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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文化,进入新世纪前后,在企业再造、企业并购、业务外包、电脑和全球化的轮番冲击下,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也通过全球化、因特网波及中国等新兴国家,企业家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基业常青、爱护员工、鼓励忠诚、尊重传统,而是在短效化浪潮中一味追求股东利益和既得利益,抛弃了强文化企业维系员工行之有效的传统价值观。随着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回望历史,反思现实,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进而追求一种较为和谐而平衡的价值观。本文对丰富的近代银行的企业文化进行了初步梳理,对于提升当前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企业文化近代银行传统价值银行家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60-04
八十年代以降,诞生于日本而兴盛于美国的企业文化,被中国企业广泛重视和推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随着企业发展普遍由创业期进入成长期,创业期行之有效的以物质激励为导向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经济人”假设在管理实践中频遭杯葛,日显其局限性。人们开始反思企业文化,作为这种反思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企业文化不但来之现实的功利需求,同样来之历史的传统积淀。一种无凭无据的企业文化,势必阻碍内部交流,增加企业沟通和管理成本。而回望历史并且从中提取充盈生命力的优秀文化,无疑能够事半功倍地促进企业发展。
按照泰勒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就是人作为某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一切能力或习性的总体。”这个定义突出了文化来源的历史性、文化主体的群体性和文化内容的广泛性特点。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必然受制于文化特性,作为一种习性企业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内涵企业文化是广泛多样的。研究发现,企业文化的形成必须重视借鉴传统文化,必须抓住具有稳定性的企业道德。
中国企业的历史积淀是深厚而又深刻的。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松下公司、美国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它的做法和形式,都可以在穆藕初、卢作孚、陈光甫等创办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找到雏形。这些企业奉行“知行合一”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唱诵厂歌,发放格言式小册子,组织各种非正式的“研究会”、兴趣小组,开展体现精神面貌的礼仪活动等,大力传扬企业精神。这些从价值观念、企业精神到文化礼仪、文化网络等各层次活动,与当代企业文化所表述的内容基本契合。
翻阅中国近代金融史,我们同样惊喜地发现,中国近代银行在其沉浮发展过程中给后继者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积淀,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借鉴和发扬。具有当代价值的老银行的文化积淀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得到展开。
一、重视人伦的思想有助于“以人为本”管理特色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伦理为主的人际关系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强调统治者要想使天下稳固,就要善于掌握民情、把握民心,只要理顺人伦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好处理,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种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有利于企业各项工作突出人的主体作用,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宗旨是吻合的。长期以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影响着老银行各层次职员,形成了一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化氛围,十分强调发挥人的精神力量。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廉洁奉公,体恤员工,威望很高。有一次,宋汉章吊唁一位病逝的高年资小职员,看到老员工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滂沱大雨竟然打湿了他的鞋子。宋汉章十分难过地说:“这位老员工为中行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像样的居室都没有!中行有愧于他!”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油然而生。从此中行别业,九宅头,富民路、同孚路、福煦路公寓纷纷拔地而起。尤其是位于万航渡路623弄的中行别业,煤气、水汀、壁橱、打蜡油木地板样样俱全,区内设有供员工结婚之用的大礼堂,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还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在这里看病免费、上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留学可申请低息贷款,周末总行老总张公权轮流在附近的中行俱乐部请中下级职员聚餐,大家团结友爱,颇有社会主义之风。
