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作了关于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这意味着中国在当代已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创造性的新发展。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干部和劳动群众都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的大事。在本文中，我想谈一谈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初步理解。
　　尽人皆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起来的。它集中体现在被称为“工人的圣经”的《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就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已开始建立起来。它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就是从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开始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时围绕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深入系统分析，创立了崭新的资本理论，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系的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利润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这样，马克思便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剩余价值论为核心，使各种理论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建立起一座十分精巧完美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大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这座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大厦的建立，对资本主义经济从现象到本质、从微观到宏观、再到微观，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说教，实现了政治经济学伟大革命性的变革，因而也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充分体现出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本质；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特点。
　　当然，《资本论》并没有终结真理。马克思经济学是开放性的经济学，它不仅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的。自1867年《资本论》问世以来一个半世纪里，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又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目前更进一步朝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列宁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基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新的发展和贡献；而且在实践中，俄国就在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于1917年赢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此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作为帝国主义掠夺对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分析，以及对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成功的和有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继列宁之后，再向前推进到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同志首先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接着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提出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基本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理论观点。所有这些都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新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自那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人民在积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诸如建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便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说的：“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此，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智慧，善于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提炼、总结、升华为系统化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宝库，在继列宁、毛泽东之后，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这里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国上世纪末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也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开始蓬勃兴起的时期，二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以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要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渊源于米赛斯、哈耶克，蓬勃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它是在承袭新古典自由放任主义基础上，作为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各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潮。归属于这种思潮的主要学派有货币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1979年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先后上台执政，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已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官方经济学宝座和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直至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纲领。
　　“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森于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有美国和拉美等世界各国经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加的，为讨论总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改革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共有10条政策要求，①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 、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放开商品、资本市场，让跨国公司的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厂等。这些对中国来说，实际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疯狂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攻势的一把“软刀子”。 　　我体会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会上所阐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内容中，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是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成果，也是继续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就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例如，习近平同志说：“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即主张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要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此前，习近平同志还强调推进国企改革要遵循三个“有利于”原则，②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③简言之，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把国企搞好，而绝不是像“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那样，要使国企私有化。但有些人却力图借混合所有制和PPP模式之名来削弱或私有化国企；有的还说要把国企“送进历史博物馆”；有的甚至气急败坏地说：“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深陷于新自由主义陷阱之中的表现。
　　习近平同志还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辨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即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前提去推行单纯、全面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这种邪路我们绝不能走，当然走老路也不行。
　　总之，我们要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若按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去办，就势必要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之路。这绝不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知识分子所愿意看到的。谁要鼓吹和推行这条邪路，谁就将成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
　　注释：
　　①10条的内容：1.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赤字，即实行紧缩性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2.公共开支主要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没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砍削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以刺激企业的积极性；4.金融自由化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非传统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消除非关税壁垒，并实行低关税率；7.全面开放让外国人进入直接投资，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9.必须取消政府对企业管制和竞争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②习近平2015年7月在吉林调研时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第1版）
　　③见《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