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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推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为帮助读者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本刊特别摘编了这组文章。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曹立——“十二五”历史方位: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判断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横向坐标——国际形势新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但整个世界面临着自冷战以后最大的经济萧条的冲击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新战略到欧盟倡导的低碳经济,世界各国都把振兴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能源作为调整的重点。这些调整一方面催生新的技术革命,使我国在一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面临发展机遇。如我国的物联网产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跨国并购,为我国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纵向坐标——国内发展与改革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科学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一方面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也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进一步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也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教训。例如,工业化进入中期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城市化水平提高与消除二元结构的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
历史交叉点——大有作为。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要作出重大调整,体制改革深度推进。“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十二五”规划将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必然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路上大有作为。
著名改革理论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十二五”将是历史性的关键五年
“十二五”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起步五年。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突出矛盾和未来走势看,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在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十二五”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对此,中央已有清醒认识,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把消费排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这是非常明智的。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是60%。如果“十二五”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未来十年左右,我国居民消费率将从当前的35%左右提高到50%—55%左右,最终消费率从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制度安排因素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壁垒,使城镇化进程难以有效推进,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的滞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使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缺乏载体。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若能使城镇化率从当前的47%提高到60%左右,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巨大的支撑。
“十二五”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五年。建国60年后的今天,计划经济时代“反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依然存在,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趋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相差2.33倍;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5%和41%,相差4.5个百分点。与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超过15000元和恩格尔系数总体低于40%仍有较大差距。为此,“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镇化道路,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为城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十二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减轻预防性储蓄倾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有利于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性规划,统一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力争把城乡、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两倍以内,在实现制度公平的基础上使全体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致相当。
“十二五”是推广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十二五”在构建低碳经济体制方面将有明显进展,将使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中国“十二五”将在全球转型中先行一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基本指导方针、基本思路、重要原则和发展目标等。五中全会公报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予以清晰界定,由“十一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十二五”的“五位一体”新格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为21世纪上半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了基础性和全面性框架。
未来十年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十年,未来五年的“十二五”时期因此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也形成改革的胶着状态。
同时,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从极低收入、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迫使中国必须主动转型。
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发展最快时期正是转型最快时期,转型成功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时期。
总之,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新的机遇。
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将更注重发展质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整个“十二五”时期的重点,这不仅对于未来五年,甚至对未来十年、15年的中长期发展都非常重要。目前,发达国家需求相对以往有所减弱,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这要求经济增长从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为主。
另外,全球气候变暖和高碳的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这要求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着力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来说,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城乡差别、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十二五”规划应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着力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劳动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出现,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中一些旧体制尚未完全改变有关。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服务,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农户很难从中得到资金服务。二是改革中财富转移的不公。比如资源开采税费很低,国家所有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财富转移中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行业也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十二五”期間有五大发展动力
展望“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五个。
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是第一个动力。即使外需旺盛,也只有在自主创新的前提下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自主创新的重要方面是科技创新。“十二五”期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环保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将是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城乡一体化和加速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动力。我们的城镇化在建国初是20%左右,现在达到45%左右,这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一次中央全会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左右。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大城市容纳不了,大量人口将进入县城和镇,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带来巨大的市场,带动大规模的就业,使企业从中获得商机。