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直提倡“行即是我,我即是行”,允许职工购买银行股票,并为员工提供银行界的最佳福利待遇,员工有集体宿舍、来回班车、免费午餐,即便是初入银行的小职员,待遇也在30—40元,足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有点“高薪养廉”的意思。陈光甫深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行里经常开办培训班、训练班和各种知识讲座,向行员灌输新的学识,鼓励行员掌握新的业务知识。上海银行人才之多是社会公认的。由该行输送到公私银行的高级经理多达数十人,其中有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中国人民银行高级顾问资耀中等。
二、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有助于引导职工确立优秀的价值观念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这就是说,用政治、法律和刑法来对待他们,人民只是免于罪过而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规范他们,人民便知廉耻且乐于服从。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人人有羞耻之心,关键在于用高尚的道德去教育、感化他们。
民国期间,上海银行业年年都有舞弊案发生。陈光甫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本来就容易让人堕落,如果放任年轻人到舞场去,早晚要出事。于是严格规定不许员工涉足舞场、赌场等娱乐场所,一旦发现,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或开除处分。陈光甫之所以要把宿舍安排在偏远的地方,就是为了使年轻人避开坏的诱惑。宿舍区条件很好,斯诺克、乒乓、棋牌室一应俱全,唯独不准打麻将。银行的图书馆、同乐会都是那时建起来的,意在提倡“正当的娱乐,希望员工从中得到良好的精神食粮。
上海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经常挑选一批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和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行员到美国的银行接受专业训练或进修实习。当时的银行家认为,派送高级职员去国外学习,必须自己先有品德修养,否则“一到人家五花八门之社会”就会“眩于目而荡于气”,徒然增加“桀骜心理”和“派头”,却“学不到人家之深处好处”。陈光甫最讨厌“三爷作风”,提出“打到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他指出:“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这三者对银行的发展绝无好处,必须排斥。当时镇扬帮在银行界很有名,而陈光甫就是不搞裙带关系,在上海银行高级职员中好多是浙江人、四川人、江苏人、广东人、河北人、江西人、湖南人、福建人。浙江实业银行行内甚少裙带关系,全行200余名职工中没有总经理李铭的子侄亲戚,好多普通员工都从低级职员升至襄理、经理,职工感到机会均等,工作热情十分浓厚。
近代银行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进进出出。时任中国银行老行长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一双皮鞋都被磨得发花了还在穿。有一次,银行工友去他家里送文件,远远看见他用一根筷子穿着几根油条从外面回来。他一生都没有置办过一处物业,晚年在香港的二房一厅居所竟然不用空调,实在热时就去底下理发店或者银行大堂吹空调。位列当时上海金融业“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公权,一生在金融界打拼,晚年在美国受困于居无定所,后来还是别人集资帮助解决了问题。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程慕灏从不进舞场赌场,他公私分明,常到超市买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从不用行里的信纸。
三、强调群体意识有利于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传统文化一大思维特点,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即所谓“天人合一”,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得到映证,反之亦然。从现代哲学观点看,古人是把“天地神人”视为一个有组织的严密的大系统,每个部分都受到系统的制约。这种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自然影响到老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使他们十分看重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
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九一八”之后,他带头为难民捐款,经常同徐新六、张公权、陈光甫、蒋百里讨论国内局势,昼夜伏案撰写大后方金融建设报告,备受各方称赞,一一付诸实施。八一三前夕,他在上海电台做誓死抗日的演讲,他说“我出身贫民之子,设使我为此次战争而牺牲,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这句话竟不幸成谶。1937年他在从香港飞赴重庆参加财政部会议时,搭乘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在中山县上空被日机击落,不幸为国捐躯。
中国近代银行在发钞问题上十分看重信誉。民国初年,孙中山向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请教发钞问题。梁士诒回答:“今者卑无高论,先从政府组织以健全之中央银行,试行统一币制方案;为发行纸币五千万,先将现金一千五百万熔化,制成银山,置于中华门外之丹墀,以示人民曰:此国家准备库也。所发行之纸币日多,所积之银山愈大,信用既著,习惯自然,假以时日,以一纸风行全国,又何难哉!”孙中山听后感喟:“闻君伟论,极佩荩筹”。可惜,深知信誉重要的梁士诒后来由于政治牵累,在执掌行务期间不断为政府垫款、发钞,竟至于引起“两次停兑”。幸亏后继者钱新之开展了以“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为核心的大刀阔斧改革,收缩向地方官厅的借款,规定领取钞券必须缴纳六成现金或四成有价证券,并公之于众,终于取得了社会的信任,业务发展大为改观。后来的银行家在开展发钞业务时,都十分重视“发钞要尽力取信社会”,注重现金的足额准备。
