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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愿意把西藏当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
西藏，究竟是名词还是形容词?
阿来说：“西藏对于我，是一个名词，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对于很多人，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当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我写《尘埃落定》、写《格萨尔王》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8月，作家阿来带着全国近30家媒体的记者和数名读者代表驱车寻访格萨尔王踪迹，从成都、雅安、二郎山、康定、甘孜、玛尼干戈一直走到阿须草原。带着众人读解西藏，阿来是合适的人选。
就在途中，阿来重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小说《格萨尔王》的藏区首发式在康定举行。《格萨尔王》是重庆出版社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出版机构参与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一部分，此前有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和李锐的《人间》参与这一项目，更早些有加拿大三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女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重述希腊史诗《奥德赛》的《珀涅罗珀记》。
重庆出版社吸取《藏地密码》的营销经验，给《格萨尔王》贴上了一个醒目标签——“一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说”，阿来并不拒斥这个商业噱头，但又反对将西藏变成形容词的任何过度阐释。
就在10月，格萨尔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庆祝活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格萨尔艺人的现场表演将出现在2010年元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史诗依然活着
格萨尔王(1038年-1119年)相传为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初名觉如的他自幼于岭国(今阿须、打滚乡)放牧，由于叔父晁同叛国和离间，觉如和母亲漂泊在外；16岁时通过赛马选上王位，定尊号为格萨尔。格萨尔一生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南征北战，统一了150多个大小部落。
《格萨尔王》反映的就是藏民族从原始部落联盟到格萨尔称王这段历史，阿来在小说中双线并行，一条主线围绕格萨尔展开，另一条线索围绕当代“仲肯”(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展开，晋美与格萨尔王在梦中相会，阿来称晋美神采飞扬时就是他自己。
在2005年接受重庆出版社邀请参与“重述神话”前数年，阿来即有重述《格萨尔王传》的写作冲动，出版方的催促只是加速了他“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的进程。
阿来讨厌“作家采风”的提法，因为它给人浅尝辄止之感。在康巴特别是康北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对降边嘉措、诺布旺丹等藏学家和康北格萨尔民间学者的请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微醉时，他会拿出几个月前花258元淘到的《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让记者们猜书价。“和阿来一起游康藏?及随后赴拉萨参加格萨尔学术会议，都被阿来称为“还愿之旅”。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专著《格萨尔评注》、《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夫人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季羡林译《罗摩衍那》，降边嘉措专著《(格萨尔)初探》，以及四川社科院任新建研究员的《格萨尔王传》研究史专著，都成为阿来倚重的背景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任新建的父亲任乃强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考察康区时，为减少民族隔阂，请人说媒而娶新龙县藏族女子罗珠青措为妻，在其历时7天的藏式婚礼上记下了妻子的大姐演唱的《格萨尔王传》。
2007年8月，阿来参加了“首届格萨尔暨康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提交《往返返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大会发言，还参加了降边嘉措先生及其弟子在康区的数次田野调查。
3年多來，开着三菱越野车，足迹遍及德格、甘孜、康定、道孚、炉霍、色达和白玉等县，阿来经过繁复的考辨和调查发现，《格萨尔王传》“经过了一千多年，还处于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民间自由流传的阶段”。
150多万行的《格萨尔王传》也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其被石泰安认为最早于1836年通过俄文译本传到欧洲，对它的系统研究在1930年代左右才正式开始。
藏区称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为“仲肯”，他们戴的帽子被称为“仲厦”。在正式说唱史诗的故事部分前，“仲肯”会将“仲厦”赞颂为整个世界：“说帽子的顶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装饰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时，这样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宝山，帽子尖是山的顶峰，而其他的装饰与其形状，则分别象征着金、银、铜、铁等丰富的宝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导入故事，说正是由于格萨尔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卫了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大夺，如今的人们才能安享这些宝藏中无尽财富”。
