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近三天在湖南长沙密集而大量的工作后，带着因为缺乏睡眠而疲惫的身体返回北京。处于半退休近三年的我，因为《脚趾上的星光》又开始与媒体接触。为了有效宣传，我刻意把电视策略放在从来都不乐意配合的选秀节目，签了一季合约，这代表我将连续十周，每逢周五有两天在长沙工作。
　　之所以我改变立场愿意加入，主要还是因为《脚趾上的星光》小说写完之后，让我有了重新思考的机会。过往我总站在唱片业者的角度，现在当确实理解到了“唱片已死，音乐未亡，只是生存模式未定”，面对这少数可以容纳音乐的电视平台，我想，我反而应该深入核心去观察才对，这才是真的有助于音乐产业。
　　《花儿朵朵》去年以包容各式音乐形态的开放心态，在一味快速造星的选秀节目中，异军突起拔得头筹。我在天时地利人和下，接下了今年多增加出来的音乐总监职位，而非别人猜测的评审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是挑选参赛者每集要演唱的曲子，纵面是设计每个参赛者的音乐定位，横面去设想每周全大陆将看到一场什么样曲目的演唱会。之所以以演唱会来形容，是因为这是每周播出的现场节目，场景设在长沙市的一小型体育馆内，大约是小半个“小巨蛋”面积。
　　当我飞到长沙，才看到这一巨大工作量、高收视率节目，全出自一群含导演在内仅十名不到的主创人员。他们约莫都是二十到三十岁，来自大陆各地的喜欢音乐的电视工作者，凭借的是热情、耐力和青春无惧。他们在拥挤的贴着几张奈良美智画作海报的不矫饰的办公室里，接近不眠不休地工作，不禁让我想起了90年代初台湾唱片公司的情景来。
　　我与这群大都是90后出生的孩子们讨论歌曲，如果不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足以称得上是震撼教育，被震撼的当然是我！一位娇美如舒淇的十八岁摇滚乐团主唱，漫不经心地说着：“只要摇滚，只要每场我的歌，不让其他摇滚盟友嫌弃就好，其他无所谓！”一位十九岁有着近铁嗓子般宽音域的女孩，听我建议曲目中的国语歌，再红都没听说过，只因为在她成长过程中所听过的歌曲，几乎都是黑人的教堂音乐。但是不用担心，一首新歌再难对她来说也只需要十来分钟的聆听，就能像计算机一样精密扫描复制在脑海，然后轻松唱出。
　　在回京的路上，我就是想著这群刚刚走进我生活里的人们的脸孔，想着这几位对音乐抱着梦想的女孩，她们各自跟我说过的话，心中自是感触万千，想起90年代的台湾，想起二十几岁时的自己……
　　忽然发现微博里有人@我代祷，因为台湾艺人大炳在北京重病。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消息，一下子就将我拉到十多年前，受邀去世新演讲的记忆里。那场演讲一直让我记忆深刻的原因，就是演讲后的提问，一位笑容满面充满理想的提问同学，来年我在电视上认出他——大炳。才华洋溢的他红得很快，迷失得也快，不幸正逢台湾媒体八卦文化、肚脐视野兴起之际，几次犯错都接近电视现场直播方式，直接送到台湾家家户户，并且随片附上周围友人藉爱之深责之切的纷纷言论，就这样地日以继夜重复评论着，全民动员直到下一个可操作的话题出现为止。嗜血八卦媒体如连续剧般无限扩大地扇动着，不肯罢休，把一个人逼上几乎无路。如这样的相同模式也成了一种产业般，岛屿上的人们，周周消费着一个以至一家子自己的族人，匆匆十数年成台湾的主流娱乐了。
　　一个人才的成功，需要多庞大的人力、心思、时间，才能成立，曾经台湾经历过和成就过。现在大陆正沉浸在这个文化复兴过程中，而现在的台湾呢？从北京机场公路往东四环路的回家路上，在计程车上我合掌为大炳祈祷时，忽然不争气地忍不住狂涌而至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