近代银行非常重视服务社会。当时的商业社会奉行的是在商言商。陈光甫的上海商业银行却提出以“服务社会”为行训。有一次,一位衣衫不甚体面的顾客好奇地张望了一下保管箱库房门口的设施,而被工友阻止其进入。陈光甫知道后不仅派人持道歉函表示致歉,并邀请他前来参观。这种把顾客当作“不可得罪的人”的态度,自是强调“服务社会”行训的具体体现。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此非饱食暖衣,亦非逍遥无事,即为快乐。并非有钱有势即为快乐。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走来,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上海银行是苦出身,创办资本仅十万元,存款极少。迄今十七年,资本已增至五百万元,存款达一亿二千万元,此无他,因能认定服务社会为第一目标,努力迈进,方有今日之基础。”
四、崇尚礼仪的传统有助于各种文化典仪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历来强调用各种礼治和仪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这对于当代银行员工形成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建设卓有成效的文化礼仪极为有利。
当时的中国银行非常重视文化礼仪。新员工进行时会被告诫:“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按照惯例,新行员一入行即发一把长二尺宽七寸沉甸甸的全红木算盘。员工结婚,不论职位高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于一个西厨的月薪,这份礼算是很有分量的。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义。
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每星期四组织一次同仁聚会的习惯。他说聚餐“即为欲求与诸君认识,并与同人间相互认识之机会”,“鄙人平时无暇与诸君谈话,故值聚餐之期无论如何必趁此机会与诸君晤谈,唯本行同人数百,鄙人难免记错,有张冠李戴之时,然必求能以认识,亦以诸君设法认识他人,并求他人之认识本人。”“一方面应以求相互认识,一方面亦以鄙人责任太重,欲籍此举参以引起同人之同情心,冀收通力合作之功,分担责任”。
民国期间的交通银行有修史的传统。该行参照前清翰林院修史模式,规定每十年修一史。为保证质量,成立了由行内高级职员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参与编修的必须具有相当资格的资深行员。交行的修史传统不仅保留了大量历史资料,而且形成了弘扬传统、尊重历史的良好风气。
五、崇文好学精神长期存在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一个社会的根本的文化气质,将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相处的方式。老银行具有崇文好学的精神气质,老银行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显得委婉含蓄、不失分寸。即使在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也总是以“不伤和气”、“不撕破脸皮”为基本要则,因此而同人和睦、社会安定。老银行有重文好学的传统,喜好文采,讲究书法美,爱好美好的事物。从历史来看,老银行讲究一手漂亮的书法,重视业余文化活动,百来年间,孕育了一大批深具文化底蕴的职员。
中国首批银行家,多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还留学外国,掌握了西方现代金融知识。在110名著名的银行家中,曾留学外国者48人,占43.6%。其中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共22人,占20%,如钱新之、李铭、吴鼎昌、谈荔孙、周作民等。留学美国次之,共17人,占15%,如宋子文、陈光甫、王志莘等。留学英国者又次之,共6人,如徐新六。此外还有法国、德国者。
中国近代银行的员工无论职位高低一般均写得一手好字。胡笔江从小在私塾中练得一手颜体好字,人说字如其人,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天晚上,梁士诒有事到交行,此时银行已下班,整个大院灯火寥落。梁问工友尚有谁在,工友答只胡笔江在。梁即叫工友召胡笔江来,见胡笔江一表人才,写一手好字,答对起来滔滔不绝且条理清晰,就对协理任振采说:“胡是一个得力人员,可逾格提拔。”从此胡笔江连连晋级,从总稽核、北京分行副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直至日后擢升为中国金融巨子。陈光甫曾经说:“中西字体必须端正清秀,数目字尤须整齐是也。数目字虽最容易抄写,然可就其整齐与否测验其人之性情。如行列整齐,位置平直,其人必性情端正,而恭敬将事者。”
银行界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戏剧家宋春舫,小说家林徽因,诗人王辛笛、袁水拍都曾经有银行工作的经历。陈光甫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生,他从自己求学经历中深知图书馆对个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性,曾经把创办海光图书馆与创建上海银行、开办中国旅行社相提并论,早年以私人藏书在行内开设图书馆,并聘请著名戏剧家宋春舫担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还委托复旦大学教授林同济在美国采购图书。1948年,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上海番禺路209弄16号建立,初建时藏书1万余册,外文图书6000余册,以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类为主,包括许多外国哲学家、文学家的原著全集。建国后银行将海光图书馆捐献给市文化局,后又转至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至今还在为国家建设贡献着力量。
