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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就必须首先深刻了解其文化背景。
群体属社会学范畴，是指有独自特征、有一定领土范围、有本身特属文化的人所形成的有组织集体。社会结构是一整套既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使其成员能以一个社会的形式起作用。社会群体是由许多按现成的和永久的模式进行特定交往的人组成的。基本群体（初级群体）的特征是在少数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永久的关系；次要群体（次级群体）则由有着根本不同目标的人们所组成，它重视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外在利益而不是关系本身。如家庭是基本群体，公司是次要群体。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推演的结果表明：群体导致社会化——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推理。社会化有两个功能：传播文化和发展自我。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互动，就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在社会学中，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所处社会影响和施与影响的呢？社会是一个协调的、各部分间相互依存的体系，像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一样，其各部分相互关联，并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影响。
中国人群的文化渊源和传承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必须首先深刻了解其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核心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和”。“和”——是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思想，在儒、释、道、医、易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且是所有典籍的文化图腾。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其他艺术形式，都以“和”为一贯主流、最高境界。李大钊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言行，主要教条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及妇女“三从”、“四德”。这些教条都是儒家经典中最通俗、最简单的概括，运用这些教条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等人际关系)。这些教条一直深深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行，人们常说的精忠报国，以孝治天下，仁爱为本，仗义疏财，克己复礼，仁义值千金等，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礼教背景下衍生的价值取向。
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有人认为最形象而生动地表述了这种思想的，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家“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天衣无缝、相契相合，两条鱼的外边构成浑圆。“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在三点内涵中，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因从中可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必然会有损于自身。
“和”于群体行为上表现——乐“群”
“和”理念导致“群”的处事指针，群体于中国人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家庭精神”（黑格尔）。“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释名》），汉代简悦说：“天下之本在家”（《申鉴》）。在中国，无论豪门望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追求多代同堂，社会秩序从居住开始，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人而言，稳定了家庭就稳定了社区，稳定了社区就稳定了国家。中国式的顾家心理，从来就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所以“家”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群体。
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文化。重家庭，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长子继承制在皇亲国戚中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祖先祟拜是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仰，断子绝孙被认为是人们最大的不幸。人们争取社会成就，是为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多子多孙，视为最大的幸福，因可促进家庭壮大和绵延。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个人犯罪可罪及家族，可诛连九族，使整个家族对个人都负有连带责任，认为个人是家庭中的一份子，这不同于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地位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风习俗中，提倡修建宗族祠堂、祖宗坟墓以祭奠祖先亡灵，编修族谱、家谱，保存家庭历史档案，认为这样是家庭大事，个人必须遵守。
中国社会具有很明显的集体主义趋向，核心是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设想：个人才干只有依靠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个人利益须通过社会利益的获得才能得到保障，群体成员有义务为满足群体要求而委屈个人意愿甚至作个人牺牲。个人被教育要关心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要同他人分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等。“我们”的意识很强，就是“以社会制度为自我认同之依据；个人信念由群体来决定等”。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讲究“关系”，把家族中的亲情维系看成是永恒的；个体因此受此亲情的制约而追求相互依赖。在做出决定时，往往依据在同一情境中同他人的关系地位及社交性质及规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生活中，“讲究关系”，“拉关系走后门”，“凭关系办事”，“靠关系搞到手”，“跟上头有关系就好”，“这是我们的关系户”，“找点关系”，“有交情”等话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关系”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易受他人影响的强烈趋向，可称做是“关系取向”。表现在对他人意见很敏感和重视，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行为上努力与别人保持一致，顾虑人意，顺从他人，随大流，关注规范，重视名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取向”。与自我取向偏重于利益不同，关系取向的人可能重视名誉，也可能重视实利，关系取向 “意含个体间回报、互俯与相连性”。
中国群体特征与组织的管理
中国社会群体崇尚“群”的观念，反映在企业关系上有：既赚钱又使顾客受益，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同乐；善待股东和职工，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同乐；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氛围，在企业外部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使企业内外同乐。群也可说成“群乐”，群乐的对立面是“寡乐”即少数人之乐。“寡乐”发展下去就是“独乐”即个人之乐。寡乐的极端形态是“不乐”，不乐者千夫所指，最终将自食其果。只有“乐群”才能形成合力，才有竞争力，乐群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即企业与职工、企业与投资者及企业与消费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又要求上级善待下级，上司既要作下属的“君”，还要作下属的“亲”、“师”、“友”。现在与以往大不同，一个组织的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是它的员工，技术、资本、物质环境及对信息的独有使用权日益被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的竞争力优势。长期的竞争力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及组织中员工、管理者与领导者共同协作为基础的团队能力。
中国社会一向突出集体主义。如同以“孝”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和尊敬，从而使东方家庭比西方家庭更具凝聚力一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应以“家（企业）”为本位，强调集体主义，这种伦理观念的体现便是企业内部伦理秩序的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东亚地区的企业经济活动中，企业往往成为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大“家”，在传统的国企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最突出的是日本，其员工对企业持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忠诚，他们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在企业中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甚至心甘情愿加班加点。这样群体关系的优点表现在：首先，从生产过程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员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和兢兢业业的生产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它调动了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创造精神，促使员工为企业繁荣发展竭尽全力，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再者，从企业生产力角度看，它既有助于激发员工钻研和把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也有益于企业防止人力资源外流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松本厚治把这种企业制度称为“企业主义”，其本质是，企业与劳动的结合及在企业内部存在的经营自律，而经营的高度自律正是日本企业力量的根源。当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儒家文化家庭式的企业和日本式管理也存在不少问题。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就必须首先深刻了解其文化背景。
