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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 ）的小说《中年》自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评论界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评析。鉴于目前国内评论界主要从内容与形式、叙事策略、死亡意象、社会学和哲学的视角对该小说进行文本解读，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作品中所体现的父权制思想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女性与自然在精神上的认同以及女性通过借助自然之力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对男性意识形态的成功消解，对于加深读者对于这部小说和作者创作思想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女权主义；父权制；压迫；认同；消解
【中图分类号】G623.3 【文献标识码】A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 ）是当今美国文坛“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有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一部书里”的女作家（Jay Parini，155）。《中年：浪漫之旅》出版于2001年，作者在揭示种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对当代美国社会中年人的人生困境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部小说自发表以来，已经引起评论界从内容与形式、叙事策略、死亡意象、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评析。本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着力分析该作品所体现的父权制思想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女性与自然在精神上的认同以及女性通过借助自然之力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对男性意识形态的成功消解，希望借此可以增加该部作品的研究视角。
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美国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斯普瑞特耐克认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中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在欧洲传统的父权制社會中，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共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斯普瑞特耐克，63）。这种二元论对立将男性置于高于女性的地位，认为男性是更高形式的存在物，女性处于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地位，并且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父权社会里不存在对于‘他者’的尊重，作为男权理性的客体的他者”，“女性必须服务于男性的利益“，“只有在它能够使主体受益的情况下才被予与考虑”（金莉，479）。
欧茨的小说《中年》中亚当的朋友卡米拉上大学时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姑娘，出身富家，在学院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幻想将来当一名教师。可是结婚以后，卡米拉放弃了当教师的理想。虽然经济上卡米拉并不需要依赖丈夫，因为她自己也很富有，可是作为一位生活在曼哈顿郊区盐山村的中产阶级女性，卡米拉已经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她的生活完全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把莱昂纳尔和孩子们服侍得周周到到，“不但爱挑剔的丈夫，就连更爱挑剔的公婆也满意”（欧茨，124）。卡米拉对丈夫百依百顺，衡量自己做事的标准就是不要惹丈夫生气，尽可能地取悦丈夫。莱昂内尔睡觉时打呼噜声音大得吓人，如果卡米拉把他弄醒，他就会非常生气，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因此，“三十年来，卡米拉以各式各样的梦境，‘接纳’了莱昂内尔的鼾声”（欧茨128）。睡觉时如果听不到丈夫的呼噜声，卡米拉会立刻惊醒，轻轻地摇晃他，不是把他摇醒，而是让他发出令人欣慰的、节奏明快的呼噜声，这样，卡米拉才能安然入睡。由于在精神上长期受到丈夫的控制和压抑，她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也失去了自信，因为她的想象的翅膀已经被人折断。
卡米拉的丈夫莱昂内尔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副总裁，在盐山村人的眼中，他温文尔雅，对家庭很有责任感，可是他的内心孤高冷漠，视卡米拉为自己的财产、装饰门面的花瓶，而不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妻子。他认为女人应该处于丈夫的监督之下，如果卡米拉对别的男人有好感，他“就会产生一种丈夫的所有权被侵犯的感觉”（欧茨，92）。他认为妻子理所应当为自己服务，听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莱昂内尔对狗毛敏感，孩子们小的时候想要养宠物，如果卡米拉站在自己这边对孩子们态度严厉、晓之以理，莱昂内尔心里就表示赞同，当她也跟着孩子们一起抱怨的时候，他就觉得她那么可恨。和霍夫曼家所有男人一样，莱昂内尔是一个理性的男人，无论在公共场合或者家里，从不喜形于色，当然也不想被任何女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安慰同情，因为在他看来同情距怜悯只一步之遥，他的这些思想都产生于他内心深处的男权主义意识。在朋友亚当的葬礼上，看到妻子卡米拉伤心痛苦的样子，莱昂内尔觉得“她既可怜又可恨”（欧茨，119）。妻子这样将自己的感情暴露在众人面前，莱昂内尔觉得妻子成了被世人嘲笑可怜的对象，“他想赶快把她遮挡起来，用双臂或者外套”（欧茨，119）。而对于自己的软弱、眼泪、当众出丑，卡米拉很清楚丈夫对她非常失望，因此感到非常害怕。通过刻画莱昂内尔与卡米拉这两个人物形象，欧茨向读者展示了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主体与客体、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以此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