第三大动力在于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今后3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山田承包制”。农民承包山地后,在林地里养鸡、种中药材、种蘑菇的“林下经济”将迅速发展,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还可以通过林地抵押、树木抵押,甚至宅基地和住房抵押的方式,获得贷款,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因此林权制度的改革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活力。
第四个推动经济重要的动力就在于环保产业的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是取得环保技术的突破。环保产业不是狭义的环保产业,而是包括治沙、造林、土壤改良等在内的广义化环保产业。如果技术取得突破,我国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还可以抓住该行业的主导权,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领先。
第五个动力是扩大内需。要改变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走扩大内需的道路。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人有了就业才有收入和消费。二是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上升。三是要解决住房问题。政府的责任是建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买得起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或是可以租得起的廉租房,这样可以让百姓的财力转移到消费上来拉动内需。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杨伟民——从“国富”到“民富”是执政理念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计划)将会有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计划)更多地追求“国富”,“十二五”规划则会更多地追求“民富”。
过去,我国发展过于强调GDP的增长速度,侧重于“国富”而有所忽略“民富”。加之重投资、出口拉动,消费比重偏低,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合理等因素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加大,贫富分化严重。而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要实现从“国富”转向“民富”的顺利接轨,必须由效率优先向追求公平正义方向转变。
要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还必须化解好既得利益群体阻碍社会改革的这个重要障碍。“包容性增长”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为化解这个障碍提供了新思想、新思路。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就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重视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让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是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一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美好蓝图中,如何使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既是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一,也是将来检验“十二五”规划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农民的目前人均年纯收入是5153元,能否实现翻一番,达到一万元,对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至关重要。因为,目前城镇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到了17175元,比农民多三倍。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趋势。城镇的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也会明显快于农村。所以,顺应八亿多农民的新期待,便是尽快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
首先,要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两亿多进城就业农民的科技素质,只有科技素质的迅速提高,才能快速提高进城就业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要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与各种专业协会,走“现代农业 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的发展道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已经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必须积极推进土地科学、合法流转,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 农村专业合作社”,把农村农民向农业工人方向发展。只有这样,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才能平均每年提高15%—20%的收入水平。
第三,必须推进农村社会“集聚式”社区化发展,如山东省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化那样,使农村的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通过社区这一新的平台来提供。农民的素质,通过社区这一新的平台来培训与提高。千百年来的农村文化生活,通过社区实现嬗变,转向社区文化、社区文明,进而创造农民城市化生活的新港湾,创造农民精神归宿的新家园。
细品五中全会公报,农民问题,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对此,共产党人应坚定不移,为八亿多农民的幸福生活,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笊
(本刊综合摘编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媒体)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曹立——“十二五”历史方位: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判断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横向坐标——国际形势新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但整个世界面临着自冷战以后最大的经济萧条的冲击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新战略到欧盟倡导的低碳经济,世界各国都把振兴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能源作为调整的重点。这些调整一方面催生新的技术革命,使我国在一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面临发展机遇。如我国的物联网产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跨国并购,为我国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纵向坐标——国内发展与改革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科学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一方面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也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进一步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也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教训。例如,工业化进入中期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城市化水平提高与消除二元结构的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
历史交叉点——大有作为。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要作出重大调整,体制改革深度推进。“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十二五”规划将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必然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路上大有作为。
著名改革理论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十二五”将是历史性的关键五年
“十二五”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起步五年。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突出矛盾和未来走势看,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在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十二五”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对此,中央已有清醒认识,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把消费排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这是非常明智的。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是60%。如果“十二五”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未来十年左右,我国居民消费率将从当前的35%左右提高到50%—55%左右,最终消费率从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制度安排因素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壁垒,使城镇化进程难以有效推进,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的滞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使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缺乏载体。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若能使城镇化率从当前的47%提高到60%左右,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巨大的支撑。
“十二五”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五年。建国60年后的今天,计划经济时代“反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依然存在,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趋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相差2.33倍;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5%和41%,相差4.5个百分点。与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超过15000元和恩格尔系数总体低于40%仍有较大差距。为此,“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镇化道路,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为城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十二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减轻预防性储蓄倾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有利于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性规划,统一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力争把城乡、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两倍以内,在实现制度公平的基础上使全体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致相当。
