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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雾霾天气，33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新华社报道称，其“范围之大，污染之重，持续时间之长，多年罕见。”在不少居民身上，还呈现出“嗓子发痒，眼睛疼，耳膜疼，头疼……”等“雾霾症状”。报道认定，此次大范围雾霾天气的重要特征是“区域性污染”，一地很难“独善其身”。
1月22日，刚“晴朗”几天的北京城又一次大雾弥漫，大街上、地铁里随处可见戴口罩的人。傍晚时分，接孩儿他妈短信问寻“被锁在哪儿啦”？笔者以打油诗回复：“出了芍药居，大雾眼迷离。久等车不来，你急我更急。”
1月27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成为这个月内该市第四次发布的霾预警。伴随着又一次出现的雾霾天，首都的空气质量再度降到“重度污染”。截至20时，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大部分地区白天空气质量都为5级，空气质量指数多接近300。有部分区域站和交通站达6级“严重污染”。
此次北京大气污染，是自政府去年早些时候开始公布PM2.5值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可以预见，由恶劣空气质量所致疾病所造成的负担，势必给政府与居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毒雾’面前我们都应该反省。”已有媒体这样告诫人们。
反省什么？空气污染，人人都是受害者；然而，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据北京市公布的数据，四分之一的PM2.5是“输入性”的，四分之三则是北京地区“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尘、农业焚烧秸秆等。其中，汽车尾气大概贡献了22%以上的份额。《2012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当前中国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约为160克，欧洲的目标为95克，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较低，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电子产品、服装等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些个人消费带来的污染排放，将令环境难以承受。不知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严峻局面？
“关于环境卫生问题我们总是在消极地等待，要一直等到问题出现以后——一直到要统计死亡或患病人数时——才开始采取行动避免伤害的发生。甚至到那时还不行动起来。”这是全球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和环保斗士德拉·戴维斯，在其著《浓烟似水：环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故事》前言里写下的一段话。此书问世不久即获2003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大奖，它阐释了现代工业空气污染对环境和公共卫生所产生的影响，其中记录的几个特别事件对我们今天不无启示。
作者以自己家族亲历的旧闻逸事开篇，描述了一个个纠结于谋生与污染之中的家庭阴影和种种无奈。在戴维斯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一个凭借金属制造业和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小镇，鼓风炉、焦炉、煤炉和锌炉排放的烟气经常被周围的山峦困在山谷之中。它们既带来了令人惊异的美丽日落，也造就了大批的不毛之地。可当时并没有人寻思，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8年10月26日早晨，烟雾封锁了多诺拉。起初，汽车和卡车还可以打亮前灯缓缓而行，但过了正午后，驾驶员再也看不清街道的情况，交通陷入瘫痪。两天以后，烟雾变得黏稠起来，成了静滞的黏结体，空气中开始出现令人作呕的味道。接着，小镇上许多人得病和倒下。那些因环境而遭殃的人，甚至很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送命。当烟雾于该月31日消退时，当地殡仪馆的棺材已然脱销。
尽管这场致命的烟雾后来催生了一个主要研究人体暴露于污染空气之影响的全新学科，但导致多诺拉灾难的致命物的来源当时却没有得到确认。有人归罪于突然恶化的天气，声称这“只是一次性的大气偶然事件”；还有人把缺乏空气污染造成伤害的确定性证据，用以证明当地空气的安全性。由是，重要的问题没有被触及，有助于推断真相的关键信息也被掩盖了。甚至，当10年之后小镇的死亡率仍远远高于周围城镇的死亡率时，也没有人试图把这些死亡与烟雾或经常提到的空气质量联系起来。不过，这场灾难的一个遗产是，它（多年以后）促成了联邦空气洁净法令的出台。
在多诺拉灾难爆发4年之后出现的伦敦烟雾事件，终使“奇怪的反常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替罪羊的角色。这一举世瞩目的“壮观景象”发生在1952年12月初，其灾难性后果让人无法忽视：一周之内就死了4703人，而前一年伦敦同一时期的死亡人数是1852人。一开始，政府官员不愿承认这么多人突然倒毙只是因为呼吸了肮脏的空气，还有人将其归吝于所谓的异常流感。当时，倒是公众比政府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确信，导致烟雾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电厂和家庭使用的煤炭，汽车排放的尾气也是原因之一。这场灾难，实际上也是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污染控制的后果。有鉴于此，英国第一次开始采取严厉的污染控制措施：1954年伦敦市通过了一部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1956年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依据相关立法，伦敦市采取了关闭市内发电厂、强制提高烟囱高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措施。不过，由于伦敦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英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并没有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962年还发生过一次更严重的烟雾事件），但在1962年之后，伦敦再没有出现过那样大规模的烟雾。