二、男性对自然的压迫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确立为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陈喜荣，523）。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俨然以大自然的统治者自居。“自然必须屈服于机械化的农业和文明社会的主宰”，“动物必须为人的研究（解剖和科学实验）和人的胃口牺牲自己的肉体”（金莉，479）。
在小说《中年》中，莱昂内尔虽然被公认为事业有成、温文尔雅、爱护家人的正人君子，但本质上却是一位大男子主义者，对妻子毫无尊重可言，同时也是一个厌恶动物、排斥动物的物种歧视者。莱昂内尔不允许妻子卡米拉在家里养狗，据他自己讲，他对动物的毛有过敏反应，不能和狗、猫、鹦鹉生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莱昂内尔厌恶动物的托词而已。卡米拉收养了亚当的狗阿波罗之后，他便极为不满。当看到卡米拉对阿波罗非常有耐心时，他“恨得咬牙切齿，真想把这条狗永远赶出家门”（欧茨，329）。不过，莱昂内尔不想对这条狗或者妻子表现得过分残酷，因为他不想撕掉自己在盐山人和自己的情妇心中的伪装——心地善良、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后来，当莱昂内尔被情妇抛弃而且患上艾滋病，又回到家里时，他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和对狗的歧视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以前对家庭和妻子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减轻，反而变得更加霸道、暴躁、喜怒无常。他无法容忍卡米拉在家里养了七条狗，当狗弄坏家里古香古色、价格昂贵的家具时，莱昂内尔显得非常厌恶，他抱怨道：“空气里到处都是狗毛，草坪里到处都是狗屎。半夜醒来，从那股扑鼻而来的气味，我就知道，我已经下了地狱，尽管还没有死……我在自己家里成了阶下囚”（欧茨，604）。在莱昂内尔的内心中，他作为男性的主体地位要远远高于卡米拉收养的这七条狗，狗作为动物和女性一样，被他（男性）排斥在他者的地位，因此，当卡米拉经常到“罗克兰县走失动物庇护中心”做义工而不是在家为丈夫烧菜做饭时，他抱怨妻子关心狗远胜过关心自己的丈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无法容忍卡米拉对狗的重视程度高于自己。他的这种心态更加强了对狗的气味的过敏程度，以至于空气中哪怕有一点点狗的气味，他就喷嚏连天、咳嗽不止。 莱昂内尔对狗本能的厌恶与排斥是导致他可悲下场的直接原因。一天，当他发现游泳池里有狗屎时，莱昂内尔挥舞着手杖朝卡米拉大吼：“让这些令人作呕的畜生快滚”（欧茨，608）。当卡米拉一边道歉一边清理水中的污物时，莱昂内尔像疯子一样豹眼圆睁，举起手杖朝卡米拉的肩膀打过去。那几条一直守护在主人卡米拉身边的宠物狗听见卡米拉疼痛的叫喊声，狂吠着向莱昂内尔冲过去。莱昂内尔挥舞着手杖与狗混战在了一起，最后被狗活活咬死。
作为一位典型的歧视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莱昂内尔虽然没有机会虐待卡米拉的狗，但是对狗深恶痛绝，无法容忍它们在家里的存在，更无法容忍卡米拉对狗的精心照顾。莱昂内尔的悲剧在于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不但压迫、歧视自己的妻子，还歧视其他物种，认为妻子和狗都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中心，一切都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因而，他的男权主义思想和人类沙文主义思想导致他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莱昂内尔的悲剧是作者欧茨为我们谱写的一曲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悲歌。欧茨试图通过莱昂内尔的悲剧告诫读者：人类应该正确认识自己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不应该歧视其他物种，应当给予动物和人类平等的权利；那些不能善待动物、不能容忍动物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三、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传统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例如文化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将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她们同被视为被统治的对象，因此，处于低于“文化”“人类”“男性”的客体地位（H.Eaton and Lorentzen，59）。在男权社会中，自然环境、动物和女性被男性压迫、侵犯或占有，成为男性压迫和支配的工具。因此，女性的身份与自然交融在一起，女性的命运和自然不可分割。在《中年》中，卡米拉由于在生活上受到男权的压迫，因而在情感上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与动物成为心灵的伙伴，她在精神上与自然处于认同的关系，在与动物的接触中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和慰藉。