收藏书籍是不少银行家的嗜好。交通银行协理人任振采是著名的藏书家,天津图书馆是我国收藏地方志的重镇,其收藏的3686种地方之中,任振采所捐的旧藏2591种,占70%。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论著辑集取名为《叶景揆杂著》。该行常务董事蒋抑厄研究“说文”和“小学”,著有《文始》一书。他们两人与张元济、顾廷龙于1938年在上海租界创设合众图书馆,出资购地建造馆址,收集珍贵古籍版本书籍,还把自己的各有万册左右的藏书捐入该馆。作为专门收藏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读者遍及全国各地,著名学者郭绍虞、钱钟书、周谷城、蔡尚思、顾颉刚、郑振铎、陈寅恪、陈垣、胡适先后到馆或发函查询资料,更可见这些银行家对金融企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用心之专、用力之勤。
关键词: 企业文化近代银行传统价值银行家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60-04
八十年代以降,诞生于日本而兴盛于美国的企业文化,被中国企业广泛重视和推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随着企业发展普遍由创业期进入成长期,创业期行之有效的以物质激励为导向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经济人”假设在管理实践中频遭杯葛,日显其局限性。人们开始反思企业文化,作为这种反思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企业文化不但来之现实的功利需求,同样来之历史的传统积淀。一种无凭无据的企业文化,势必阻碍内部交流,增加企业沟通和管理成本。而回望历史并且从中提取充盈生命力的优秀文化,无疑能够事半功倍地促进企业发展。
按照泰勒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就是人作为某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一切能力或习性的总体。”这个定义突出了文化来源的历史性、文化主体的群体性和文化内容的广泛性特点。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必然受制于文化特性,作为一种习性企业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内涵企业文化是广泛多样的。研究发现,企业文化的形成必须重视借鉴传统文化,必须抓住具有稳定性的企业道德。
中国企业的历史积淀是深厚而又深刻的。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松下公司、美国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它的做法和形式,都可以在穆藕初、卢作孚、陈光甫等创办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找到雏形。这些企业奉行“知行合一”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唱诵厂歌,发放格言式小册子,组织各种非正式的“研究会”、兴趣小组,开展体现精神面貌的礼仪活动等,大力传扬企业精神。这些从价值观念、企业精神到文化礼仪、文化网络等各层次活动,与当代企业文化所表述的内容基本契合。
翻阅中国近代金融史,我们同样惊喜地发现,中国近代银行在其沉浮发展过程中给后继者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积淀,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借鉴和发扬。具有当代价值的老银行的文化积淀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得到展开。
一、重视人伦的思想有助于“以人为本”管理特色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伦理为主的人际关系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强调统治者要想使天下稳固,就要善于掌握民情、把握民心,只要理顺人伦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好处理,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种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有利于企业各项工作突出人的主体作用,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宗旨是吻合的。长期以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影响着老银行各层次职员,形成了一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化氛围,十分强调发挥人的精神力量。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廉洁奉公,体恤员工,威望很高。有一次,宋汉章吊唁一位病逝的高年资小职员,看到老员工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滂沱大雨竟然打湿了他的鞋子。宋汉章十分难过地说:“这位老员工为中行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像样的居室都没有!中行有愧于他!”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油然而生。从此中行别业,九宅头,富民路、同孚路、福煦路公寓纷纷拔地而起。尤其是位于万航渡路623弄的中行别业,煤气、水汀、壁橱、打蜡油木地板样样俱全,区内设有供员工结婚之用的大礼堂,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还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在这里看病免费、上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留学可申请低息贷款,周末总行老总张公权轮流在附近的中行俱乐部请中下级职员聚餐,大家团结友爱,颇有社会主义之风。
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直提倡“行即是我,我即是行”,允许职工购买银行股票,并为员工提供银行界的最佳福利待遇,员工有集体宿舍、来回班车、免费午餐,即便是初入银行的小职员,待遇也在30—40元,足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有点“高薪养廉”的意思。陈光甫深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行里经常开办培训班、训练班和各种知识讲座,向行员灌输新的学识,鼓励行员掌握新的业务知识。上海银行人才之多是社会公认的。由该行输送到公私银行的高级经理多达数十人,其中有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中国人民银行高级顾问资耀中等。