在甘孜州色达县，阿来曾经见过两位自称技艺神授的女“仲肯”，其中一位在放牧时搜罗各种怪石，祈祷过神灵后就手托石头，“格萨尔故事中的某一个片断就呈现在眼前，她就半闭着眼睛开始吟唱了”，“这位老者像老僧坐禅一样，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灵感降临，立即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2006年夏天，阿来随格萨尔专家拜访过色达的“掘藏艺人”，“他不认为故事是写出来的。故事早就发生过，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宝藏深埋于地下一样埋藏在心中”，“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久坐禅床使人显得虚弱不堪，与我们交谈时嗓间低沉沙哑，但是，谈到从他笔端涌现出来的新的格萨尔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发出了特别的光亮”。
“我对人性的悲观”
“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他发表于2008年度的《空山》第六卷，回应着前面几卷的宽阔、从容，并艰难指认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困境：闭抑会导致蒙昧，开放也会带来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损毁，一个村庄的传说，终究是一种矛盾、不安、苦难的写照；它的被改写和被抹去，或许蕴藏着新生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麻木、无奈和空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去年授予阿来“年度杰出作家”时这样评价他的写作。
阿来在发表获奖感言《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时，也认同了作为藏族作家的代言者身份：“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都基于一种想象。把西藏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种种误读”，“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故事”。
也许是因为康藏之行的舟车劳顿，也许是因为几个月前身陷“地震捐款门”而 体会到的人心险恶，也许还有别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位1977年阿坝州水利建筑工程队的拖拉机手在“和阿来一起游康藏”的几次答记者问时间里，似乎并不像文字世界里的那个阿来那样宁静、平和。当有人问到他1959年在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出生后，幼年是怎样开始对自己的藏族身份形成比较自觉的民族认同时，他近乎愤怒地回绝了这个提问，但他也表示，曾经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相关会议，被要求着藏族服装参加，他严词拒绝：“西服难道就是你们汉族的民族服装么?”
在甘孜政府的欢迎晚宴上，当其他人唱完藏歌时，阿来却唱起了一曲西北花儿《早知道》：“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修他妈的那个铁桥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谈他妈的那个恋爱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男人来了，打他妈的那个双人床是做啥呢……”
阿来似乎一直都拒绝被定义和被期待。8月18日在阿须草原参观格萨尔王纪念堂及传说中的格萨尔王诞生地，堪称为期一周的“和阿来一起游康藏”活动的顶点。在祭拜格萨尔的仪式上，当地一位“仲肯”换好了民族服装和“仲厦”，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为我们演唱格萨尔的故事片段。这位说唱艺人很和善很健谈，既会藏语又懂汉语，言談举止间似乎知道我们这些“观光客”希望看到和听到什么，他也很“配合”地给我们展示他带有英国王冠标志的长佩刀，还用短佩刀割下风干的牛肉给昕他摆谈的众人吃。
而看管格萨尔王纪念堂的一位藏族长者，说不了汉语，在祭拜前煨桑时穿着破旧的塑料拖鞋，赤裸的上半身的一半晒得黝黑黝黑。在引导众人参观格萨尔王纪念堂时，也许是很久没来过这么多参观者，这位长者似乎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但在进入纪念堂前，他还是以身作则地脱掉鞋子以示对格萨尔王的虔敬。当笔者表示对这位看门人的喜爱超过对那位说唱艺人时，阿来坚持认为对看门人古朴、憨厚、更能代表传统藏人的印象认定是带有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他认为，如果说那位派发名片的说唱艺人受到了所谓现代文明的“污染”，那这种情形在非藏区更普遍更剧烈。
这种敏感和锐利贯穿着阿来对生活的体察，萨义德、苏珊·桑塔格、许倬云等大学者的名字不时出现在阿来像美酒一样喜好的思辨阅读和形而上思考中。在青海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韩作家对话会的后半段，阿来和同行们被旅游大巴载着参观青藏高原湖泊区的草原。许多人以湖泊草原作为背景照相，附近那些放牧牦牛与绵羊的牧民的藏族孩子，在这不是节日的日子里盛装前来提供有偿合影的服务。
“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在外来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样性”，阿来冷眼旁观，“(那些照相的同行们)好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城市酒店的会议厅里说过的那些话题，他们不再说文化了，也不再深究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循环往复对于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这些小姑娘要价太高了，抱怨本该纯朴的民族，本该天真的小姑娘怎么变得如此势利了。”
“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的无止境的贪婪所致，资本贪婪时，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抛之于脑后，还遑论什么文化的保护”，阿来对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美好理念并不乐观，“我对文化多样性的悲观其实是源于对人性的悲观。”
西藏，究竟是名词还是形容词?