卡米拉与家里的花可以被视为精神上的统一体。它们在卡米拉遭受婚姻危机时的枯萎凋零，象征着卡米拉在精神上所承受的严重打击。在丈夫莱昂内尔有了外遇离家之后，卡米拉情绪相当低落。当朋友比阿特丽斯去看望她时，“看见卡米拉那几盆迎风怒放的菊花东倒西歪，几个打碎的花盆扔在地上，就知道他们家一定出事了”（欧茨，366）。比阿特丽斯进入卡米拉家之后，两个女人坐在宽敞而又凌乱的厨房里，“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越发增加了它的冷清和凄凉。窗台上摆着几盆枯萎了的非洲紫罗兰”（欧茨，369）。比阿特丽斯注意到，莱昂内尔离家还不到两个月，卡米拉漂亮的、成波浪式的金发就开始变得灰白。她的皮肤变得粗糙，没有化妆，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指甲上还有裂痕，指甲缝里有污垢。“这样的指甲真是女人被彻底打垮的象征”（欧茨，369）。在遭到丈夫遗弃之后，卡米拉的精神就如同家里无人照料的枯萎的花儿一样萎靡不振。欧茨通过描述卡米拉与花儿的状况，既表明了卡米拉遭受的男权压迫，也强调出她的精神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然而，当卡米拉的生活处于低谷之时，是阿波罗和影子使她走出了情感困惑，重新认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以坚强的态度应对婚姻危机。在救助受伤和被遗弃的狗时，卡米拉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不再沉浸于自我怜悯之中，而是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了和她处于同样弱势地位的狗。在丈夫有了外遇离开家的第一天早晨，卡米拉在开车去农贸市场的路上，亲眼目睹了影子（卡米拉后来给这条狗起的名字）被飞驰而过的车撞飞的全过程，卡米拉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转而将自己的全部同情心都转移到了这条受伤的狗身上。卡米拉风驰电掣般地开车将它送到了当地“走失动物庇护中心”急诊室，她怀抱着它，全然不顾狗的血和尿把衣服弄得一塌糊涂。这只狗受伤非常严重，手术费用极高，然而卡米拉坚决请求医生全力救治它，不惜花费重金。正是在救助这只狗的过程中，卡米拉忽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感受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她不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再费力地取悦丈夫。此时，卡米拉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她不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安于依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应该做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她也有能力这样做。从此，卡米拉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成为“罗克兰走失动物庇护中心”的志愿者，每星期去干两个下午的活。她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她不再在意是否与儿女和丈夫一起过感恩节或圣诞节，参与动物救助的工作使她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卡米拉认为，“如果能和狗一起生活，为什么非要和儿女一起？为什么非要有个丈夫？狗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狗不会评头论足，不会说三道四。狗只会爱你”（欧茨，365）。后来，卡米拉又收留了另外五只无人照顾或者受伤的狗，卡米拉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而这七只狗更是给与了卡米拉爱的回报。每当卡米拉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心情焦躁时，它们都会像朋友一样给予她精神安慰。这里欧茨对狗进行了人格化的艺术处理，使读者感觉到它们与卡米拉的心灵息息相通，在她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体贴她，给予她精神支撑。卡米拉和这些狗都同样受到男性的压迫，所以他们相互关怀，成为相知相怜的伙伴。
后来，当莱昂内尔回家以后，要求她遗弃收养的这些狗，而且卡米拉内化了男权思想的朋友们也劝她改变自己的生活重心，以丈夫为重，放弃狗，可是内心已经强大起来的卡米拉再也不会因为丈夫的无理要求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对狗的爱，现在她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与丈夫所代表的男权思想抗衡。美国女权主义神学家罗瑟纳瑞·莱德福德·鲁瑟（Rosernary Radford Ruether）认为，“破坏了自然的和谐的男权意识形态通过压迫女性表現出来，而消解男权意识形态是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共同目标”（Ruether，106）。卡米拉最后的选择充分显示出她保护独立自我的女权主义立场，也是对丈夫男权思想的挑战，因此，最终成为这场婚姻危机的胜利者。卡米拉的反抗行为显示出她思想深处的变化：她以行动摆脱了丈夫对她的思想控制和束缚，并对其压迫与支配进行了消解，成为一名积极、热心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同时，卡米拉通过参与动物救助的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换言之，她借助自然之力反抗男权压迫，获得了自我解放。通过描述卡米拉的经历，欧茨一方面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低下、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展现了卡米拉通过与动物的密切联系反抗男权社会的胜利。 四、结论
