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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夏，李秉德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其父自幼酷爱读书，曾在科举制度末期考功名，虽未考中，却留身教，以读书、求知为家风根本，以《四书》、《史记》等为庭训内容。李秉德是其长子，刻苦求学，利用兼职收入和奖学金承担三个弟弟的上学费用。他选定“教育救国”之路，终生不渝。
从1930年代参与“廉方教学法”实验，到2004年末发表《我对教师专业的思考》专文，李秉德一生热爱学生，钟情教育事业，经历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岗位全程实践。他深耕课程教学理论、语文教学方法和教育科学研究法，从事教育实验，倾力教书育人，造就专业栋梁，研究成果数百万言，对现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教育学院一项以“现代中国精神”命题的课题，旨在“理解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其中描述了六位知名教育家，李秉德被置首。“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八种，含《李秉德教育文集》。其代表性著作有《小学语文教学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论》等。其教育实践及思想遗产的价值尚待政学两界及全社会充分认识。
1930年，李秉德考入河南大学。大一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辅修教育专业。一年后，他把主、辅修位置做了互换，由此奠定一生安心立命所在。
李秉德在欧留学期间（1948年）
这次专业调整，源自一位老师和一门课。老师姓邰名爽秋。课程是“中国教育出路问题”。邰爽秋当时在河南大学教育系讲授这门课，每周一次，没有固定教材，由教师推荐报刊相关文章。学生读后，教师主讲，大家讨论。学生读到的，多是国难日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等世相，课堂话题自然不止教育。
李秉德说，邰先生曾在上海经历“一·二八”沪战，对国家危机有切身感受。他“把全部人格注入此课程。带着忧患意识深入探讨中国出路，上课时痛哭流涕，有人呼为‘邰疯子’，他从此课中确立了他的‘念二主义’——于民国廿二年即1933年确定”。
不妨在这里把“念二主义”理解为“教育救国主义”。
一人之哭，千万人之哭。邰先生为中国命运而哭，哭到李秉德心里，从课上到课下，“深为他的真情及表里言行如一所感动。从此决心从事教育工作，立下了教育救国志”。
这不是一时冲动。从中学到大学，李秉德先后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卅”（沪案）、五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国内战争更是连绵不断。外患内忧，民生凋敝，瞻念国运，希望何在？在邰爽秋的课堂上，他“产生了一个青年对于国家民族应有的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从邰爽秋的言行教诲中，他看到一条植根于教育的国家出路，从此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70多年后，李秉德先生于2004年写文章说：“作为一个教师，三十年代的人使命感特别强，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此中心情，非亲历，恐难体会。
李秉德立志教育救国之时，中国正有一群大先生，把教育改革做得有声有色，扎扎实实。
1934年，李秉德大学毕业前夕，有机会访问一些著名的教育改革基地。他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实验县和山东邹平实验县，分别听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位先生的讲演和谈话。他们两位博大的胸怀和深入的见解，特别是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感动了我。”
一时感动易，一生感动难。李秉德的感动持续了一生。他的教育报国实践能历经坎坷而终生不渝，既需要高度清醒的理性支撑，也需要巨大的情感积累和投入。他在这个方面的体验一直延续到晚年，并郑重写入相关文章，以告来者。
定县、邹平两地见闻，为李秉德打开眼界，却未解其渴。他又到北平、南京、上海、无锡、杭州等地，考察大大小小的实验区，访问不同类型的实验学校，接触到黄炎培、陶行知等前辈教育家的教育实验。在晓庄学校，在山海工学团，实验方向、重点、方式各有不同，李秉德却看到了共同的内在精神——毕生从教，矢志不渝；目光远大，教育救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躬身实践，富于创造。他受到刻骨铭心的感染，奠定了一生注重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思想基础。
对李秉德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李廉方。他早年留学日本，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后就职河南大学文学院长和教育系主任。当时，李廉方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教育实验区，由省教育厅和河南大学合作，经省政府批准，于1933年开始运行，李廉方任该实验区委员会委员长。
1934年，李秉德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受聘于李廉方，成为开封教育实验区“大花园教育村主办干事”，具体参与“廉方教学法”的实施。这是他教育生涯的正式开端。
在这个开端上，面对实际，开展实验，验证实效，积累实证，需要实干。
“廉方教学法”的基本实验意图，是在一般學校的通行教学模式（如分科教学、班级教学、课本教学、分段教学、死记硬背、训导分离等）之外另创一套教法，使小学生在更自由、自如的状态中获得更好学习效果，用两年半时间，完成部定四年初小正规教育达到的读写计算等水平。
不难设想，这对教程设计、教材编写、教师讲授等，无疑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背后，须对既定知识系统作出专有梳理，对儿童认知心理作精到把握，对一代新人的精神发育质量承担历史责任。
李秉德初出茅庐，等待他的不是按部就班的职业饭碗，而是一番改革实验，需要有更多付出和担当。有难度，更有磨砺。仅仅是系列教材中的普通读物，就须耗费大量心力。
1936年底，李秉德曾写专文《介绍二年半制》，其中说：“我们把当时在开封可以买到的各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尽量搜罗来，一本一本地加以审查。审查时不但要看该书内容是否健康，属何类别，深浅程度如何，而且还要看该书印刷字体大小、图画清晰美观程度是否适合儿童阅读。然后就书的深浅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读物中，就文艺、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类别作适当的搭配。此后再给每一本书做一个指引片……” 开课后，李廉方对教师的课堂指导具体到语言、动作，无微不至。李秉德从中领悟到，办教育要眼界开阔，又要精雕细刻。他说：“这两点对于我以后从事教育专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们的教育实验从1934年秋开始，一个学期后，效果初现。经测验，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优于一般学校。消息传开，河大教育系学生、河南境内许多师范学校学生就近参观，国内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远道而至，现场考察，其中有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等，有教育部督学顾树森等。