阿来说：“西藏对于我，是一个名词，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对于很多人，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当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我写《尘埃落定》、写《格萨尔王》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8月，作家阿来带着全国近30家媒体的记者和数名读者代表驱车寻访格萨尔王踪迹，从成都、雅安、二郎山、康定、甘孜、玛尼干戈一直走到阿须草原。带着众人读解西藏，阿来是合适的人选。
就在途中，阿来重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小说《格萨尔王》的藏区首发式在康定举行。《格萨尔王》是重庆出版社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出版机构参与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一部分，此前有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和李锐的《人间》参与这一项目，更早些有加拿大三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女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重述希腊史诗《奥德赛》的《珀涅罗珀记》。
重庆出版社吸取《藏地密码》的营销经验，给《格萨尔王》贴上了一个醒目标签——“一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说”，阿来并不拒斥这个商业噱头，但又反对将西藏变成形容词的任何过度阐释。
就在10月，格萨尔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庆祝活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格萨尔艺人的现场表演将出现在2010年元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史诗依然活着
格萨尔王(1038年-1119年)相传为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初名觉如的他自幼于岭国(今阿须、打滚乡)放牧，由于叔父晁同叛国和离间，觉如和母亲漂泊在外；16岁时通过赛马选上王位，定尊号为格萨尔。格萨尔一生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南征北战，统一了150多个大小部落。
《格萨尔王》反映的就是藏民族从原始部落联盟到格萨尔称王这段历史，阿来在小说中双线并行，一条主线围绕格萨尔展开，另一条线索围绕当代“仲肯”(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展开，晋美与格萨尔王在梦中相会，阿来称晋美神采飞扬时就是他自己。
在2005年接受重庆出版社邀请参与“重述神话”前数年，阿来即有重述《格萨尔王传》的写作冲动，出版方的催促只是加速了他“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的进程。
阿来讨厌“作家采风”的提法，因为它给人浅尝辄止之感。在康巴特别是康北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对降边嘉措、诺布旺丹等藏学家和康北格萨尔民间学者的请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微醉时，他会拿出几个月前花258元淘到的《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让记者们猜书价。“和阿来一起游康藏?及随后赴拉萨参加格萨尔学术会议，都被阿来称为“还愿之旅”。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专著《格萨尔评注》、《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夫人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季羡林译《罗摩衍那》，降边嘉措专著《(格萨尔)初探》，以及四川社科院任新建研究员的《格萨尔王传》研究史专著，都成为阿来倚重的背景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任新建的父亲任乃强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考察康区时，为减少民族隔阂，请人说媒而娶新龙县藏族女子罗珠青措为妻，在其历时7天的藏式婚礼上记下了妻子的大姐演唱的《格萨尔王传》。
2007年8月，阿来参加了“首届格萨尔暨康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提交《往返返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大会发言，还参加了降边嘉措先生及其弟子在康区的数次田野调查。
3年多來，开着三菱越野车，足迹遍及德格、甘孜、康定、道孚、炉霍、色达和白玉等县，阿来经过繁复的考辨和调查发现，《格萨尔王传》“经过了一千多年，还处于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民间自由流传的阶段”。
150多万行的《格萨尔王传》也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其被石泰安认为最早于1836年通过俄文译本传到欧洲，对它的系统研究在1930年代左右才正式开始。
藏区称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为“仲肯”，他们戴的帽子被称为“仲厦”。在正式说唱史诗的故事部分前，“仲肯”会将“仲厦”赞颂为整个世界：“说帽子的顶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装饰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时，这样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宝山，帽子尖是山的顶峰，而其他的装饰与其形状，则分别象征着金、银、铜、铁等丰富的宝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导入故事，说正是由于格萨尔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卫了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大夺，如今的人们才能安享这些宝藏中无尽财富”。