综上所述，欧茨在《中年》这部小说中通过刻画莱昂内尔和卡米拉的形象，有力地揭示了本世纪初期美国社会中男权思想和意识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束缚。具有男权思想的莱昂内尔将妻子看做是处于客体地位的他者、自己的附属品和家庭的装饰品，他缺乏对妻子卡米拉作为主体“人”的尊重，处处压制妻子，因而成为了从精神上控制和压抑女性的男权思想的代言人。他不仅是一位具有明显男权思想的丈夫，而且是一位典型的歧视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男权意识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终导致了莱昂内尔悲剧性的下场。莱昂内尔的妻子卡米拉最初是一位典型的内化了父权社会中男权思想的家庭主妇，她的生活准则就是做一个为丈夫和孩子服务的贤妻良母。然而，在和莱昂内尔的婚姻产生危机之后，卡米拉在救助被遗弃动物的过程中对动物逐渐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对它们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也在遭受人类迫害的动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与之相似的社会地位，因而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卡米拉由最初只关怀自己的宠物发展到关注动物救助的工作，她将动物看作与自己有平等关系的独立个体，通过救助动物的工作和给予动物关怀的行动，卡米拉既实现了自我价值、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使自我得到解放，同时也促进了动物解放，实现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共存。
因此，欧茨在《中年》中通过探讨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生态语境下的性别问题，展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精神上的认同及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社会中生态和女性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刻思考。欧茨对遭受男权压迫的女性和自然的关注显示出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为当代处于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中的人们提供了答案与借鉴，说明了解放女性与自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注，使这部作品彰显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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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辉.“精神世界的崩溃与救赎——解析欧茨小说的死亡意象”[J].山东省农业干部学院学报，2011：147-148.
作者简介：王丹（1980-），女，文学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小说与美国女性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促进高校内涵发展-科研水平提高-重点研究培育项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悲剧小说的文化和哲学研究”（项目编号：5221823807）。
【关键词】生态女权主义；父权制；压迫；认同；消解
【中图分类号】G623.3 【文献标识码】A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 ）是当今美国文坛“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有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一部书里”的女作家（Jay Parini，155）。《中年：浪漫之旅》出版于2001年，作者在揭示种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对当代美国社会中年人的人生困境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部小说自发表以来，已经引起评论界从内容与形式、叙事策略、死亡意象、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评析。本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着力分析该作品所体现的父权制思想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女性与自然在精神上的认同以及女性通过借助自然之力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对男性意识形态的成功消解，希望借此可以增加该部作品的研究视角。
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美国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斯普瑞特耐克认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中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在欧洲传统的父权制社會中，男性与女性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共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斯普瑞特耐克，63）。这种二元论对立将男性置于高于女性的地位，认为男性是更高形式的存在物，女性处于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地位，并且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父权社会里不存在对于‘他者’的尊重，作为男权理性的客体的他者”，“女性必须服务于男性的利益“，“只有在它能够使主体受益的情况下才被予与考虑”（金莉，479）。