黄炎培回到上海后，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记述这次河南见闻，说起在大花园村参观的情况，对“廉方教学法”教育实验给予很好的评价。直到1950年代初，黄炎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扫盲问题，又一次提到当年在开封见证的教育实验效果。
李秉德躬身实践于“廉方教学法”的实验，体验越深，越是渴望进一步的专业深造机会。
1936年夏，他考取了燕京大学研究院开设的乡村教育奖学金研究生。这项奖学计划确定资助五名边远学校教师到燕京大学完成两年硕士课程，再到美国学习三年。获得奖学金者须到河北定县农村发展实验中心义务工作两年。
能读乡村教育硕士课程，提高专业学历；能到晏阳初所领导当时中国首要的农村教育事业基地工作；能从丰裕的奖学金和旅行补贴中省出弟弟们的读书费用……对李秉德来说，这是再理想不过的深造机会。他如愿以偿走进燕园；他用一年时间读完两年课程；他雄心勃勃，计划考察尽可能多的教育实验基地，实地访问了梁漱溟的山东邹县乡村建设基地、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育实验基地、陶行知的江苏、上海平民教育实验基地。为接触更多案例，他还到了广西、广东乃至香港等地。
1937年7月7日，北平经历“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李秉德留学梦碎。其教育救国心志经历淬火，愈加强固。他回到家乡河南，继续做农村教育实验工作。
1938年到1941年，李秉德就职于一所师范学校，为新式小学培训教师，准备师资。
李秉德（右八）和国立河南大学同学合影。右数第二位是其三弟李志尚
1941年底，母校发出召唤，他接受了河南大学教育系的聘书，欣然回校执教，同时也肩负起在抗战炮火中维系弦歌不绝的历史职责。家国同危，校址被迫一再迁移，家园不复。翻山越岭途中，他儿女中唯一的儿子就诞生在一个山沟中临时搭建的草庵里。他的一部书稿（《教育研究方法》）也丢失在离乱中的迁徙路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秉德重获深造机会，考取了官费赴瑞士洛桑大学留学资格。他因此有机会现场聆听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讲座，接受著名教育实验学者特伦斯的指导，续以日内瓦求学一年。此后又到巴黎大学访学四个月，还到了意大利、荷兰、英格兰、比利时等地，多方考察欧洲实验教育实况，进一步开阔视野，增益经验。
1949年秋，李秉德学成回国。他说：“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持观望态度，我则决心回国。”“吸引我回国的只是一种很单纯的想法：自从我开始受教育略懂点事的时候起，到现在这30多年间，国内一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乎难以维持。现在国家就要太平了，我这个学教育的，为国家，也为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可以发挥点作用的时候到来了。”
回国后，李秉德在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接受了八个月的“再教育”。主要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老师邰爽秋也和他一起学习这些政治知识。这段时间，他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李廉方，拜望李先生的时候，曾见到张澜先生，都是杰出的教育家。
对李秉德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陌生的，是全新的，是他此后从教工作所必须了解和遵循的。在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诸位老先生的报告声中，他意识到适应新社会要求的迫切性。他以前信奉的教育学说（如杜威教育主张）、尊敬的教育家（如陶行知先生等）都已开始陆续受到批评。他亲历这种大转弯似的巨变，希望自己跟上新时代的步调，包括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员。在《我是怎样从巴黎到兰州的》等文中，他如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1950年6月，李秉德受邀请参加教育部午餐会。有二十多位从欧美回国的学者到会，每位学者都在会后被安排了工作。李秉德奉派到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从其回忆文章中可知，从西安到兰州，他“在汽车上颠簸了六天”。到校后，住泥土屋，用煤油灯，条件艰苦之至。李秉德表示：“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对于给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满意。我一向是教书的，现在仍要我教书；而且我学的专业是教育，现在到师范学院工作，很对口径。我回国前的希望都如愿以偿了，怎能不高兴呢？”
李秉德受聘为西北师院教授，又被任命为副教务长。他的一位外国朋友说：“他還是全力以赴，在这所比较边远的学院履行着作为一名资深教授的责任，并在五个孩子的身上培育起了单纯的热爱教育的情怀。”
维系正常教务工作的同时，他建议各系学生毕业前做教育实习，据说这是全国首创。他倡导成立教研组，举行考生口试，也是甘肃全省最早的有益尝试。务实，创新，当年“廉方教学法”教育实验的精神，连接起他经历的两个时代。
1954年，李秉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民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1958年春，李秉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失却正常执教条件，直到“文革”结束。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年这一段时间几乎是个空白”。
1976年，以“文革”终止为标志，中国结束了长期动乱。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年谱》中连续五天记录的第一句，都是“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4日上午，他对现场教育工作者说：“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成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紧迫之情溢于言表。 “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普遍渴望。那个年代里，很多著名教授都说过类似的话。
李秉德心底的火苗亮得稍早一点。1969年到1972年，他曾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到西北师范学院附小去教高年级算数。大学教授教小学，他没有任何屈尊感，只有由衷喜悦。无论身世沉浮，能上讲台，有学生，他心里就多点踏实，多点温暖和光亮。
辛安亭是李秉德1950年代结识的同行，亦师亦友，时任甘肃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负责人。他知情后，无惧风险，三番五次做工作，把李秉德从附小要了出来，参加小学语文课本编写。这其中，有政治、业务上的信任，有人性温热，有做人之道，有担当之风。这份工作虽然只有几个月，却是李秉德非常看重的一段经历。这种君子之交，一直温暖着李秉德的后半生。
他热爱学生、用情极深，那样的晦暗岁月里，能有机会再上讲台，编教材，是艰难时世中的巨大安慰。他说：“我当时仍为我又可以做教育工作而高兴，……于是又认认真真地干了三年。”
