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是最接近病人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聆听，可以给予我们能做到的帮助，哪怕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对病人的鼓励。”
　　记者采访的茅莹莹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护士，她为我们讲述了基层医护工作者在与疾病殊死较量中，体现出的人文情怀和现实观照。
　　医学给人希望，却不是百分之百的希望
　　钟林（化名）是我在肝脏外科监护病房认识的病人，他40多岁，肝硬化，发展到后期，在肝脏上发现了恶性肿瘤。
　　还好，还有希望，可以做肝脏切除手术，并移植肝脏。
　　手术后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一个人住在监护病房里，靠着插管辅助呼吸，不能吞咽，也不能说话。为防感染，家人不能进去探望，进进出出的只有我们医护人员。我想患者内心一定既孤独又恐惧，不知道自己现在状况怎么样，也不知道之后能不能好好恢复过来。
　　伤口在麻醉过后会疼痛，身体也因为手术而变得虚弱，但患者还是必须要尽快下床锻炼，以便尽早恢复。我想这对患者来说，需要承受身体上很大的疼痛。
　　不过钟林整个人状态很好，恢复得非常顺利。他整个人也透露着自信的气息，让人感觉不需要过很多时间，他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了。
　　在病房呆了两个星期后，钟林就出院了。看着这名身体恢复情况和心理状况都优等的病人离开病房，我们都很欣慰。
　　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他又住进了我们病房，原来是肝脏发生了急性排异。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钟林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躺在病床上，眉头紧锁，萎靡不振。
　　肝脏急性排异，非常凶险，如果不做及时处理，患者可能熬不过两个月。可是当医生向他提出治疗方案，建议做第二次移植手术时，他却摇了摇头，说：“我当时做移植手术是不是就是一个错误？”
　　当治疗效果和期望不一致时，人往往会生出这样的怀疑。医学就是这么残忍，它给人希望，却不是百分之百的希望。肝脏有肿瘤，可以进行肝脏移植，但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没事，排异反应是最不可预料的风险。急性排异，可以进行第二次肝脏移植，但也不能保证100%成功，如果发生意外，下不了手术台都有可能。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也知道每一种选择背后的风险，越是清楚，越是害怕，也越是绝望。
　　“不说，我会有遗憾”
　　距离第一次移植手术时间不长，手术之后的身体和心理的痛苦钟林还记忆犹新，他不想再重新经历一次。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些排斥，觉得手术不一定有用，就自暴自弃地想就这么算了。但钟林明明还是舍不得，他的孩子还未成年，我会看到他常常拿着孩子的照片在那儿看，也会趁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哭泣。
　　当医生和他谈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听到了他的拒绝。说实话，那时我心里挺难受的。在医院病房，我看到了很多因为现实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的病人和家属，有的病人被紧急送来的时候，家属跪在医生面前，说：“医生，求你一定救救他。”可是过了一个月，家属哭倒在地上，对医生说：“我们实在没办法再救了。”
　　当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在医院无奈的事情太多了。而钟林并不是因为现实原因而不得不放弃，他还是有机会的。
　　“要知道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太多人生历练，无法和病人在一条心上。往往是‘我站在床旁，我看到了病人，却看不到痛苦’。但经过了近十年的工作，我渐渐地学会对病人不仅仅是做治疗，还要在意他们的想法，去体会他们的痛苦。”
　　由于我自己小时候家庭环境比较艰苦，所以我很珍视生命，因为我觉得只要活着，再痛苦的日子都会过去，才会有明天。我很担心钟林一负气不再接受第二次治疗机会了，我想我要和他谈谈。
　　在工作中，我们和人打交道，接触久了，总会投射个人的感情，我们没法只是冷冰冰地对待病人。
　　对于钟林，在平时的查房换补液工作中，我们都会拉拉家常，我了解他的状况，所以更不想袖手旁观。医院并没有明确规定，护士一定要和患者沟通手术的事情，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不和他谈一谈，我会很遗憾。不管我的话是否会给他一些力量，是否会影响他的决定，我都不在乎，我只是觉得，我说了之后，我会问心无愧，否则过几天，他就这么回去了，想起他，我心里会充满遗憾。
　　天亮了
　　那天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走进病房，一开始并不敢直接和他谈治疗的事，我怕他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我和他先拉家常，由于我们生的都是女儿，一开始就从女儿的话题说起，然后又说到了工作。钟林的职业是律师，一部分工作是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我就对他说：“你帮助了很多人，那为什么不拯救一下你自己？现在你的心脏、肾脏都是好的，为什么不把坏掉的肝脏换掉，给自己一个新的人生呢？”
　　他说，他很害怕，害怕再失望一次，害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也怕再次出现排异反应。
　　我很理解钟林所说的。从与他的交流来看，一直以来，他的人生都是顺风顺水的，他很害怕在同一条路上跌两次跟头。但是我告诉他，如果跌了跟头，不肯爬起来，就永远倒下了。我说：“你的家庭、女儿，还有那些你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都需要你，为什么不多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想其實在钟林心里，是有企求希望的火苗的，只是之前被他自己的恐惧和绝望压住了，我和他说了这些话，或许是激励了他。在之后的查房中，他对医生说，他愿意再试试。
　　手术的前一天，钟林问我：“我明天还会活着吗？”那时他的皮肤蜡黄，身体严重消瘦，下床都有些困难。我告诉他：“放轻松，麻药一打，睡一觉，我们明天见。”
　　其实那天晚上我特别不轻松，我望着那张为他准备好的床位，默默计算着手术时间，希望他能安全回来。
　　在接到钟林手术结束的电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凌晨1点他麻醉醒过来了，嘴巴里的管子使他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我走到他的身边，握住了他的手告诉他：“你回来了，现在很安全。”
　　凌晨5点，医生就为他拔出了口插管，他看着小小的窗口透进来的微弱的光，轻轻问了一句：“天亮了吗？”我看着他稳定的生命体征笑了起来：“是的，天亮了。”他也笑了。
　　再之后，还是休养，恢复体力，钟林仍然很有决心，即使伤口再痛，还是坚持下床走动，进行肌肉训练。出院他是自己走出病房，虽然比第一次消瘦了很多，但还是充满自信。出院前，他特地来感谢我，说：“本来我已经准备放弃了，是你让我燃起了希望。”
　　我和他开玩笑说：“我打心眼不想再在这里见到你了，希望不要再在ICU相见。”
　　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钟林没有再出现在病房，我心里的石头才算放下了。因为一般急性排异都发生在一个月内，三个月己到稳定期，如果能熬过半年，那他的人生就可以有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