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夏，中英鸦片战争进入第三年，坐拥百万大军的清政府，面对小股英军的凌厉攻势，仿佛一头衰老而遍体鳞伤的大象，被狮子的利爪尖牙撕咬得连招架之力都丧失殆尽。
　　常胜英军的窘迫
　　6月19日，借助坚船利炮，英军闪电般占领上海；7月5日，他们相继攻取战略要地镇江。一路高奏凯歌的英军，冲到南京城下，迟滞不前，疲态百出，竟成强弩之末，他们士气低落、焦躁不安、进退维谷，只有等待奇迹发生。
　　英国的战略构想被突然打破，历史曾在这微妙的时刻，给大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他们抓得住，也许中国近代史都会改写。
　　原来，英军出现霍乱疫情，许多兵士腹泻呕吐不止，甚至一命呜呼，战斗力大打折扣。霍乱和其他传染病使得英国军队损失惨重，参战的英军军官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一书中忆道：“镇江的军队是一支不可轻侮的敌军，我军在镇江战役中所遭受的损失，比以往任何战役来得更惨重，比镇江的军队更具杀伤力的敌人突然出现。霍乱及沼泽地带产生的热病开始流行，很多士兵，尤其新兵，纷纷因此送命。”
　　十余年后，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对垒，俄罗斯大地上的霍乱，又一次骚扰英军，成了不少人的死亡诅咒，似乎没有对战争进程构成多大的影响。
　　1895年夏，为抵抗日军侵占台湾，清兵及台湾兵勇共约三千余名正规军参与战役，战死者不下两百多人。日军由于装备先进，实际伤亡并不多，这段时间，日军因为水土不服，更因为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的滋扰，造成不少非战斗减员，数目远比阵亡者多。
　　瘟疫就算站在中国一边，最终也无助于挽回败局。狂魔来袭，不分华夷。
　　蛰伏的恶魔
　　霍乱，由霍乱弧菌引起，又被生动地音译成“虎烈拉”，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夏季最活跃，常经不洁饮用水传播，发病急骤，传播迅速，病患如得不到及时救治，体内水分将被弧菌“榨干”而死。
　　在医学尚未发达的19世纪，其病死率极高。
　　小小弧菌发源于富饶的恒河三角洲，由于受交通限制，19世纪以前，霍乱局限在印度。此后，世界经贸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打开霍乱的封锁线，这一蛰伏在文明古国的恶魔，开始“走向世界”，从“骑着骆驼旅行”逐渐升级到坐着轮船、火车周游列国，遗患无穷。从1813年至1923年的百余年间，全球共发生六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每次大流行都曾波及中国，中国东部的水乡，正是霍乱菌理想的栖息地。霍乱引起的腹泻是最严重的，病患一天腹泻十幾次，甚至几十次清稀大便。
　　可以说，霍乱弧菌具备把肠道的细胞，乃至整个人体的所有水分彻底榨干的可怕能力。很多罹难者，死时只剩下一副干瘪的遗体。
　　在旧中国，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宪法，也不知道何为卫生。许多乡镇都能看到便溺遍地，垃圾满街。大粪搬运工用扁担挑着木桶，走到沟渠或河流旁，将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之内，污满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秽物胡乱倒进水中，沟渠水淤滞不堪，绿色淤泥搅拌着混浊发黄的污水，散发恶臭。
　　往往就在那些水系旁边，人们舀水洗马桶，甚至拿来饮用，洗衣、洗米、洗菜和做饭。这种情况，在水网交错的江南尤甚。霍乱的历次流行，多与水体被霍乱菌污染有关。
　　霍乱也救不了清廷
　　英国等待的奇迹真的发生了。灰头土脸的清廷，还是迫不及待地请求和谈，让英国欣喜若狂，双方很快签订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对于如何结束战争、该掳掠多少利益，英国本无多大把握，至少没料到清廷这么快屈膝投降。英军决策层原本认为至少要拿下南京，清政府才会在签约上有所反应，清政府的“敏捷”，着实令英国人窃喜。
　　在一定程度上，霍乱让第一次鸦片战争喊停，英国见好就收。腐朽的大清没有情报机构，不知对手困于“水土不服”，错失扳回局面的良机。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霍乱流行，英军可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拿下南京，根本不会给清廷太多应对和思考时间。英军拿下南京，可能不会就此罢手，乘着余威和声势，进一步扩大战果，到时候，大清将会损失更多利益。毕竟英军的战略目标是江南地区。
　　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霍乱无意中影响鸦片战争的整个进程，顶多只是改写一场战役，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悲剧命运，更无法逆转衰老帝国在新兴资本主义强国面前的窘态。
　　决定一个国家、民族能否站起来，靠的永远是自身的觉醒，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可能仰赖外力和侥幸。当时的大清国，有多少人懂得这个道理呢？
　　历史长河在拐弯处稍停一下，继续往前流去。
　　（摘自《他们都有病》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