“认认真真”这话，从李秉德口中说出，具有最高级别的分量。从初出茅庐，参与教育实验，到历尽艰辛，一以贯之从教，他就真是这么过来的。20世纪末，《群言》杂志采访他，嘱谈一生为人治学体会，他说：“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是相通的，都离不开‘老实’二字，即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自从1930年起读大学教育系本科，进入教育专业以来，距今已经66年有余，……我爱我的教育专业，不愿丢弃它，甚至在这一行很不行的时候也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学术上的一些禁区也开放了，我也似乎恢复了50年代初的旺盛精力，投身于教育工作。这十几年来我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也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段时间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是我仍然庆幸我毕竟还是遇上了这个富有生气的好时代。”这段文字，李秉德写于1993年。
“这十几年”的开端，是1978年。当时，中共中央在为冤假错案平反，李秉德接到通知，去学校档案室领回一些材料，主要是退还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书面检查。他在其中看到一个批示——“暂挂起来”。这是关于1947年留学生训练班一次会议情况的调查材料。调查人已在档案上注明没有问题，当时的负责人还是写下这四个字。这是李秉德“二十年来一直坎坎坷坷的根子”。
“挂”了二十年的无形绳索去除后，李秉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长年积累的能量得以喷发。《李秉德教育文集》（2011）一书选收专业文章54篇，其中写于1962年以前的仅10篇，其余皆是1978年后所写，占总量的80%以上。
黄炎培于1937年5月18日写给李秉德的信札
这些文章分属“教育科学研究”“教学理论”“语文教学”“人才培养”“教师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感悟”等专题。这些专题下面的文章，涉及教学原则、教学过程、教学环境、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教育学术交流、发育成长规律、教学论博士生的培养、高师教育实习、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发展战略、知识分子传统、职业教育发展、创新能力养成等等。其中的“教育发展战略”主题，是一介书生躬逢盛世的一个历史细节。当时，民盟中央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李秉德以其长年实践、丰厚积累，从西北一隅走上全国讲坛，和盟内同人费孝通、钱伟长、朱光潜、黄药眠等协力共进，响应当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呼唤，纵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并在全国政协大会议就重视教育、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业改革等发出呼吁，提出建议，坐而谈，起而行，正所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
纵观李秉德先生一生，其著述、其呼吁，来自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教育实践。他首先是认认真真把事情做了出来，想法、做法、过程、结果、得失……然后才把文章老老实实写了出来，经历、体验、见识、评价、主张……其事功，是弱水三千，其文章，则仅取一瓢。
仅仅是这一瓢，稍稍认真读读，便能感知李秉德教育思想的务实精神、开阔视野和丰厚气象。描述他，“知行合一”尚不足，还须加上“思”。厚重的《李秉德教育文集》可作实证。
文集之外，李秉德出版有教育学术专著多部，如《小学语文教学法》（1980）、《教育科学研究方法》（1986）和《教学论》（1991）。相关研究者说，“他编写的教科书至今被师范大学广泛采用”。
李秉德一生躬行教育的成果，著述只是一端。更重要、更值得他自豪的成果，则是他亲手灌溉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及其成就。他曾举例说，1952年，西北师院教育系学生景崇灿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埋头于平凡的教师工作，和母校不大联系。1980年代，李秉德去宁夏讲学，景崇灿时任中师教育学教师兼教导主任，每次报告必到场听讲，还围着李老师转来转去，不肯离开。李秉德为这种师生情谊所触动，体会到“只有教师才能感触到的一股暖流”，留下深刻印象。
1996年6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记宁夏伊信中学校长景崇灿》一文，李秉德读到，大为感动。他先后两度撰文，“赞颂她的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的精神”。文中说：“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学生的成就是对教师的最佳报偿。况且由于她的出色工作，又教育出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莫大喜悦。而且这种喜悦只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师范教育工作者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1979年，李秉德被学校任命为教育研究室主任，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他出任西北师院院长。1983年因年龄原因卸任院长职务后，他又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國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这位教育专业的老教师，承担起了更重的社会责任。
西北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时，宋平（左二）、李政道（左三）及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省长和李秉德（右一）交谈
1981年，李秉德成为第一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教学论博士生导师。多年里，他一直是西北地区唯一享此殊荣的学者。他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在中央及地方的一些教学、教育科研机构中发挥着骨干、带队的重要作用。他的学生中，还有我国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藏族学生，已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李秉德的五个儿女中，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成长为教师。他的家庭有“教育世家”之美誉。这美誉既来自政府授牌，也来自民间口碑。
1980年代初，李秉德出任西北师院院长后，为推进学校的国际交流，曾出访美国康州州立中央大学，与该校签署了建立姊妹学校协议书。他很重视培养人才可以共享的国际教育资源。
1989年春，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启动一个联合培养教育博士生的项目，由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执行，西北师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实际参与该项目的大学。加方项目负责人说，这所省属院校之所以走在了国家直属大学前边，“推动这一合作的力量正是来自于杰出的教育家李秉德教授”。