欧茨的小说《中年》中亚当的朋友卡米拉上大学时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姑娘，出身富家，在学院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幻想将来当一名教师。可是结婚以后，卡米拉放弃了当教师的理想。虽然经济上卡米拉并不需要依赖丈夫，因为她自己也很富有，可是作为一位生活在曼哈顿郊区盐山村的中产阶级女性，卡米拉已经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她的生活完全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把莱昂纳尔和孩子们服侍得周周到到，“不但爱挑剔的丈夫，就连更爱挑剔的公婆也满意”（欧茨，124）。卡米拉对丈夫百依百顺，衡量自己做事的标准就是不要惹丈夫生气，尽可能地取悦丈夫。莱昂内尔睡觉时打呼噜声音大得吓人，如果卡米拉把他弄醒，他就会非常生气，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因此，“三十年来，卡米拉以各式各样的梦境，‘接纳’了莱昂内尔的鼾声”（欧茨128）。睡觉时如果听不到丈夫的呼噜声，卡米拉会立刻惊醒，轻轻地摇晃他，不是把他摇醒，而是让他发出令人欣慰的、节奏明快的呼噜声，这样，卡米拉才能安然入睡。由于在精神上长期受到丈夫的控制和压抑，她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也失去了自信，因为她的想象的翅膀已经被人折断。
卡米拉的丈夫莱昂内尔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副总裁，在盐山村人的眼中，他温文尔雅，对家庭很有责任感，可是他的内心孤高冷漠，视卡米拉为自己的财产、装饰门面的花瓶，而不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妻子。他认为女人应该处于丈夫的监督之下，如果卡米拉对别的男人有好感，他“就会产生一种丈夫的所有权被侵犯的感觉”（欧茨，92）。他认为妻子理所应当为自己服务，听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莱昂内尔对狗毛敏感，孩子们小的时候想要养宠物，如果卡米拉站在自己这边对孩子们态度严厉、晓之以理，莱昂内尔心里就表示赞同，当她也跟着孩子们一起抱怨的时候，他就觉得她那么可恨。和霍夫曼家所有男人一样，莱昂内尔是一个理性的男人，无论在公共场合或者家里，从不喜形于色，当然也不想被任何女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安慰同情，因为在他看来同情距怜悯只一步之遥，他的这些思想都产生于他内心深处的男权主义意识。在朋友亚当的葬礼上，看到妻子卡米拉伤心痛苦的样子，莱昂内尔觉得“她既可怜又可恨”（欧茨，119）。妻子这样将自己的感情暴露在众人面前，莱昂内尔觉得妻子成了被世人嘲笑可怜的对象，“他想赶快把她遮挡起来，用双臂或者外套”（欧茨，119）。而对于自己的软弱、眼泪、当众出丑，卡米拉很清楚丈夫对她非常失望，因此感到非常害怕。通过刻画莱昂内尔与卡米拉这两个人物形象，欧茨向读者展示了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主体与客体、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以此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
二、男性对自然的压迫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确立为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陈喜荣，523）。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俨然以大自然的统治者自居。“自然必须屈服于机械化的农业和文明社会的主宰”，“动物必须为人的研究（解剖和科学实验）和人的胃口牺牲自己的肉体”（金莉，479）。
在小说《中年》中，莱昂内尔虽然被公认为事业有成、温文尔雅、爱护家人的正人君子，但本质上却是一位大男子主义者，对妻子毫无尊重可言，同时也是一个厌恶动物、排斥动物的物种歧视者。莱昂内尔不允许妻子卡米拉在家里养狗，据他自己讲，他对动物的毛有过敏反应，不能和狗、猫、鹦鹉生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莱昂内尔厌恶动物的托词而已。卡米拉收养了亚当的狗阿波罗之后，他便极为不满。当看到卡米拉对阿波罗非常有耐心时，他“恨得咬牙切齿，真想把这条狗永远赶出家门”（欧茨，329）。不过，莱昂内尔不想对这条狗或者妻子表现得过分残酷，因为他不想撕掉自己在盐山人和自己的情妇心中的伪装——心地善良、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后来，当莱昂内尔被情妇抛弃而且患上艾滋病，又回到家里时，他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和对狗的歧视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以前对家庭和妻子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减轻，反而变得更加霸道、暴躁、喜怒无常。他无法容忍卡米拉在家里养了七条狗，当狗弄坏家里古香古色、价格昂贵的家具时，莱昂内尔显得非常厌恶，他抱怨道：“空气里到处都是狗毛，草坪里到处都是狗屎。半夜醒来，从那股扑鼻而来的气味，我就知道，我已经下了地狱，尽管还没有死……我在自己家里成了阶下囚”（欧茨，604）。在莱昂内尔的内心中，他作为男性的主体地位要远远高于卡米拉收养的这七条狗，狗作为动物和女性一样，被他（男性）排斥在他者的地位，因此，当卡米拉经常到“罗克兰县走失动物庇护中心”做义工而不是在家为丈夫烧菜做饭时，他抱怨妻子关心狗远胜过关心自己的丈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无法容忍卡米拉对狗的重视程度高于自己。他的这种心态更加强了对狗的气味的过敏程度，以至于空气中哪怕有一点点狗的气味，他就喷嚏连天、咳嗽不止。 莱昂内尔对狗本能的厌恶与排斥是导致他可悲下场的直接原因。一天，当他发现游泳池里有狗屎时，莱昂内尔挥舞着手杖朝卡米拉大吼：“让这些令人作呕的畜生快滚”（欧茨，608）。当卡米拉一边道歉一边清理水中的污物时，莱昂内尔像疯子一样豹眼圆睁，举起手杖朝卡米拉的肩膀打过去。那几条一直守护在主人卡米拉身边的宠物狗听见卡米拉疼痛的叫喊声，狂吠着向莱昂内尔冲过去。莱昂内尔挥舞着手杖与狗混战在了一起，最后被狗活活咬死。
