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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角色是很清楚的，但将来是什么角色？这就是“身份焦虑”。
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做鸡饲料，那8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受益无穷，惊心动魄。十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刘永好对话，我说我做鸡饲料的时候你还没开始做呢，但是我放弃了。刘永好后来成为中国首富，如果我不放弃的话，这首富应该是我的。做鸡饲料生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很难赚钱，抠的是几厘钱，但赔钱狠，饲料是大宗货，一发霉潮湿，就会赔钱。遇到鸡瘟，更容易赔钱。但是它消费量非常大。我没看好这个市场，所以放弃了。这是我经历过最难赚钱的生意，所以刘永好做多元化的时候我说没问题，能从饲料行业赚钱，做其他赚钱都容易。
早期做鸡饲料的经历，就像一场赌博，大起大落的过程让人更容易保持平常心；股份制改造的经历，让人见识了股票资本市场的竞争，并购与反并购的惨烈，这些都是我宝贵的财富。
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些困惑与迷茫，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内。第一是自身的定位。工商阶层、企业家阶层，当然指的主要还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到底是什么地位、什么位置？他们现在角色是很清楚的，但将来是什么角色？这就是“身份焦虑”。
在历史上，日本商人的地位比中国还要低。低下到什么程度呢？武士阶层若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损伤，他会把你杀了，最容易被杀的就是贩夫走卒。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中国有经商的传统，但中国的商人对自身身份定位一直不统一。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你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比如说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犯罪该判刑判刑，但就是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也要给他一个跟家属见面的机会。如果连一个生命在他死之前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能谈什么其他保证？
所以还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而自身保护就是要本身如何独立，本身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是什么？你说经营资产，那财产权能得到保证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你是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他无从谈起。
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不同。在中国有人大、政协，企业家代表委员也可以参政议政，但我要说的是，不是代表委员，企业家一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我不是代表委员，但我一样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里发挥作用。
最关键的就是创新，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企业家应该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鲜的想法和内容，引领时代的步伐。创新不是一穷二白时创新，那时不创新就没出路，而是在打下一片天地后，是固守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是最关键的。举个例子，腾讯的微信就是和他的QQ来竞争，这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自己否定自己。其次是要有担当。
企业家精神在城市发展中会有很明显的体现。拿深圳来说，深圳缺其他东西但不缺企业家精神，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年轻人到深圳创业，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民营企业40%的著名品牌是集中在深圳的。
除了创新与担当，企业家资源整合能力也很重要。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资源整合能力更显得重要。最典型的是雷军小米，你会发现他在整合资源，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大数据时代、移动媒体时代，我觉得比互联网时代颠覆还要大。它有种更新颖的资源动员力量。互联网时代对房地产传统行业来说颠覆性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说我用互联网你不用，那我的信息比你快，你的效率没我高。
到了大数据时代是跨行业的。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人可以用新的载体、新的方式颠覆。最典型的是雷军，他和董明珠对赌。如果我是董明珠，雷军你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你来搞房地产销售，那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我愿意当代工者。你有那个动员力量，我就主动配合你。
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公民组织，但从中国传统来看，“社会”这一块始终比较弱，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民主诉求的NGO组织，在中国的国情下，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我认为最好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都是从环保、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
外界给我的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不行贿者”这个标签最适合我而已，不存在喜不喜欢。“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显得很滑稽。这是企业家的底线，哪个企业家会公开承认行贿？但公开说“不行贿”，还真没几个人，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没几个人相信你不行贿。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这个标签比较合适。
是我荒唐吗？是评选的媒体荒唐吗？都不是。荒唐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但正因为这样，这个承诺才有意义。我很珍惜它，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今年是万科30年，30年来，我从来不会以我在万科的形象来宣传万科品牌和我的个人品牌，比如万科的地产项目。但我会以个人的形象宣传别的品牌，可以说一年接一个广告，我接这些广告非常明确，就是形象代言人。
30年来，万科是从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确定了房地产方向；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是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团队；第四是打造了一个好的品牌。
在中国，新兴企业很容易走多元化的路，但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的案例还不多。对于万科而言，确定房地产方向，并致力于环保，这是一个企业的担当，我也有这种性格。