1992年10月，八十周岁的李秉德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参加“跨文化知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论坛。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旅行保险机构愿意为这样高龄的人提供旅行保险。“结果李秉德成了合作院校邀请的核心会议代表中最健康和最活跃的一位”。
全球视野，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最终落实于中国教育新路，是李秉德这次论坛演讲的突出特征，加方朋友评价为“激动人心”。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型的，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接触和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从未中断，一直有活力，自己早年在实际生活中接受的儒家道德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李秉德也梳理了“1840年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国情，庄严地表示：“中国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这条路子当然不会再是一百多年来的照抄照搬外国之路，但也决不能拐回头来再走中国文化传统的老路，而是要在已经走过的两条路子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新路子来。”
具体到教育领域，李秉德留意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理念的取长补短，互相启发、促进。他告诉外国同行：“8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重新翻译了过去的部分国外教育名著，而且又不断介绍当代的外国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是在虚心地急切地向外国的同行们学习的。”“关键的问题是把中西教育思想中积极的成分结合起来，然后再把它们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这就是今日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路。”
1992年，李秉德在上述演讲之外，还写有一篇文章——《从我国30年代的几位著名教育家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文中介绍了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李廉方、邰爽秋、孟宪承和陈鹤琴。年届八十，回首往事，李秉德在两代教育工作者之间看到了事业的传续，体验出这一传续过程中蕴含的情感脉络。
越十年，2002年，他写《一个老年教师的心声》，又一次提出教师本分中的“情感投入”。
李秉德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铭言作出睿智的解说。他认为，知识的力量是以隐性状态存在的，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教师是运用教育知识的人，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其主体性和思想情感活动。教师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和受教育者相适应，相呼应，才会发生应有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必须养成一种自觉的人文关怀，即“对于工作对象的人——个体及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关怀”。
李秉德说：“这种关怀之情一方面来自天性，另一方面也来自对于人（包括人个体及社会、国家）的发展前途的认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初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卖国行为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以及后来种种‘救国教育’的理论及实践之所以接连兴起，并为许多人所拥护的原因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内国外形势与过去已经是大不相同了，但是对于人个体与国家命运的爱的关怀方面的认识，以及对于这种关怀意识与情感的提高与培养，更须予以加强。”
“更须”之说，来自李秉德对现实问题的省察。1970年代末，他曾抽时间为小孙子糊了一顶风筝，要带幼童多玩耍。可是，名教授有时间，小孙子却抽不出时间，他家庭作业太多。从一个孩子看一代孩子，课业负担如此，个体和社会的前途命运怎样？不能不想。其中有祖孙之间的情感，更有一位老年教育工作者对一代新人成长环境的隐忧。他永远都在关注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及解决之道。
“力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专业人员乃至教育专家”，这是李秉德自我要求的底线，也是他对所有有志于教育事业者的共同期待。
怎样才算合格？他认为，首先就是职业道德，“就教师来说，就是师德。师德的核心是对下一代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和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期望紧密结合的”。
有了这种热爱，才会有只有这种热爱能带来的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永恒情感。
听听李秉德这句话吧——“人们常把教师比做蜡烛，以及在解释这个比喻时所说的一句话：‘教师好比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这个比喻并不是十分确切的，教师能像蜡烛那样照亮他人，这是教师的光荣任务。但教师在照亮别人的同时，并未毁灭自己。教师在胜利完成自己的育人工作中，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而且也从中得到受益、进步与快乐幸福的享受，这怎么能认为是一种毁灭呢？”
许多年后，李秉德之子李重庵出席浙江慈溪育才中学的校庆典礼，简要寄语全校教师说：“第一句话：做老师好。第二句话：做个好老师。第三句话：好好做老师！”语中深意，寄托了李家两代人对教育事业一以贯之的深情厚爱，表达了他们都曾真切体验过的那种浸入骨髓的教师幸福感。
2002年，李秉德九十周岁。他对教育专业人员：“对于曾经给予我以深刻的教育影响的老师和先辈们，我是怀着感谢与崇敬的心情来对待他们的。……对于现在仍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们和在你们教育影响下的更年轻的‘他们’来说，我是以羡慕的心情庆幸你们遇上了这千载难逢的新时代，正好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2004年，李秉德在一篇文章中说：“可爱的教育工作啊！假如我还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一定还选择教育这个专业。”
2005年，李秉德辞世。相信他愿意把这句话作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希望他、祝福他在天堂的学校里继续开心做教师，育人才，写文章，开风气。
