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中国网民，受到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海外媒体给在网络发泄暴力情绪的部分中国网民冠以“网络暴民”称号。网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一场群体的道德讨伐。网民的某些不当言论不仅违反了道德标准，甚至逾越了法律底线。网络言论中，不乏一些人，以非理性、非道德的观点来谴责、批评非理性、非道德的事件。当我们以网络舆论这种自身就缺乏监督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社会、他人的行为时，是否应当考虑此种监督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强调权利但不能淡化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某些网络言论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这使得民意能够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强势舆论，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亦不可否认某些情绪化、偏激性的观点不仅阻碍了问题的解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司法、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果不对网民言论加以引导、监督，那些隐藏在正面舆论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必会被忽视，甚至被漠视。当法律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其权威性必将遭受质疑。这将直接对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冲击；且若形成情绪型舆论或负面舆论，其社会危害性更无法预测。这种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还很可能让普通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从而引发信任危机或增加民众激进情绪，使社会公信力的成本代价增大。
　　目前，网络言论处于匿名性与虚拟性交织的状态，发言者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言论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的自由。网络言论自由应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底线。
　　 在不应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高帽”下，法律规制步入困窘之地。我们必须明确：强调权利的同时不能淡化责任。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纯粹的自由，需要对它加以限制，以防止因权利滥用对国家、社会或者他人造成侵害。而且，我国网络道德规范框架尚处于雏形之中，自下而上的自律体系的形成也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
　　
　　网络机制有待健全
　　
　　 在网络匿名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不被标识，匿名表达的“马甲”，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当个体融入群体后，“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又让其认为自己的放纵行为不会受到惩罚。在法律约束力低下与惩罚机制缺失的状态下，有些人任意“天马行空”。现阶段，实施网络实名制尚不具备客观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消除法律对网络信息监管的盲区，完善法律条款，对网络言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现行法律中某些条款为原则性，缺少惩罚性措施，可以考虑在实体性法律中增加相关规范：扩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涵盖范围，令其能覆盖到“网络情绪型舆论”；对《刑法》的某些条款进行扩展，规范网络传播危害信息、虚假信息的行为。加大侮辱罪及诽谤罪的处罚力度，惩罚及预防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在《民法》体系中，将隐私权从名誉权的保护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直接保护。
　　 在传统媒体中，缺乏民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空间。网络言论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不公平、丑恶现象的谴责、批判、不满，它的正面作用必须肯定。只是有些人对事物的判断牵扯进个人私利，令它变成宣泄的工具。网络言论需通过网络平台才可以表达、传播；所以，规范网络服务商行为成为必然选择。我们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网络服务商的实体责任，如：应在显著位置提示网络用户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发言的义务；其对含有明显违法内容、侵权内容的言论立即停止传播并及时删除，同时保存有关记录的义务；提供侵权人的真实信息与相关证据的义务。现行法律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采取的是“避风港原则”，而且如何证明网络服务商没有及时履行删除义务是一大难题，这不利于被侵权人寻求救济。
　　 网络中，个体的力量十分微薄。当个体权利遭受不当言论侵害作出反应时，侵权人早已消失在虚拟世界中，或者个体直接面对强势群体。如果由相关的全国性行业协会设立网上违法、侵权案件协查机构，或许更利于弱势状态下的个体寻求救济。同时，可以采取必要的言论引导措施，如：大力开展与网络言论相关的普法教育、道德教育活动，提高网民素质；发挥资深媒体的导向作用等。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言论自由不同于管制言论自由，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限制与管制的一字之差，体现的却是宪政国家与专政政府的本质不同，是民主与专制的天壤之别。
　　 网络，本寄托着民意表达、舆论监督的重任与希冀，现在却成为道德与法律难以抵达的荒芜地带。在网民高呼言论自由权口号、高举道德标准大旗的背后，是网络言论权利本位的无限扩张和义务本位的阶段性缺失。而这一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是推进民主进程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