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做鸡饲料，那8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受益无穷，惊心动魄。十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刘永好对话，我说我做鸡饲料的时候你还没开始做呢，但是我放弃了。刘永好后来成为中国首富，如果我不放弃的话，这首富应该是我的。做鸡饲料生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很难赚钱，抠的是几厘钱，但赔钱狠，饲料是大宗货，一发霉潮湿，就会赔钱。遇到鸡瘟，更容易赔钱。但是它消费量非常大。我没看好这个市场，所以放弃了。这是我经历过最难赚钱的生意，所以刘永好做多元化的时候我说没问题，能从饲料行业赚钱，做其他赚钱都容易。
早期做鸡饲料的经历，就像一场赌博，大起大落的过程让人更容易保持平常心；股份制改造的经历，让人见识了股票资本市场的竞争，并购与反并购的惨烈，这些都是我宝贵的财富。
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些困惑与迷茫，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内。第一是自身的定位。工商阶层、企业家阶层，当然指的主要还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到底是什么地位、什么位置？他们现在角色是很清楚的，但将来是什么角色？这就是“身份焦虑”。
在历史上，日本商人的地位比中国还要低。低下到什么程度呢？武士阶层若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损伤，他会把你杀了，最容易被杀的就是贩夫走卒。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中国有经商的传统，但中国的商人对自身身份定位一直不统一。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你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比如说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犯罪该判刑判刑，但就是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也要给他一个跟家属见面的机会。如果连一个生命在他死之前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能谈什么其他保证？
所以还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而自身保护就是要本身如何独立，本身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是什么？你说经营资产，那财产权能得到保证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你是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他无从谈起。
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不同。在中国有人大、政协，企业家代表委员也可以参政议政，但我要说的是，不是代表委员，企业家一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我不是代表委员，但我一样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里发挥作用。
最关键的就是创新，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企业家应该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鲜的想法和内容，引领时代的步伐。创新不是一穷二白时创新，那时不创新就没出路，而是在打下一片天地后，是固守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是最关键的。举个例子，腾讯的微信就是和他的QQ来竞争，这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自己否定自己。其次是要有担当。
企业家精神在城市发展中会有很明显的体现。拿深圳来说，深圳缺其他东西但不缺企业家精神，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年轻人到深圳创业，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民营企业40%的著名品牌是集中在深圳的。
除了创新与担当，企业家资源整合能力也很重要。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资源整合能力更显得重要。最典型的是雷军小米，你会发现他在整合资源，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大数据时代、移动媒体时代，我觉得比互联网时代颠覆还要大。它有种更新颖的资源动员力量。互联网时代对房地产传统行业来说颠覆性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说我用互联网你不用，那我的信息比你快，你的效率没我高。
到了大数据时代是跨行业的。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人可以用新的载体、新的方式颠覆。最典型的是雷军，他和董明珠对赌。如果我是董明珠，雷军你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你来搞房地产销售，那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我愿意当代工者。你有那个动员力量，我就主动配合你。
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公民组织，但从中国传统来看，“社会”这一块始终比较弱，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民主诉求的NGO组织，在中国的国情下，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我认为最好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都是从环保、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
外界给我的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不行贿者”这个标签最适合我而已，不存在喜不喜欢。“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显得很滑稽。这是企业家的底线，哪个企业家会公开承认行贿？但公开说“不行贿”，还真没几个人，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没几个人相信你不行贿。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这个标签比较合适。
是我荒唐吗？是评选的媒体荒唐吗？都不是。荒唐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但正因为这样，这个承诺才有意义。我很珍惜它，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今年是万科30年，30年来，我从来不会以我在万科的形象来宣传万科品牌和我的个人品牌，比如万科的地产项目。但我会以个人的形象宣传别的品牌，可以说一年接一个广告，我接这些广告非常明确，就是形象代言人。
30年来，万科是从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确定了房地产方向；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是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团队；第四是打造了一个好的品牌。
在中国，新兴企业很容易走多元化的路，但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的案例还不多。对于万科而言，确定房地产方向，并致力于环保，这是一个企业的担当，我也有这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