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媒体乃至民众对中国的攻击、谩骂，决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经过这次奥运火炬等一系列事件的洗礼，中国人民的感情虽然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应该变得更坚强、更成熟、更自信，要形成一种成熟的大国心态。同时，我们应该更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不能因为几只苍蝇嗡嗡叫干扰了我们的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国自始至终反对奥运政治化，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围绕奥运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折射出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现状和问题。
　　我认为，观察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通常有三个标尺，我们不妨以30年为一个周期比较一下，从中可以清楚地透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国际权力结构
　　
　　无论在世界体系内还是在一个地区体系内，处于第一位的国家总是担心和提防第二位（或者很有希望和潜力即将上升到第二位）的国家超过自己并形成霸权，因而在各个领域都会采取防范和限制性措施来破坏或者迟滞它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共同压制它的上升势头。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国际政治现象。
　　回溯到大约60年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迈，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围堵，也敢于与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但毕竟是积贫积弱之躯，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根本无法与列强相提并论，我们靠的是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在东西方冷战大背景下的对外战略的纵横捭阖。
　　30年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夕，经过20年左倾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甚至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与西方大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典型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鲜明对比。那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从穷困潦倒的战败国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78年中国GDP为2683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国家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转好，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苏联正处于扩张时期，西方急于拉拢中国作为战略砝码抗衡苏联的攻势。
　　今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已经被西方国家视为未来的超级大国。与国力提高相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现在有关全球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日俱增，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印证了这一点。
　　
　　国家利益的关系状况
　　
　　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两国之间利益的重合度越大，越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60年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无论在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方面都处于零和状态，相互之间的利益重合度完全没有。
　　30年前，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安全利益上开始找到了共同点，正是这一点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大发展。但是，当时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得可怜。197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
　　今天，由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使人类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重合度呈总体上升趋势，造成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很难简单或明确以地区分敌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反恐、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双方的利益重合度越来越大。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世界经济的另一个火车头和世界工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重合度在增加，但同时产生的利益摩擦和疑虑、恐惧情绪也是与日俱增，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被挑战、被超越的梦魇。当前欧洲国家的反华情绪更多的是这些不安和不满情绪的宣泄。
　　
　　价值观的异同
　　
　　价值观的异同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否一致，一致自然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则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很大的制约乃至破坏作用。这是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思想基础。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政策导向；二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甚至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价值观的分歧不致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中国近些年来一贯倡导的主张。
　　60年前，新中国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东西方冷战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双方处于对立、斗争、你死我活的阶段。
　　30年前，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比如加强社会保障、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等，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基本的价值观（最主要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变，而且变得日趋成熟；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中国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可跨越性和重要性，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吸取西方的发展经验，使中国逐渐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另外，双方在市场经济、法制、人权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重合，所以推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30年高速发展。
　　今天，伴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价值观领域显得越发自信和宽宏，广泛开展与西方国家在人权、法制等方面的对话，不断吸收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展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的重合度在不断加大，但是由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增，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制造价值观冲突来阻碍、迟滞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日本前首相安倍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先后访问印度时，都大力宣扬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美国更是“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的旗手，历届总统都忘不了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是手法略有不同而已。
　　这三个标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分它们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内在的一致性：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大肆推广其价值观，典型的如美国；一个国家可以用国家利益的筹码来迫使对方在价值观上的让步，典型如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反过来，在价值观上的施压也可以用来谋取某些国家利益的达成，典型如此次欧美国家利用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和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稍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今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西藏人民的人权状况与过去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农奴制度下的情况相比有天壤之别。利用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指责、抹黑中国的行径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前，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力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有趋于紧张的态势，连过去我们在大国关系中长期借重的德国、法国也越来越频繁地与我们发生摩擦，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与西方大国建立和谐关系作为推进和谐世界战略的重点和关键。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在涉及到明显的违背公认的国际准则的问题和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应该显示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乃至行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实行“鸵鸟政策”，和谐世界的目标也不是中国一味地妥协让步就能实现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和谐世界等不来。该支持的事坚决合作，该反对的事坚决斗争，两手都要硬。唯如此，才能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才能推动现实世界向着和谐世界的方向前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