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2年发表，到现在已经七十周年了。长期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一直在指引着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努力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不断创造!为人民所欢迎的作品，推动着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开辟了中国文艺历史的新阶段。时至今日，其理论的总体性仍不减真理性的光辉，对我们当下实现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向的复原———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其方向定位绝对重要。因为文艺向哪里发展，何以为繁荣，都离不开坚定方向的指认。《讲话》根椐当时的社会革命主体构成，明确提出包括“四种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具体所指是“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这“第四”之为，在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已经略而不提了，而是以不见之于《讲话》文本的“工农兵方向”所指代。为什么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并确立为方向内容，《讲话》中都有准确的释义，最后肯定地说：“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讲话》中怕人们对这个“第四”的内涵理解不到位，特别加以阐释：“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里所说的“同盟者”、“长期和我们合作的”，其人群是非常广大的，与我们今天所遵行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主义服务”，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全国解放后，由于在解释中以不见之于《讲话》原文的“工农兵方向”，替代了包括四种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方向。这样一来，便丢掉了不应丢掉的一种主体构成。在时间上离开延安时代愈久，在空间上愈向全国范围推行，就愈须要回归《讲话》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宽广方向。
　　我们细读《讲话》是会发现其中有一段论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话，乍看起来似乎是提!“工农兵方向”的说法，但由此认定那是在说“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却是似是而非的。《讲话》中分析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在提高的方向上，“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很显然这里所指认的从普及到提高的方向，乃是“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这个方向不是泛指文艺的普遍服务方向，而是特指当时工农兵为之斗争的党在当时的革命政治目标。所以，不能把“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抽象并简化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说：过去对“工农兵方向”概括，既泛化了作为政治目标的“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也缩小了包括有“四种人”在内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服务方向。由此可以清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非!自《讲话》的文本，而是在后来的解释中形成的，它遗落了在方向概括中不应遗落的一种主体，所以，在新时期才根据《讲话》的精神与现实的需要，把革命文艺的方明确为“双为”方向。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溯本求源的继承，也是根据时代需要的应时发展。
　　二、生活的源泉———必到的创作起点
　　《讲话》在论定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之后，顺理成章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而实践方向的道路，就是以“必须到群众中去”为总括的“四到”：“中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家，有!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延安，革命的文艺家到工农兵斗争的第一线，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是一去而能五得的路向：为革命直接进行战斗，取得创作的生活源泉，改造不恰当的思想，认识自身的价值，写!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讲话》发表后，在延安的很多文艺家都积极地投入生活，取得了多方成果，在文艺上!现了新气象，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文艺的领军人物。我们今天正是坚持了《讲话》中的教导，对于文艺家才一贯鼓励和支持他们深入生活，并明确提!“三贴近”即“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这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因文艺队伍广泛构成状态而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实践方式。
　　三、革命的任务———历史赋予文艺的任务
　　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毋庸讳言，其实就是革命文艺的政治方向。这个政治是人民的政治，阶级的政治。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有政治制度、政冶路线、政治思想、政治斗争、政治任务、政治设置等等。在今天这些都依然存在。革命的文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回避不了与这些存在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它的服务方向是“双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方向定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方向定位。在2011年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九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大会代表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四点希望，内容都是讲文艺工作者应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在此不论是讲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还是“双为”的服务方向，这四个“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都是服务方向下的具体内容。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双代会的讲话最后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的伟大号召，更是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承担的总体历史任务，这就是“要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由此不难看!，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所要承担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历史任务，与《讲话》中所提!的“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历史总体任务上虽有时代的不同，但是在“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中，让文艺与时俱进，“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却又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文艺与政治密切联系在理论思想与历史实践中的证明。
　　在今天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讲话》中提!的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方向，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展开了更为宏阔的创造天地，党和人民正在热切地期望着。
　　最后让我以新近写的一首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的七律收结此文：“七十年前五二三，延安讲话启新端。首开必到源泉路，确指服为方向宽。文艺诸家齐奋笔，史成一代展奇观。而今真理依然是，岂可轻忽视等闲。”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