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各地兴起的迁村并居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渐渐引起媒体关注，有“农民上楼”或“农民被上楼”的说法。这种说法意在批评。
　　农民到底能不能上楼？回答这个问题要具体，否则就是乱弹琴。按我这几年的调研，以为评论这件事要讲三条。
　　第一，所谓“农民”，在我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其中有脱离了农业的农民，也有真正务农的农民，还有兼业农民，他们对住楼房的态度不一样。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民，并不反对住高楼大厦，要看这大楼盖在什么地方。如果要他用旧宅以及宅基地换楼房，也要看怎么换。对河北保定的一户农民，拿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套100平米的楼房换他一处砖瓦房和半亩宅基地，他能不愿意？但给他换保定郊区的一套楼房，他就未必愿意。如果在他家旁边盖楼房，离保定市区几十公里，拿一套房子换他的砖瓦房和宅基地，他肯定不愿意。
　　第二，真正务农的专业农民，未必愿意住高层楼房，这也是实情。我在各地调查发现，专业农民还是不适合集中居住在高层楼房。丹麦甚至有法律，要求农民的常住地必须是在自己的农场上。专业农民分散居住有利于农业耕作。其农舍搞二、三层就可以了，平房也未尝不可。从长远看，我国专业农户的耕作面积会越来越大，他们需要有不同规格的机械仓库和农产品仓库。把这样的专业农户集中起来形成几百户乃至规模更大的居民点，且以楼房为主，很不合适。
　　第三，那些“半工半农”的兼业农民，目前正处在分化之中，要把他们集中安置起来，统一住进一个小区，也会有麻烦，尽管暂时不会对农业生产发生影响。这些人当中，最终脱离农业的人，不会喜欢这种“乡不是乡，城不是城”的小区；那些最终选择当专业农民的人，也会觉得住在小区的楼房里有诸多不便。
　　当然，以上三类“农民”的界限不好把握，且还处于变化之中。人为地划分这三种类别，分别作不同安置，也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最合适的办法是给农民自由，不要急于在短期里让他们住小区楼房，最终通过市场机制，让他们做出合适的选择。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导、服务，切不可强制农民搬家。
　　政府如何引导、服务，是个大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思想和公正原则，就会有麻烦。
　　第一，几个小村并一个大村，短期看好像使农村变了面貌，长远看还是留下了后患。2000人的村并到10000人的村，短时间来看，新的村庄会更整齐，房屋质量也会有提高。但是，从公共服务水平和就业容量看，这种小规模集中的局限性很明显。万把人的大村，还是养不了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如垃圾和废水处理、影院和图书馆等，对脱离农业的人们缺乏吸引力，他们可能还要向设施更好、人口规模更大的各类型城市转移。这类大村庄的人口流失超过一定比例，其公共财力更会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最终有一大部分逃不掉凋敝的命運。这当然是一种浪费。此外，今后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营规模会逐步增大，他们的农具存放和农产品储存对大村庄来说是个难题。有的新建小区给农民单独建立了农机大院，破坏了景观，且在功能上只适应小型农机存放，长远看不能满足专业农户的需要。
　　第二，有的地方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双置换”，即用农民宅基地换楼房，用耕地换社会保障，搞不好可能侵害农民利益。农户的宅基地和耕地因位置不同而价值不同，农户的房屋也有质量差异，耕地则有肥力的差异，要按照一个标准来置换社会保障和新建楼房，不符合公平交易的要求。这里也不是绝对地反对“置换”，我只是强调要各算各账，且允许农民讨价还价。如果进城的农民有工资收入，他能交得起社会保障税，也就不必拿自己的耕地去置换了。我们也赞成耕地要流转、集中，但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实现，而不要强制按一个标准去交换。
　　那么，农民进城、上楼这件事究竟怎么发展？我看就是一句话：市场决定，政府服务。
　　首先要实现土地要素的彻底市场化和劳动要素的市场化。商业性建设用地交易要市场化，一般公益性用地的交易也要市场化。在符合政府规划的前提下，农民可以成为建设用地开发的主体，并享有开发利益。对高度专业化的建设，农民也可以和政府或投资者对土地使用权转让讨价还价。极少数情形下的强制征地，地价也要参照市场价格。有了这些制度前提，农民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是上楼还是买别墅住，或者在什么地方上楼，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上述前提下，政府要提供规划服务。如果政府方面希望脱离农业的农民到某个小区集中居住，也应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以利益来影响他们选择，不可在利益方分配面有任何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