二、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有助于引导职工确立优秀的价值观念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这就是说,用政治、法律和刑法来对待他们,人民只是免于罪过而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规范他们,人民便知廉耻且乐于服从。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人人有羞耻之心,关键在于用高尚的道德去教育、感化他们。
民国期间,上海银行业年年都有舞弊案发生。陈光甫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本来就容易让人堕落,如果放任年轻人到舞场去,早晚要出事。于是严格规定不许员工涉足舞场、赌场等娱乐场所,一旦发现,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或开除处分。陈光甫之所以要把宿舍安排在偏远的地方,就是为了使年轻人避开坏的诱惑。宿舍区条件很好,斯诺克、乒乓、棋牌室一应俱全,唯独不准打麻将。银行的图书馆、同乐会都是那时建起来的,意在提倡“正当的娱乐,希望员工从中得到良好的精神食粮。
上海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经常挑选一批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和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行员到美国的银行接受专业训练或进修实习。当时的银行家认为,派送高级职员去国外学习,必须自己先有品德修养,否则“一到人家五花八门之社会”就会“眩于目而荡于气”,徒然增加“桀骜心理”和“派头”,却“学不到人家之深处好处”。陈光甫最讨厌“三爷作风”,提出“打到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他指出:“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这三者对银行的发展绝无好处,必须排斥。当时镇扬帮在银行界很有名,而陈光甫就是不搞裙带关系,在上海银行高级职员中好多是浙江人、四川人、江苏人、广东人、河北人、江西人、湖南人、福建人。浙江实业银行行内甚少裙带关系,全行200余名职工中没有总经理李铭的子侄亲戚,好多普通员工都从低级职员升至襄理、经理,职工感到机会均等,工作热情十分浓厚。
近代银行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进进出出。时任中国银行老行长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一双皮鞋都被磨得发花了还在穿。有一次,银行工友去他家里送文件,远远看见他用一根筷子穿着几根油条从外面回来。他一生都没有置办过一处物业,晚年在香港的二房一厅居所竟然不用空调,实在热时就去底下理发店或者银行大堂吹空调。位列当时上海金融业“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公权,一生在金融界打拼,晚年在美国受困于居无定所,后来还是别人集资帮助解决了问题。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程慕灏从不进舞场赌场,他公私分明,常到超市买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从不用行里的信纸。
三、强调群体意识有利于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传统文化一大思维特点,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即所谓“天人合一”,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得到映证,反之亦然。从现代哲学观点看,古人是把“天地神人”视为一个有组织的严密的大系统,每个部分都受到系统的制约。这种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自然影响到老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使他们十分看重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
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九一八”之后,他带头为难民捐款,经常同徐新六、张公权、陈光甫、蒋百里讨论国内局势,昼夜伏案撰写大后方金融建设报告,备受各方称赞,一一付诸实施。八一三前夕,他在上海电台做誓死抗日的演讲,他说“我出身贫民之子,设使我为此次战争而牺牲,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这句话竟不幸成谶。1937年他在从香港飞赴重庆参加财政部会议时,搭乘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在中山县上空被日机击落,不幸为国捐躯。
中国近代银行在发钞问题上十分看重信誉。民国初年,孙中山向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请教发钞问题。梁士诒回答:“今者卑无高论,先从政府组织以健全之中央银行,试行统一币制方案;为发行纸币五千万,先将现金一千五百万熔化,制成银山,置于中华门外之丹墀,以示人民曰:此国家准备库也。所发行之纸币日多,所积之银山愈大,信用既著,习惯自然,假以时日,以一纸风行全国,又何难哉!”孙中山听后感喟:“闻君伟论,极佩荩筹”。可惜,深知信誉重要的梁士诒后来由于政治牵累,在执掌行务期间不断为政府垫款、发钞,竟至于引起“两次停兑”。幸亏后继者钱新之开展了以“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为核心的大刀阔斧改革,收缩向地方官厅的借款,规定领取钞券必须缴纳六成现金或四成有价证券,并公之于众,终于取得了社会的信任,业务发展大为改观。后来的银行家在开展发钞业务时,都十分重视“发钞要尽力取信社会”,注重现金的足额准备。
近代银行非常重视服务社会。当时的商业社会奉行的是在商言商。陈光甫的上海商业银行却提出以“服务社会”为行训。有一次,一位衣衫不甚体面的顾客好奇地张望了一下保管箱库房门口的设施,而被工友阻止其进入。陈光甫知道后不仅派人持道歉函表示致歉,并邀请他前来参观。这种把顾客当作“不可得罪的人”的态度,自是强调“服务社会”行训的具体体现。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此非饱食暖衣,亦非逍遥无事,即为快乐。并非有钱有势即为快乐。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走来,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上海银行是苦出身,创办资本仅十万元,存款极少。迄今十七年,资本已增至五百万元,存款达一亿二千万元,此无他,因能认定服务社会为第一目标,努力迈进,方有今日之基础。”