在甘孜州色达县，阿来曾经见过两位自称技艺神授的女“仲肯”，其中一位在放牧时搜罗各种怪石，祈祷过神灵后就手托石头，“格萨尔故事中的某一个片断就呈现在眼前，她就半闭着眼睛开始吟唱了”，“这位老者像老僧坐禅一样，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灵感降临，立即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2006年夏天，阿来随格萨尔专家拜访过色达的“掘藏艺人”，“他不认为故事是写出来的。故事早就发生过，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宝藏深埋于地下一样埋藏在心中”，“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久坐禅床使人显得虚弱不堪，与我们交谈时嗓间低沉沙哑，但是，谈到从他笔端涌现出来的新的格萨尔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发出了特别的光亮”。
“我对人性的悲观”
“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他发表于2008年度的《空山》第六卷，回应着前面几卷的宽阔、从容，并艰难指认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困境：闭抑会导致蒙昧，开放也会带来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损毁，一个村庄的传说，终究是一种矛盾、不安、苦难的写照；它的被改写和被抹去，或许蕴藏着新生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麻木、无奈和空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去年授予阿来“年度杰出作家”时这样评价他的写作。
阿来在发表获奖感言《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时，也认同了作为藏族作家的代言者身份：“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都基于一种想象。把西藏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种种误读”，“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故事”。
也许是因为康藏之行的舟车劳顿，也许是因为几个月前身陷“地震捐款门”而 体会到的人心险恶，也许还有别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位1977年阿坝州水利建筑工程队的拖拉机手在“和阿来一起游康藏”的几次答记者问时间里，似乎并不像文字世界里的那个阿来那样宁静、平和。当有人问到他1959年在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出生后，幼年是怎样开始对自己的藏族身份形成比较自觉的民族认同时，他近乎愤怒地回绝了这个提问，但他也表示，曾经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相关会议，被要求着藏族服装参加，他严词拒绝：“西服难道就是你们汉族的民族服装么?”
在甘孜政府的欢迎晚宴上，当其他人唱完藏歌时，阿来却唱起了一曲西北花儿《早知道》：“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修他妈的那个铁桥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谈他妈的那个恋爱了是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男人来了，打他妈的那个双人床是做啥呢……”
阿来似乎一直都拒绝被定义和被期待。8月18日在阿须草原参观格萨尔王纪念堂及传说中的格萨尔王诞生地，堪称为期一周的“和阿来一起游康藏”活动的顶点。在祭拜格萨尔的仪式上，当地一位“仲肯”换好了民族服装和“仲厦”，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为我们演唱格萨尔的故事片段。这位说唱艺人很和善很健谈，既会藏语又懂汉语，言談举止间似乎知道我们这些“观光客”希望看到和听到什么，他也很“配合”地给我们展示他带有英国王冠标志的长佩刀，还用短佩刀割下风干的牛肉给昕他摆谈的众人吃。
而看管格萨尔王纪念堂的一位藏族长者，说不了汉语，在祭拜前煨桑时穿着破旧的塑料拖鞋，赤裸的上半身的一半晒得黝黑黝黑。在引导众人参观格萨尔王纪念堂时，也许是很久没来过这么多参观者，这位长者似乎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但在进入纪念堂前，他还是以身作则地脱掉鞋子以示对格萨尔王的虔敬。当笔者表示对这位看门人的喜爱超过对那位说唱艺人时，阿来坚持认为对看门人古朴、憨厚、更能代表传统藏人的印象认定是带有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他认为，如果说那位派发名片的说唱艺人受到了所谓现代文明的“污染”，那这种情形在非藏区更普遍更剧烈。
这种敏感和锐利贯穿着阿来对生活的体察，萨义德、苏珊·桑塔格、许倬云等大学者的名字不时出现在阿来像美酒一样喜好的思辨阅读和形而上思考中。在青海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韩作家对话会的后半段，阿来和同行们被旅游大巴载着参观青藏高原湖泊区的草原。许多人以湖泊草原作为背景照相，附近那些放牧牦牛与绵羊的牧民的藏族孩子，在这不是节日的日子里盛装前来提供有偿合影的服务。
“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在外来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样性”，阿来冷眼旁观，“(那些照相的同行们)好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城市酒店的会议厅里说过的那些话题，他们不再说文化了，也不再深究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循环往复对于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这些小姑娘要价太高了，抱怨本该纯朴的民族，本该天真的小姑娘怎么变得如此势利了。”
“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的无止境的贪婪所致，资本贪婪时，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抛之于脑后，还遑论什么文化的保护”，阿来对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美好理念并不乐观，“我对文化多样性的悲观其实是源于对人性的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