作者简介：张冠生，学者，祖籍江蘇，现居北京，《中华儿女》杂志编委，《藏书》杂志总编辑，出版有《从前的先生》《晴耕雨读》《纸年轮》等著作。
从1930年代参与“廉方教学法”实验，到2004年末发表《我对教师专业的思考》专文，李秉德一生热爱学生，钟情教育事业，经历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岗位全程实践。他深耕课程教学理论、语文教学方法和教育科学研究法，从事教育实验，倾力教书育人，造就专业栋梁，研究成果数百万言，对现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港教育学院一项以“现代中国精神”命题的课题，旨在“理解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其中描述了六位知名教育家，李秉德被置首。“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八种，含《李秉德教育文集》。其代表性著作有《小学语文教学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论》等。其教育实践及思想遗产的价值尚待政学两界及全社会充分认识。
一位老师一门课，决定了一生志业
1930年，李秉德考入河南大学。大一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辅修教育专业。一年后，他把主、辅修位置做了互换，由此奠定一生安心立命所在。
这次专业调整，源自一位老师和一门课。老师姓邰名爽秋。课程是“中国教育出路问题”。邰爽秋当时在河南大学教育系讲授这门课，每周一次，没有固定教材，由教师推荐报刊相关文章。学生读后，教师主讲，大家讨论。学生读到的，多是国难日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等世相，课堂话题自然不止教育。
李秉德说，邰先生曾在上海经历“一·二八”沪战，对国家危机有切身感受。他“把全部人格注入此课程。带着忧患意识深入探讨中国出路，上课时痛哭流涕，有人呼为‘邰疯子’，他从此课中确立了他的‘念二主义’——于民国廿二年即1933年确定”。
不妨在这里把“念二主义”理解为“教育救国主义”。
一人之哭，千万人之哭。邰先生为中国命运而哭，哭到李秉德心里，从课上到课下，“深为他的真情及表里言行如一所感动。从此决心从事教育工作，立下了教育救国志”。
这不是一时冲动。从中学到大学，李秉德先后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卅”（沪案）、五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国内战争更是连绵不断。外患内忧，民生凋敝，瞻念国运，希望何在？在邰爽秋的课堂上，他“产生了一个青年对于国家民族应有的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从邰爽秋的言行教诲中，他看到一条植根于教育的国家出路，从此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70多年后，李秉德先生于2004年写文章说：“作为一个教师，三十年代的人使命感特别强，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此中心情，非亲历，恐难体会。
以前辈为楷模，养成务实精神
李秉德立志教育救国之时，中国正有一群大先生，把教育改革做得有声有色，扎扎实实。
1934年，李秉德大学毕业前夕，有机会访问一些著名的教育改革基地。他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实验县和山东邹平实验县，分别听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位先生的讲演和谈话。他们两位博大的胸怀和深入的见解，特别是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感动了我。”
一时感动易，一生感动难。李秉德的感动持续了一生。他的教育报国实践能历经坎坷而终生不渝，既需要高度清醒的理性支撑，也需要巨大的情感积累和投入。他在这个方面的体验一直延续到晚年，并郑重写入相关文章，以告来者。
定县、邹平两地见闻，为李秉德打开眼界，却未解其渴。他又到北平、南京、上海、无锡、杭州等地，考察大大小小的实验区，访问不同类型的实验学校，接触到黄炎培、陶行知等前辈教育家的教育实验。在晓庄学校，在山海工学团，实验方向、重点、方式各有不同，李秉德却看到了共同的内在精神——毕生从教，矢志不渝；目光远大，教育救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躬身实践，富于创造。他受到刻骨铭心的感染，奠定了一生注重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思想基础。
对李秉德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李廉方。他早年留学日本，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后就职河南大学文学院长和教育系主任。当时，李廉方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教育实验区，由省教育厅和河南大学合作，经省政府批准，于1933年开始运行，李廉方任该实验区委员会委员长。
1934年，李秉德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受聘于李廉方，成为开封教育实验区“大花园教育村主办干事”，具体参与“廉方教学法”的实施。这是他教育生涯的正式开端。
在这个开端上，面对实际，开展实验，验证实效，积累实证，需要实干。
初出茅庐，参与改革，脚踏实地，精雕细刻
“廉方教学法”的基本实验意图，是在一般學校的通行教学模式（如分科教学、班级教学、课本教学、分段教学、死记硬背、训导分离等）之外另创一套教法，使小学生在更自由、自如的状态中获得更好学习效果，用两年半时间，完成部定四年初小正规教育达到的读写计算等水平。
不难设想，这对教程设计、教材编写、教师讲授等，无疑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背后，须对既定知识系统作出专有梳理，对儿童认知心理作精到把握，对一代新人的精神发育质量承担历史责任。
李秉德初出茅庐，等待他的不是按部就班的职业饭碗，而是一番改革实验，需要有更多付出和担当。有难度，更有磨砺。仅仅是系列教材中的普通读物，就须耗费大量心力。
1936年底，李秉德曾写专文《介绍二年半制》，其中说：“我们把当时在开封可以买到的各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尽量搜罗来，一本一本地加以审查。审查时不但要看该书内容是否健康，属何类别，深浅程度如何，而且还要看该书印刷字体大小、图画清晰美观程度是否适合儿童阅读。然后就书的深浅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读物中，就文艺、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类别作适当的搭配。此后再给每一本书做一个指引片……” 开课后，李廉方对教师的课堂指导具体到语言、动作，无微不至。李秉德从中领悟到，办教育要眼界开阔，又要精雕细刻。他说：“这两点对于我以后从事教育专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们的教育实验从1934年秋开始，一个学期后，效果初现。经测验，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优于一般学校。消息传开，河大教育系学生、河南境内许多师范学校学生就近参观，国内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远道而至，现场考察，其中有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等，有教育部督学顾树森等。