作为一位典型的歧视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莱昂内尔虽然没有机会虐待卡米拉的狗，但是对狗深恶痛绝，无法容忍它们在家里的存在，更无法容忍卡米拉对狗的精心照顾。莱昂内尔的悲剧在于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不但压迫、歧视自己的妻子，还歧视其他物种，认为妻子和狗都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中心，一切都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因而，他的男权主义思想和人类沙文主义思想导致他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莱昂内尔的悲剧是作者欧茨为我们谱写的一曲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悲歌。欧茨试图通过莱昂内尔的悲剧告诫读者：人类应该正确认识自己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不应该歧视其他物种，应当给予动物和人类平等的权利；那些不能善待动物、不能容忍动物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三、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传统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例如文化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将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她们同被视为被统治的对象，因此，处于低于“文化”“人类”“男性”的客体地位（H.Eaton and Lorentzen，59）。在男权社会中，自然环境、动物和女性被男性压迫、侵犯或占有，成为男性压迫和支配的工具。因此，女性的身份与自然交融在一起，女性的命运和自然不可分割。在《中年》中，卡米拉由于在生活上受到男权的压迫，因而在情感上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与动物成为心灵的伙伴，她在精神上与自然处于认同的关系，在与动物的接触中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和慰藉。
卡米拉与家里的花可以被视为精神上的统一体。它们在卡米拉遭受婚姻危机时的枯萎凋零，象征着卡米拉在精神上所承受的严重打击。在丈夫莱昂内尔有了外遇离家之后，卡米拉情绪相当低落。当朋友比阿特丽斯去看望她时，“看见卡米拉那几盆迎风怒放的菊花东倒西歪，几个打碎的花盆扔在地上，就知道他们家一定出事了”（欧茨，366）。比阿特丽斯进入卡米拉家之后，两个女人坐在宽敞而又凌乱的厨房里，“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越发增加了它的冷清和凄凉。窗台上摆着几盆枯萎了的非洲紫罗兰”（欧茨，369）。比阿特丽斯注意到，莱昂内尔离家还不到两个月，卡米拉漂亮的、成波浪式的金发就开始变得灰白。她的皮肤变得粗糙，没有化妆，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指甲上还有裂痕，指甲缝里有污垢。“这样的指甲真是女人被彻底打垮的象征”（欧茨，369）。在遭到丈夫遗弃之后，卡米拉的精神就如同家里无人照料的枯萎的花儿一样萎靡不振。欧茨通过描述卡米拉与花儿的状况，既表明了卡米拉遭受的男权压迫，也强调出她的精神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然而，当卡米拉的生活处于低谷之时，是阿波罗和影子使她走出了情感困惑，重新认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以坚强的态度应对婚姻危机。在救助受伤和被遗弃的狗时，卡米拉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不再沉浸于自我怜悯之中，而是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了和她处于同样弱势地位的狗。在丈夫有了外遇离开家的第一天早晨，卡米拉在开车去农贸市场的路上，亲眼目睹了影子（卡米拉后来给这条狗起的名字）被飞驰而过的车撞飞的全过程，卡米拉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转而将自己的全部同情心都转移到了这条受伤的狗身上。卡米拉风驰电掣般地开车将它送到了当地“走失动物庇护中心”急诊室，她怀抱着它，全然不顾狗的血和尿把衣服弄得一塌糊涂。这只狗受伤非常严重，手术费用极高，然而卡米拉坚决请求医生全力救治它，不惜花费重金。正是在救助这只狗的过程中，卡米拉忽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感受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她不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再费力地取悦丈夫。此时，卡米拉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她不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安于依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应该做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她也有能力这样做。从此，卡米拉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成为“罗克兰走失动物庇护中心”的志愿者，每星期去干两个下午的活。她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她不再在意是否与儿女和丈夫一起过感恩节或圣诞节，参与动物救助的工作使她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卡米拉认为，“如果能和狗一起生活，为什么非要和儿女一起？为什么非要有个丈夫？狗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狗不会评头论足，不会说三道四。狗只会爱你”（欧茨，365）。后来，卡米拉又收留了另外五只无人照顾或者受伤的狗，卡米拉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而这七只狗更是给与了卡米拉爱的回报。每当卡米拉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心情焦躁时，它们都会像朋友一样给予她精神安慰。这里欧茨对狗进行了人格化的艺术处理，使读者感觉到它们与卡米拉的心灵息息相通，在她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体贴她，给予她精神支撑。卡米拉和这些狗都同样受到男性的压迫，所以他们相互关怀，成为相知相怜的伙伴。