如今，我们对区域性污染和全球污染给健康所带来影响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我们也都承认这样一条原理：我们不能等到建筑物或桥梁快要倒塌时，再来对其加固并检查其安全性；我们也不能等到船快沉没时才需要救生服。诚如戴维斯所言，我们现在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和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改变这些污染源。她驳斥了这样一些“歪理”：有些人认为，一个肮脏的世界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而那些不愿意改变污染源的既得利益者，就常常引用这句华而不实的话，作为其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借口。
研究现代艺术的人士尝言：正是雾蒙蒙的混沌激发了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1840-1926）的艺术灵感，使得他画出了100多幅别具风格、意味的描绘伦敦风景的作品。据说莫奈偏爱暗色城市变幻莫测的色彩，而不是乡间常见的阳光灿烂。他似乎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去欣赏雾中伦敦：“各种各样的雾……黑色的、褐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和紫色的雾，绘画的乐趣在于抓住透过这些大雾的所见所得。我通过老练的眼睛发现，与其他大气中的景象相比，在伦敦的雾中，物体的外表变化更大更快，难就难在如何抓住每个变化，并体现到画布上去。”
近年来有气象学家注意到，这位印象派鼻祖的画作中还藏有宝贵的时代信息：“弥漫”其上的彩色雾气，因被当作研究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空气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大放异彩！这正好弥补了当时科学观测条件不足，没有留下数据记录，导致无法确知雾之成分的遗憾。
然而，坦率地说，我可不愿意我所生活的城市、我们可爱的首都北京，过后多少年也给世人留下类似这样的“佳话”。
（作者附记：本文收笔之时——2013年1月29日上午9点，北京城仍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抬头所见，窗外是白茫茫一片。）
1月22日，刚“晴朗”几天的北京城又一次大雾弥漫，大街上、地铁里随处可见戴口罩的人。傍晚时分，接孩儿他妈短信问寻“被锁在哪儿啦”？笔者以打油诗回复：“出了芍药居，大雾眼迷离。久等车不来，你急我更急。”
1月27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成为这个月内该市第四次发布的霾预警。伴随着又一次出现的雾霾天，首都的空气质量再度降到“重度污染”。截至20时，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大部分地区白天空气质量都为5级，空气质量指数多接近300。有部分区域站和交通站达6级“严重污染”。
此次北京大气污染，是自政府去年早些时候开始公布PM2.5值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可以预见，由恶劣空气质量所致疾病所造成的负担，势必给政府与居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毒雾’面前我们都应该反省。”已有媒体这样告诫人们。
反省什么？空气污染，人人都是受害者；然而，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据北京市公布的数据，四分之一的PM2.5是“输入性”的，四分之三则是北京地区“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尘、农业焚烧秸秆等。其中，汽车尾气大概贡献了22%以上的份额。《2012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当前中国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约为160克，欧洲的目标为95克，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较低，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电子产品、服装等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些个人消费带来的污染排放，将令环境难以承受。不知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严峻局面？
“关于环境卫生问题我们总是在消极地等待，要一直等到问题出现以后——一直到要统计死亡或患病人数时——才开始采取行动避免伤害的发生。甚至到那时还不行动起来。”这是全球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和环保斗士德拉·戴维斯，在其著《浓烟似水：环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故事》前言里写下的一段话。此书问世不久即获2003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大奖，它阐释了现代工业空气污染对环境和公共卫生所产生的影响，其中记录的几个特别事件对我们今天不无启示。