四、崇尚礼仪的传统有助于各种文化典仪的建构
中国是一个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历来强调用各种礼治和仪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这对于当代银行员工形成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建设卓有成效的文化礼仪极为有利。
当时的中国银行非常重视文化礼仪。新员工进行时会被告诫:“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按照惯例,新行员一入行即发一把长二尺宽七寸沉甸甸的全红木算盘。员工结婚,不论职位高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于一个西厨的月薪,这份礼算是很有分量的。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义。
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每星期四组织一次同仁聚会的习惯。他说聚餐“即为欲求与诸君认识,并与同人间相互认识之机会”,“鄙人平时无暇与诸君谈话,故值聚餐之期无论如何必趁此机会与诸君晤谈,唯本行同人数百,鄙人难免记错,有张冠李戴之时,然必求能以认识,亦以诸君设法认识他人,并求他人之认识本人。”“一方面应以求相互认识,一方面亦以鄙人责任太重,欲籍此举参以引起同人之同情心,冀收通力合作之功,分担责任”。
民国期间的交通银行有修史的传统。该行参照前清翰林院修史模式,规定每十年修一史。为保证质量,成立了由行内高级职员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参与编修的必须具有相当资格的资深行员。交行的修史传统不仅保留了大量历史资料,而且形成了弘扬传统、尊重历史的良好风气。
五、崇文好学精神长期存在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一个社会的根本的文化气质,将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相处的方式。老银行具有崇文好学的精神气质,老银行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显得委婉含蓄、不失分寸。即使在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也总是以“不伤和气”、“不撕破脸皮”为基本要则,因此而同人和睦、社会安定。老银行有重文好学的传统,喜好文采,讲究书法美,爱好美好的事物。从历史来看,老银行讲究一手漂亮的书法,重视业余文化活动,百来年间,孕育了一大批深具文化底蕴的职员。
中国首批银行家,多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还留学外国,掌握了西方现代金融知识。在110名著名的银行家中,曾留学外国者48人,占43.6%。其中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共22人,占20%,如钱新之、李铭、吴鼎昌、谈荔孙、周作民等。留学美国次之,共17人,占15%,如宋子文、陈光甫、王志莘等。留学英国者又次之,共6人,如徐新六。此外还有法国、德国者。
中国近代银行的员工无论职位高低一般均写得一手好字。胡笔江从小在私塾中练得一手颜体好字,人说字如其人,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天晚上,梁士诒有事到交行,此时银行已下班,整个大院灯火寥落。梁问工友尚有谁在,工友答只胡笔江在。梁即叫工友召胡笔江来,见胡笔江一表人才,写一手好字,答对起来滔滔不绝且条理清晰,就对协理任振采说:“胡是一个得力人员,可逾格提拔。”从此胡笔江连连晋级,从总稽核、北京分行副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直至日后擢升为中国金融巨子。陈光甫曾经说:“中西字体必须端正清秀,数目字尤须整齐是也。数目字虽最容易抄写,然可就其整齐与否测验其人之性情。如行列整齐,位置平直,其人必性情端正,而恭敬将事者。”
银行界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戏剧家宋春舫,小说家林徽因,诗人王辛笛、袁水拍都曾经有银行工作的经历。陈光甫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生,他从自己求学经历中深知图书馆对个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性,曾经把创办海光图书馆与创建上海银行、开办中国旅行社相提并论,早年以私人藏书在行内开设图书馆,并聘请著名戏剧家宋春舫担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还委托复旦大学教授林同济在美国采购图书。1948年,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上海番禺路209弄16号建立,初建时藏书1万余册,外文图书6000余册,以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类为主,包括许多外国哲学家、文学家的原著全集。建国后银行将海光图书馆捐献给市文化局,后又转至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至今还在为国家建设贡献着力量。
收藏书籍是不少银行家的嗜好。交通银行协理人任振采是著名的藏书家,天津图书馆是我国收藏地方志的重镇,其收藏的3686种地方之中,任振采所捐的旧藏2591种,占70%。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论著辑集取名为《叶景揆杂著》。该行常务董事蒋抑厄研究“说文”和“小学”,著有《文始》一书。他们两人与张元济、顾廷龙于1938年在上海租界创设合众图书馆,出资购地建造馆址,收集珍贵古籍版本书籍,还把自己的各有万册左右的藏书捐入该馆。作为专门收藏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读者遍及全国各地,著名学者郭绍虞、钱钟书、周谷城、蔡尚思、顾颉刚、郑振铎、陈寅恪、陈垣、胡适先后到馆或发函查询资料,更可见这些银行家对金融企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用心之专、用力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