黄炎培回到上海后，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记述这次河南见闻，说起在大花园村参观的情况，对“廉方教学法”教育实验给予很好的评价。直到1950年代初，黄炎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扫盲问题，又一次提到当年在开封见证的教育实验效果。
“国家就要太平了，我这个学教育的……”
李秉德躬身实践于“廉方教学法”的实验，体验越深，越是渴望进一步的专业深造机会。
1936年夏，他考取了燕京大学研究院开设的乡村教育奖学金研究生。这项奖学计划确定资助五名边远学校教师到燕京大学完成两年硕士课程，再到美国学习三年。获得奖学金者须到河北定县农村发展实验中心义务工作两年。
能读乡村教育硕士课程，提高专业学历；能到晏阳初所领导当时中国首要的农村教育事业基地工作；能从丰裕的奖学金和旅行补贴中省出弟弟们的读书费用……对李秉德来说，这是再理想不过的深造机会。他如愿以偿走进燕园；他用一年时间读完两年课程；他雄心勃勃，计划考察尽可能多的教育实验基地，实地访问了梁漱溟的山东邹县乡村建设基地、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育实验基地、陶行知的江苏、上海平民教育实验基地。为接触更多案例，他还到了广西、广东乃至香港等地。
1937年7月7日，北平经历“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李秉德留学梦碎。其教育救国心志经历淬火，愈加强固。他回到家乡河南，继续做农村教育实验工作。
1938年到1941年，李秉德就职于一所师范学校，为新式小学培训教师，准备师资。
1941年底，母校发出召唤，他接受了河南大学教育系的聘书，欣然回校执教，同时也肩负起在抗战炮火中维系弦歌不绝的历史职责。家国同危，校址被迫一再迁移，家园不复。翻山越岭途中，他儿女中唯一的儿子就诞生在一个山沟中临时搭建的草庵里。他的一部书稿（《教育研究方法》）也丢失在离乱中的迁徙路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秉德重获深造机会，考取了官费赴瑞士洛桑大学留学资格。他因此有机会现场聆听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讲座，接受著名教育实验学者特伦斯的指导，续以日内瓦求学一年。此后又到巴黎大学访学四个月，还到了意大利、荷兰、英格兰、比利时等地，多方考察欧洲实验教育实况，进一步开阔视野，增益经验。
1949年秋，李秉德学成回国。他说：“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持观望态度，我则决心回国。”“吸引我回国的只是一种很单纯的想法：自从我开始受教育略懂点事的时候起，到现在这30多年间，国内一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乎难以维持。现在国家就要太平了，我这个学教育的，为国家，也为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可以发挥点作用的时候到来了。”
“我回国前的希望都如愿以偿了，怎能不高兴呢？”
回国后，李秉德在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接受了八个月的“再教育”。主要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老师邰爽秋也和他一起学习这些政治知识。这段时间，他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李廉方，拜望李先生的时候，曾见到张澜先生，都是杰出的教育家。
对李秉德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陌生的，是全新的，是他此后从教工作所必须了解和遵循的。在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诸位老先生的报告声中，他意识到适应新社会要求的迫切性。他以前信奉的教育学说（如杜威教育主张）、尊敬的教育家（如陶行知先生等）都已开始陆续受到批评。他亲历这种大转弯似的巨变，希望自己跟上新时代的步调，包括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员。在《我是怎样从巴黎到兰州的》等文中，他如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1950年6月，李秉德受邀请参加教育部午餐会。有二十多位从欧美回国的学者到会，每位学者都在会后被安排了工作。李秉德奉派到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从其回忆文章中可知，从西安到兰州，他“在汽车上颠簸了六天”。到校后，住泥土屋，用煤油灯，条件艰苦之至。李秉德表示：“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对于给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满意。我一向是教书的，现在仍要我教书；而且我学的专业是教育，现在到师范学院工作，很对口径。我回国前的希望都如愿以偿了，怎能不高兴呢？”
李秉德受聘为西北师院教授，又被任命为副教务长。他的一位外国朋友说：“他還是全力以赴，在这所比较边远的学院履行着作为一名资深教授的责任，并在五个孩子的身上培育起了单纯的热爱教育的情怀。”
维系正常教务工作的同时，他建议各系学生毕业前做教育实习，据说这是全国首创。他倡导成立教研组，举行考生口试，也是甘肃全省最早的有益尝试。务实，创新，当年“廉方教学法”教育实验的精神，连接起他经历的两个时代。
1954年，李秉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民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1958年春，李秉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失却正常执教条件，直到“文革”结束。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年这一段时间几乎是个空白”。
“我爱我的教育专业，不愿丢弃它”
1976年，以“文革”终止为标志，中国结束了长期动乱。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年谱》中连续五天记录的第一句，都是“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4日上午，他对现场教育工作者说：“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成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紧迫之情溢于言表。 “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普遍渴望。那个年代里，很多著名教授都说过类似的话。
李秉德心底的火苗亮得稍早一点。1969年到1972年，他曾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到西北师范学院附小去教高年级算数。大学教授教小学，他没有任何屈尊感，只有由衷喜悦。无论身世沉浮，能上讲台，有学生，他心里就多点踏实，多点温暖和光亮。
辛安亭是李秉德1950年代结识的同行，亦师亦友，时任甘肃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负责人。他知情后，无惧风险，三番五次做工作，把李秉德从附小要了出来，参加小学语文课本编写。这其中，有政治、业务上的信任，有人性温热，有做人之道，有担当之风。这份工作虽然只有几个月，却是李秉德非常看重的一段经历。这种君子之交，一直温暖着李秉德的后半生。
他热爱学生、用情极深，那样的晦暗岁月里，能有机会再上讲台，编教材，是艰难时世中的巨大安慰。他说：“我当时仍为我又可以做教育工作而高兴，……于是又认认真真地干了三年。”