作者以自己家族亲历的旧闻逸事开篇，描述了一个个纠结于谋生与污染之中的家庭阴影和种种无奈。在戴维斯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一个凭借金属制造业和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小镇，鼓风炉、焦炉、煤炉和锌炉排放的烟气经常被周围的山峦困在山谷之中。它们既带来了令人惊异的美丽日落，也造就了大批的不毛之地。可当时并没有人寻思，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8年10月26日早晨，烟雾封锁了多诺拉。起初，汽车和卡车还可以打亮前灯缓缓而行，但过了正午后，驾驶员再也看不清街道的情况，交通陷入瘫痪。两天以后，烟雾变得黏稠起来，成了静滞的黏结体，空气中开始出现令人作呕的味道。接着，小镇上许多人得病和倒下。那些因环境而遭殃的人，甚至很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送命。当烟雾于该月31日消退时，当地殡仪馆的棺材已然脱销。
尽管这场致命的烟雾后来催生了一个主要研究人体暴露于污染空气之影响的全新学科，但导致多诺拉灾难的致命物的来源当时却没有得到确认。有人归罪于突然恶化的天气，声称这“只是一次性的大气偶然事件”；还有人把缺乏空气污染造成伤害的确定性证据，用以证明当地空气的安全性。由是，重要的问题没有被触及，有助于推断真相的关键信息也被掩盖了。甚至，当10年之后小镇的死亡率仍远远高于周围城镇的死亡率时，也没有人试图把这些死亡与烟雾或经常提到的空气质量联系起来。不过，这场灾难的一个遗产是，它（多年以后）促成了联邦空气洁净法令的出台。
在多诺拉灾难爆发4年之后出现的伦敦烟雾事件，终使“奇怪的反常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替罪羊的角色。这一举世瞩目的“壮观景象”发生在1952年12月初，其灾难性后果让人无法忽视：一周之内就死了4703人，而前一年伦敦同一时期的死亡人数是1852人。一开始，政府官员不愿承认这么多人突然倒毙只是因为呼吸了肮脏的空气，还有人将其归吝于所谓的异常流感。当时，倒是公众比政府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确信，导致烟雾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电厂和家庭使用的煤炭，汽车排放的尾气也是原因之一。这场灾难，实际上也是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污染控制的后果。有鉴于此，英国第一次开始采取严厉的污染控制措施：1954年伦敦市通过了一部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1956年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依据相关立法，伦敦市采取了关闭市内发电厂、强制提高烟囱高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措施。不过，由于伦敦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英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并没有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962年还发生过一次更严重的烟雾事件），但在1962年之后，伦敦再没有出现过那样大规模的烟雾。
如今，我们对区域性污染和全球污染给健康所带来影响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我们也都承认这样一条原理：我们不能等到建筑物或桥梁快要倒塌时，再来对其加固并检查其安全性；我们也不能等到船快沉没时才需要救生服。诚如戴维斯所言，我们现在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和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改变这些污染源。她驳斥了这样一些“歪理”：有些人认为，一个肮脏的世界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而那些不愿意改变污染源的既得利益者，就常常引用这句华而不实的话，作为其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借口。
研究现代艺术的人士尝言：正是雾蒙蒙的混沌激发了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1840-1926）的艺术灵感，使得他画出了100多幅别具风格、意味的描绘伦敦风景的作品。据说莫奈偏爱暗色城市变幻莫测的色彩，而不是乡间常见的阳光灿烂。他似乎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去欣赏雾中伦敦：“各种各样的雾……黑色的、褐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和紫色的雾，绘画的乐趣在于抓住透过这些大雾的所见所得。我通过老练的眼睛发现，与其他大气中的景象相比，在伦敦的雾中，物体的外表变化更大更快，难就难在如何抓住每个变化，并体现到画布上去。”
近年来有气象学家注意到，这位印象派鼻祖的画作中还藏有宝贵的时代信息：“弥漫”其上的彩色雾气，因被当作研究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空气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大放异彩！这正好弥补了当时科学观测条件不足，没有留下数据记录，导致无法确知雾之成分的遗憾。
然而，坦率地说，我可不愿意我所生活的城市、我们可爱的首都北京，过后多少年也给世人留下类似这样的“佳话”。
（作者附记：本文收笔之时——2013年1月29日上午9点，北京城仍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抬头所见，窗外是白茫茫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