群体属社会学范畴，是指有独自特征、有一定领土范围、有本身特属文化的人所形成的有组织集体。社会结构是一整套既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使其成员能以一个社会的形式起作用。社会群体是由许多按现成的和永久的模式进行特定交往的人组成的。基本群体（初级群体）的特征是在少数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永久的关系；次要群体（次级群体）则由有着根本不同目标的人们所组成，它重视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外在利益而不是关系本身。如家庭是基本群体，公司是次要群体。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推演的结果表明：群体导致社会化——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推理。社会化有两个功能：传播文化和发展自我。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与他人的互动，就不能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在社会学中，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所处社会影响和施与影响的呢？社会是一个协调的、各部分间相互依存的体系，像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一样，其各部分相互关联，并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影响。
中国人群的文化渊源和传承
要认识社会群体的特征必须首先深刻了解其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核心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和”。“和”——是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也。这种“和”思想，在儒、释、道、医、易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且是所有典籍的文化图腾。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或其他艺术形式，都以“和”为一贯主流、最高境界。李大钊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言行，主要教条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及妇女“三从”、“四德”。这些教条都是儒家经典中最通俗、最简单的概括，运用这些教条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等人际关系)。这些教条一直深深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行，人们常说的精忠报国，以孝治天下，仁爱为本，仗义疏财，克己复礼，仁义值千金等，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礼教背景下衍生的价值取向。
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有人认为最形象而生动地表述了这种思想的，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家“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天衣无缝、相契相合，两条鱼的外边构成浑圆。“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在三点内涵中，以第三点内涵最为重要，因从中可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必然会有损于自身。
“和”于群体行为上表现——乐“群”
“和”理念导致“群”的处事指针，群体于中国人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家庭精神”（黑格尔）。“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释名》），汉代简悦说：“天下之本在家”（《申鉴》）。在中国，无论豪门望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追求多代同堂，社会秩序从居住开始，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人而言，稳定了家庭就稳定了社区，稳定了社区就稳定了国家。中国式的顾家心理，从来就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所以“家”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群体。
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文化。重家庭，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长子继承制在皇亲国戚中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祖先祟拜是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仰，断子绝孙被认为是人们最大的不幸。人们争取社会成就，是为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多子多孙，视为最大的幸福，因可促进家庭壮大和绵延。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个人犯罪可罪及家族，可诛连九族，使整个家族对个人都负有连带责任，认为个人是家庭中的一份子，这不同于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地位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民风习俗中，提倡修建宗族祠堂、祖宗坟墓以祭奠祖先亡灵，编修族谱、家谱，保存家庭历史档案，认为这样是家庭大事，个人必须遵守。
中国社会具有很明显的集体主义趋向，核心是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设想：个人才干只有依靠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个人利益须通过社会利益的获得才能得到保障，群体成员有义务为满足群体要求而委屈个人意愿甚至作个人牺牲。个人被教育要关心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要同他人分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等。“我们”的意识很强，就是“以社会制度为自我认同之依据；个人信念由群体来决定等”。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讲究“关系”，把家族中的亲情维系看成是永恒的；个体因此受此亲情的制约而追求相互依赖。在做出决定时，往往依据在同一情境中同他人的关系地位及社交性质及规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生活中，“讲究关系”，“拉关系走后门”，“凭关系办事”，“靠关系搞到手”，“跟上头有关系就好”，“这是我们的关系户”，“找点关系”，“有交情”等话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关系”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易受他人影响的强烈趋向，可称做是“关系取向”。表现在对他人意见很敏感和重视，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行为上努力与别人保持一致，顾虑人意，顺从他人，随大流，关注规范，重视名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取向”。与自我取向偏重于利益不同，关系取向的人可能重视名誉，也可能重视实利，关系取向 “意含个体间回报、互俯与相连性”。
中国群体特征与组织的管理
中国社会群体崇尚“群”的观念，反映在企业关系上有：既赚钱又使顾客受益，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同乐；善待股东和职工，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同乐；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氛围，在企业外部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使企业内外同乐。群也可说成“群乐”，群乐的对立面是“寡乐”即少数人之乐。“寡乐”发展下去就是“独乐”即个人之乐。寡乐的极端形态是“不乐”，不乐者千夫所指，最终将自食其果。只有“乐群”才能形成合力，才有竞争力，乐群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即企业与职工、企业与投资者及企业与消费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又要求上级善待下级，上司既要作下属的“君”，还要作下属的“亲”、“师”、“友”。现在与以往大不同，一个组织的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是它的员工，技术、资本、物质环境及对信息的独有使用权日益被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的竞争力优势。长期的竞争力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及组织中员工、管理者与领导者共同协作为基础的团队能力。
中国社会一向突出集体主义。如同以“孝”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和尊敬，从而使东方家庭比西方家庭更具凝聚力一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应以“家（企业）”为本位，强调集体主义，这种伦理观念的体现便是企业内部伦理秩序的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东亚地区的企业经济活动中，企业往往成为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大“家”，在传统的国企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最突出的是日本，其员工对企业持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忠诚，他们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在企业中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甚至心甘情愿加班加点。这样群体关系的优点表现在：首先，从生产过程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员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和兢兢业业的生产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它调动了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创造精神，促使员工为企业繁荣发展竭尽全力，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再者，从企业生产力角度看，它既有助于激发员工钻研和把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也有益于企业防止人力资源外流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松本厚治把这种企业制度称为“企业主义”，其本质是，企业与劳动的结合及在企业内部存在的经营自律，而经营的高度自律正是日本企业力量的根源。当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儒家文化家庭式的企业和日本式管理也存在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