“十二五”是推广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十二五”在构建低碳经济体制方面将有明显进展,将使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中国“十二五”将在全球转型中先行一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基本指导方针、基本思路、重要原则和发展目标等。五中全会公报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予以清晰界定,由“十一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十二五”的“五位一体”新格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为21世纪上半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了基础性和全面性框架。
未来十年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十年,未来五年的“十二五”时期因此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也形成改革的胶着状态。
同时,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从极低收入、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迫使中国必须主动转型。
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发展最快时期正是转型最快时期,转型成功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时期。
总之,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新的机遇。
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将更注重发展质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整个“十二五”时期的重点,这不仅对于未来五年,甚至对未来十年、15年的中长期发展都非常重要。目前,发达国家需求相对以往有所减弱,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这要求经济增长从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为主。
另外,全球气候变暖和高碳的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这要求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着力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来说,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城乡差别、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十二五”规划应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着力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劳动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出现,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中一些旧体制尚未完全改变有关。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服务,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农户很难从中得到资金服务。二是改革中财富转移的不公。比如资源开采税费很低,国家所有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财富转移中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行业也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十二五”期間有五大发展动力
展望“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五个。
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是第一个动力。即使外需旺盛,也只有在自主创新的前提下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自主创新的重要方面是科技创新。“十二五”期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环保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将是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城乡一体化和加速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动力。我们的城镇化在建国初是20%左右,现在达到45%左右,这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一次中央全会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左右。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大城市容纳不了,大量人口将进入县城和镇,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带来巨大的市场,带动大规模的就业,使企业从中获得商机。
第三大动力在于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今后3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山田承包制”。农民承包山地后,在林地里养鸡、种中药材、种蘑菇的“林下经济”将迅速发展,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还可以通过林地抵押、树木抵押,甚至宅基地和住房抵押的方式,获得贷款,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因此林权制度的改革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活力。
第四个推动经济重要的动力就在于环保产业的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是取得环保技术的突破。环保产业不是狭义的环保产业,而是包括治沙、造林、土壤改良等在内的广义化环保产业。如果技术取得突破,我国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还可以抓住该行业的主导权,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领先。
第五个动力是扩大内需。要改变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走扩大内需的道路。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人有了就业才有收入和消费。二是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上升。三是要解决住房问题。政府的责任是建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买得起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或是可以租得起的廉租房,这样可以让百姓的财力转移到消费上来拉动内需。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杨伟民——从“国富”到“民富”是执政理念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计划)将会有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计划)更多地追求“国富”,“十二五”规划则会更多地追求“民富”。
过去,我国发展过于强调GDP的增长速度,侧重于“国富”而有所忽略“民富”。加之重投资、出口拉动,消费比重偏低,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合理等因素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加大,贫富分化严重。而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要实现从“国富”转向“民富”的顺利接轨,必须由效率优先向追求公平正义方向转变。
要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还必须化解好既得利益群体阻碍社会改革的这个重要障碍。“包容性增长”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为化解这个障碍提供了新思想、新思路。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就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重视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让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是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一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美好蓝图中,如何使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既是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一,也是将来检验“十二五”规划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农民的目前人均年纯收入是5153元,能否实现翻一番,达到一万元,对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至关重要。因为,目前城镇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到了17175元,比农民多三倍。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趋势。城镇的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也会明显快于农村。所以,顺应八亿多农民的新期待,便是尽快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翻一番。
首先,要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两亿多进城就业农民的科技素质,只有科技素质的迅速提高,才能快速提高进城就业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要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与各种专业协会,走“现代农业 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的发展道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已经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必须积极推进土地科学、合法流转,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 农村专业合作社”,把农村农民向农业工人方向发展。只有这样,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才能平均每年提高15%—20%的收入水平。
第三,必须推进农村社会“集聚式”社区化发展,如山东省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化那样,使农村的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服务,通过社区这一新的平台来提供。农民的素质,通过社区这一新的平台来培训与提高。千百年来的农村文化生活,通过社区实现嬗变,转向社区文化、社区文明,进而创造农民城市化生活的新港湾,创造农民精神归宿的新家园。
细品五中全会公报,农民问题,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对此,共产党人应坚定不移,为八亿多农民的幸福生活,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笊
(本刊综合摘编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