后来，当莱昂内尔回家以后，要求她遗弃收养的这些狗，而且卡米拉内化了男权思想的朋友们也劝她改变自己的生活重心，以丈夫为重，放弃狗，可是内心已经强大起来的卡米拉再也不会因为丈夫的无理要求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对狗的爱，现在她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与丈夫所代表的男权思想抗衡。美国女权主义神学家罗瑟纳瑞·莱德福德·鲁瑟（Rosernary Radford Ruether）认为，“破坏了自然的和谐的男权意识形态通过压迫女性表現出来，而消解男权意识形态是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共同目标”（Ruether，106）。卡米拉最后的选择充分显示出她保护独立自我的女权主义立场，也是对丈夫男权思想的挑战，因此，最终成为这场婚姻危机的胜利者。卡米拉的反抗行为显示出她思想深处的变化：她以行动摆脱了丈夫对她的思想控制和束缚，并对其压迫与支配进行了消解，成为一名积极、热心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同时，卡米拉通过参与动物救助的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换言之，她借助自然之力反抗男权压迫，获得了自我解放。通过描述卡米拉的经历，欧茨一方面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低下、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展现了卡米拉通过与动物的密切联系反抗男权社会的胜利。 四、结论
综上所述，欧茨在《中年》这部小说中通过刻画莱昂内尔和卡米拉的形象，有力地揭示了本世纪初期美国社会中男权思想和意识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束缚。具有男权思想的莱昂内尔将妻子看做是处于客体地位的他者、自己的附属品和家庭的装饰品，他缺乏对妻子卡米拉作为主体“人”的尊重，处处压制妻子，因而成为了从精神上控制和压抑女性的男权思想的代言人。他不仅是一位具有明显男权思想的丈夫，而且是一位典型的歧视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男权意识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终导致了莱昂内尔悲剧性的下场。莱昂内尔的妻子卡米拉最初是一位典型的内化了父权社会中男权思想的家庭主妇，她的生活准则就是做一个为丈夫和孩子服务的贤妻良母。然而，在和莱昂内尔的婚姻产生危机之后，卡米拉在救助被遗弃动物的过程中对动物逐渐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对它们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也在遭受人类迫害的动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与之相似的社会地位，因而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卡米拉由最初只关怀自己的宠物发展到关注动物救助的工作，她将动物看作与自己有平等关系的独立个体，通过救助动物的工作和给予动物关怀的行动，卡米拉既实现了自我价值、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使自我得到解放，同时也促进了动物解放，实现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共存。
因此，欧茨在《中年》中通过探讨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生态语境下的性别问题，展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精神上的认同及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社会中生态和女性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刻思考。欧茨对遭受男权压迫的女性和自然的关注显示出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为当代处于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中的人们提供了答案与借鉴，说明了解放女性与自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注，使这部作品彰显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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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丹（1980-），女，文学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小说与美国女性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促进高校内涵发展-科研水平提高-重点研究培育项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悲剧小说的文化和哲学研究”（项目编号：522182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