“认认真真”这话，从李秉德口中说出，具有最高级别的分量。从初出茅庐，参与教育实验，到历尽艰辛，一以贯之从教，他就真是这么过来的。20世纪末，《群言》杂志采访他，嘱谈一生为人治学体会，他说：“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是相通的，都离不开‘老实’二字，即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自从1930年起读大学教育系本科，进入教育专业以来，距今已经66年有余，……我爱我的教育专业，不愿丢弃它，甚至在这一行很不行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毕竟还是遇上了这个富有生气的好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学术上的一些禁区也开放了，我也似乎恢复了50年代初的旺盛精力，投身于教育工作。这十几年来我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也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段时间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是我仍然庆幸我毕竟还是遇上了这个富有生气的好时代。”这段文字，李秉德写于1993年。
“这十几年”的开端，是1978年。当时，中共中央在为冤假错案平反，李秉德接到通知，去学校档案室领回一些材料，主要是退还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书面检查。他在其中看到一个批示——“暂挂起来”。这是关于1947年留学生训练班一次会议情况的调查材料。调查人已在档案上注明没有问题，当时的负责人还是写下这四个字。这是李秉德“二十年来一直坎坎坷坷的根子”。
“挂”了二十年的无形绳索去除后，李秉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长年积累的能量得以喷发。《李秉德教育文集》（2011）一书选收专业文章54篇，其中写于1962年以前的仅10篇，其余皆是1978年后所写，占总量的80%以上。
这些文章分属“教育科学研究”“教学理论”“语文教学”“人才培养”“教师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感悟”等专题。这些专题下面的文章，涉及教学原则、教学过程、教学环境、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教育学术交流、发育成长规律、教学论博士生的培养、高师教育实习、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发展战略、知识分子传统、职业教育发展、创新能力养成等等。其中的“教育发展战略”主题，是一介书生躬逢盛世的一个历史细节。当时，民盟中央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李秉德以其长年实践、丰厚积累，从西北一隅走上全国讲坛，和盟内同人费孝通、钱伟长、朱光潜、黄药眠等协力共进，响应当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呼唤，纵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并在全国政协大会议就重视教育、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业改革等发出呼吁，提出建议，坐而谈，起而行，正所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
纵观李秉德先生一生，其著述、其呼吁，来自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教育实践。他首先是认认真真把事情做了出来，想法、做法、过程、结果、得失……然后才把文章老老实实写了出来，经历、体验、见识、评价、主张……其事功，是弱水三千，其文章，则仅取一瓢。
仅仅是这一瓢，稍稍认真读读，便能感知李秉德教育思想的务实精神、开阔视野和丰厚气象。描述他，“知行合一”尚不足，还须加上“思”。厚重的《李秉德教育文集》可作实证。
文集之外，李秉德出版有教育学术专著多部，如《小学语文教学法》（1980）、《教育科学研究方法》（1986）和《教学论》（1991）。相关研究者说，“他编写的教科书至今被师范大学广泛采用”。
“教育工作者的莫大喜悦”
李秉德一生躬行教育的成果，著述只是一端。更重要、更值得他自豪的成果，则是他亲手灌溉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及其成就。他曾举例说，1952年，西北师院教育系学生景崇灿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埋头于平凡的教师工作，和母校不大联系。1980年代，李秉德去宁夏讲学，景崇灿时任中师教育学教师兼教导主任，每次报告必到场听讲，还围着李老师转来转去，不肯离开。李秉德为这种师生情谊所触动，体会到“只有教师才能感触到的一股暖流”，留下深刻印象。
1996年6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记宁夏伊信中学校长景崇灿》一文，李秉德读到，大为感动。他先后两度撰文，“赞颂她的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的精神”。文中说：“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学生的成就是对教师的最佳报偿。况且由于她的出色工作，又教育出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莫大喜悦。而且这种喜悦只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师范教育工作者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1979年，李秉德被学校任命为教育研究室主任，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他出任西北师院院长。1983年因年龄原因卸任院长职务后，他又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國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这位教育专业的老教师，承担起了更重的社会责任。
1981年，李秉德成为第一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教学论博士生导师。多年里，他一直是西北地区唯一享此殊荣的学者。他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在中央及地方的一些教学、教育科研机构中发挥着骨干、带队的重要作用。他的学生中，还有我国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藏族学生，已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李秉德的五个儿女中，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成长为教师。他的家庭有“教育世家”之美誉。这美誉既来自政府授牌，也来自民间口碑。
推进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国声音
1980年代初，李秉德出任西北师院院长后，为推进学校的国际交流，曾出访美国康州州立中央大学，与该校签署了建立姊妹学校协议书。他很重视培养人才可以共享的国际教育资源。
1989年春，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启动一个联合培养教育博士生的项目，由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执行，西北师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实际参与该项目的大学。加方项目负责人说，这所省属院校之所以走在了国家直属大学前边，“推动这一合作的力量正是来自于杰出的教育家李秉德教授”。
