课本看一遍就能考个100分归来。他对一般孩子玩耍的东西概不感兴趣，总想学点新鲜刺激的玩意儿。家中存有的书籍很快看完了，又迷上了那时刚开禁的中外电影，父母对他的求知欲自然设法满足，节衣缩食让他去看。无奈电影票紧张，光有钱是没用的，但他脑子灵活，候在影院门前总能等到退票。殊料这一候就候出了名堂：他可将两毛钱一张的当场票换成两张后面场次的票子，从等退票到换票，再到后来的倒票，他把心思全放到捣鼓电影票上去了，由此交上了一些票贩子朋友，而且尝到了甜头，再紧张的票子都能搞到手，一些热恋中的男女会络绎不绝向这个四年级的小阿弟高价预定，从此开始玩小聪明手段捞取外快的游戏，以后的结局不言而喻。邻居们谈起他来，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状：凭他的智商，什么名牌大学考不进？怨谁呀，父母白天上班少有督促，而学校又只上半天课，老师也管不了那许多。只能怪他自己没将聪明放在正道上去。
　　仍然忘不了1978年复习迎考的那段场景：由于居室狭小，每晚的街灯底下坐着许多温习功课的考生，每人一张骨牌凳、一只小板凳、一把蒲叶扇，来往车辆轰鸣，车轮驶过扬起的蒙蒙尘土，待回到家中个个是蓬头垢面的模样。学习精神固然可嘉，只是复习的质量势必大打折扣。有自制力的还好些，而其他人终于集中不了心思，或围观路灯下的扑克摊，或与同样心不在焉的女同学扯起了青春萌动的闲话，路灯下的这批宝贝，日后能进大学的屈指可数。
　　而在农村复习的子弟们则更苦恼，在我呆的农场，知青们棘手的一是买不到教科书，二是碰到问题找不到人求解。于是众人步行十几里路上书店、收罗报纸查资料，反正剜到篮里就是菜，只要有丁点能对上号的统统网罗进囊中，无米之炊的拼搏会有什么效果，煤油灯前天天苦熬通宵也枉然。落榜归来心犹不甘，轻轻叹息：假如家里人有能耐搞来一套教科书，假如也有个像某某人的父亲，为我在高复班安排个旁听的名额……
　　
　　一眨眼，当年的工人子弟都已逾“知天命”之年。回首及审视往事，除了那个荒唐年代作祟的原因，不得不审视在成长过程中自身及环境的因素，尤其是看到同龄人中也出现了一些佼佼者后，反思的意愿更为强烈。他们胜任在“家庭里做一个好家长，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单位里做一个好工人”的角色，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人却因自身条件而无法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陷入手足无措窘迫无奈的境地。很多人下岗待岗以后，缺乏一技之长，更缺乏门路关系，只好从事家政、保安及快递等行当，社会倡导“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但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历史在发展，今天新一代的平民子弟与父辈们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父母正是从自身经历中寻找到了各种缺陷，从而痛定思痛，埋头勤恳工作之余，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培养后代的身上：千方百计为孩子谋取一个好学校，双休日寒暑假的家教补课，购买一切教学参考书籍，拓展知识面培养他们棋琴书画……林林总总的背后无不凝聚着自己当年的缺憾和伤感；心甘情愿充当“前人栽树”的角色，想在子女身上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权且是对自己当年的一种补偿。
　　因为他们是属于已经流逝年代里的工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