1992年10月，八十周岁的李秉德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参加“跨文化知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论坛。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旅行保险机构愿意为这样高龄的人提供旅行保险。“结果李秉德成了合作院校邀请的核心会议代表中最健康和最活跃的一位”。
全球视野，纵横捭阖，谈古论今，最终落实于中国教育新路，是李秉德这次论坛演讲的突出特征，加方朋友评价为“激动人心”。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型的，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接触和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从未中断，一直有活力，自己早年在实际生活中接受的儒家道德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李秉德也梳理了“1840年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国情，庄严地表示：“中国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这条路子当然不会再是一百多年来的照抄照搬外国之路，但也决不能拐回头来再走中国文化传统的老路，而是要在已经走过的两条路子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新路子来。”
具体到教育领域，李秉德留意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理念的取长补短，互相启发、促进。他告诉外国同行：“80年代以来，中国不但重新翻译了过去的部分国外教育名著，而且又不断介绍当代的外国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是在虚心地急切地向外国的同行们学习的。”“关键的问题是把中西教育思想中积极的成分结合起来，然后再把它们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这就是今日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路。”
保持对个体及社会前途命运的关怀
1992年，李秉德在上述演讲之外，还写有一篇文章——《从我国30年代的几位著名教育家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文中介绍了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李廉方、邰爽秋、孟宪承和陈鹤琴。年届八十，回首往事，李秉德在两代教育工作者之间看到了事业的传续，体验出这一传续过程中蕴含的情感脉络。
越十年，2002年，他写《一个老年教师的心声》，又一次提出教师本分中的“情感投入”。
李秉德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铭言作出睿智的解说。他认为，知识的力量是以隐性状态存在的，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教师是运用教育知识的人，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其主体性和思想情感活动。教师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和受教育者相适应，相呼应，才会发生应有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必须养成一种自觉的人文关怀，即“对于工作对象的人——个体及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关怀”。
李秉德说：“这种关怀之情一方面来自天性，另一方面也来自对于人（包括人个体及社会、国家）的发展前途的认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初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卖国行为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以及后来种种‘救国教育’的理论及实践之所以接连兴起，并为许多人所拥护的原因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内国外形势与过去已经是大不相同了，但是对于人个体与国家命运的爱的关怀方面的认识，以及对于这种关怀意识与情感的提高与培养，更须予以加强。”
“更须”之说，来自李秉德对现实问题的省察。1970年代末，他曾抽时间为小孙子糊了一顶风筝，要带幼童多玩耍。可是，名教授有时间，小孙子却抽不出时间，他家庭作业太多。从一个孩子看一代孩子，课业负担如此，个体和社会的前途命运怎样？不能不想。其中有祖孙之间的情感，更有一位老年教育工作者对一代新人成长环境的隐忧。他永远都在关注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及解决之道。
“师德的核心是对下一代的热爱”
“力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专业人员乃至教育专家”，这是李秉德自我要求的底线，也是他对所有有志于教育事业者的共同期待。
怎样才算合格？他认为，首先就是职业道德，“就教师来说，就是师德。师德的核心是对下一代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和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期望紧密结合的”。
有了这种热爱，才会有只有这种热爱能带来的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永恒情感。
听听李秉德这句话吧——“人们常把教师比做蜡烛，以及在解释这个比喻时所说的一句话：‘教师好比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这个比喻并不是十分确切的，教师能像蜡烛那样照亮他人，这是教师的光荣任务。但教师在照亮别人的同时，并未毁灭自己。教师在胜利完成自己的育人工作中，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而且也从中得到受益、进步与快乐幸福的享受，这怎么能认为是一种毁灭呢？”
许多年后，李秉德之子李重庵出席浙江慈溪育才中学的校庆典礼，简要寄语全校教师说：“第一句话：做老师好。第二句话：做个好老师。第三句话：好好做老师！”语中深意，寄托了李家两代人对教育事业一以贯之的深情厚爱，表达了他们都曾真切体验过的那种浸入骨髓的教师幸福感。
2002年，李秉德九十周岁。他对教育专业人员：“对于曾经给予我以深刻的教育影响的老师和先辈们，我是怀着感谢与崇敬的心情来对待他们的。……对于现在仍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们和在你们教育影响下的更年轻的‘他们’来说，我是以羡慕的心情庆幸你们遇上了这千载难逢的新时代，正好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2004年，李秉德在一篇文章中说：“可爱的教育工作啊！假如我还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一定还选择教育这个专业。”
2005年，李秉德辞世。相信他愿意把这句话作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希望他、祝福他在天堂的学校里继续开心做教师，育人才，写文章，开风气。
作者简介：张冠生，学者，祖籍江蘇，现居北京，《中华儿女》杂志编委，《藏书》杂志总编辑，出版有《从前的先生》《晴耕雨读》《纸年轮》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