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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阅郑振铎《西谛书话》，其中有《宝礼堂宋元本书目》一条：说“书录出张菊生手，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其嗣君乃封存之，故传世绝罕。余尝托菊生先生索取一部，竟不可得”云云。郑振铎所说《宝礼堂宋元本书目》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宝礼堂宋本书录》。“文革”后，扬州广陵刻印社将其影印再版。有潘明训哲嗣潘世兹先生所撰文言序文，卷首并附有书影若干帧。我最早读到的便是这样的影印本，可见此书早已成为不易寻访的现代善本。直到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又列入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出版点校本，并附索引，颇便读者使用。
几年前，在《随笔》杂志上读到贾植芳先生写的《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文。谈及这批藏书及捐献者潘先生一九五七年后的坎坷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及史料价值，当为喜谈掌故者所乐闻。
原来潘先生的父亲潘明训老先生，广东南海人，是英国租界工部局的官员，文化不高，但是很有钱，于是就送儿子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老潘先生好藏书，收藏了不少宋元明清版的古籍版本书，是位大收藏家。其收藏中的精品有一大部分来自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旧藏。所谓宝礼堂者，即收藏有其得诸袁克文之南宋光宗绍熙三年三山黄唐刊本《礼记正义》而得名，潘明训老先生生前曾以珂罗版精印此书，以馈赠海内外同好者。
潘先生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思想进步，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留了下来，一九五○年参加了民主同盟，并将父亲的藏书无偿捐给国家，是一件社会上十分轰动的新闻。本来宝礼堂藏善本，解放前已悉数运往香港，潘先生将之运回献给国家，实属爱国之至。这与当时许多世家为避祸捐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黄裳先生《唐女郎鱼玄机诗》跋语有云：“今冬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入京之前，徐伯郊氏招余往观，匆匆得见宋本三十许种，皆精绝，此册亦在，已裱成册叶矣。云烟过眼，未能忘情。今乃无意中获此影本，与原迹不差毫黍，观之忘倦。漫书卷尾。辛卯岁暮，黄裳。”辛卯为一九五一年。徐伯郊氏为徐森玉先生。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为清黄丕烈、民国初年袁寒云旧藏。黄裳所得为周叔弢珂罗版影印本。近年北京图书馆又有精影印本，夹板亦以旧楠木为之，颇具虎贲中郎之效。
潘先生一九五七年响应号召，提了些建议，便被打为右派，降级降薪。“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年被打为右派的历史系王造时、外文系孙大雨两位著名教授组织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王造时死于狱中。孙大雨提前一年释放回上海后被勒令在城隍庙扫地。潘先生被关了七年，放出来后也被分配到复旦印刷厂“劳动改造”， 与在此接受改造的贾植芳先生成了难友。贾先生因胡风一案牵连，身陷囹圄多年，此时被放在印刷厂劳动改造。
不过潘先生的确有钱，在印刷厂带午饭，常有烤乳猪、炸牛排、叉烧、酸牛奶、矿泉水，面包里夹果酱、奶酪，这类西式餐点当时很为工人所新奇，不知都是些什么。他没事时还吹个口哨，是个蛮率性有趣的人。潘先生本来住在沪西一栋花园洋房中，由于房间过大、过多，“文革”前夕前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事先埋伏在他家中，竟然毫无察觉。
潘先生的夫人陈永娟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学校的“校花”，和潘先生结了婚，院系调整后也跟着到复旦外文系当讲师。潘夫人的家庭是英国太古公司的买办，她从小在西方接受教育，所以汉语倒没有西文来得好。记得潘夫人是比较讲究的，打扮时新，还化着妆。潘先生落难后，她由于不懂戴反革命帽子是何意？拿着判决书向人打听。
潘先生晚年曾任复旦图书馆长。由于夫人随儿子定居国外，退休后的他一个人雇了三个保姆照顾起居。潘先生晚年还英译《三字经》在新加坡出版，曾经郑重其事地以宣纸信笺，墨笔蝇头小楷写信向继任的图书馆长贾植芳先生请教《三字经》的版本问题。可见，他并没有继承藏书家父亲鉴定版本的家学，何况其父身后尚有高人指点。本来他在英国所学的是政治学，与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风马牛不相及。后来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病，就过世了。贾植芳先生为此很发了一番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感慨。现在，连当年撰文纪念他的贾植芳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潘先生所捐这批国宝如今完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除了微缩胶片，一般人自然无从寓目。由于《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详瞻，一册在手，其庐山真面目倒也不难领略。
《宝礼堂宋本书录》出张元济之手，素称精审。据笔者孤陋寡闻，其明显的讹误只有这样两例。
一是题宋刻《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一书，此书福建刻书风格显著。一九七○年山东明鲁荒王墓中出土了几种书。其中有一部与宝礼堂所藏相同，卷三十二后面的半叶上，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宝礼堂藏本正好缺这半叶。至元丁亥是至元二十四年，距南宋咸淳十年之亡仅十三年。正如冀淑英先生所言，这点差距在版刻上是难以反映的。这也为元版书假充宋本增添了一个例证。
二是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陈垣先生撰写《书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后》，开头谓潘跋不详撰人，这显然是出于为贤者讳的笔法。陈先生这篇跋文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所谓南海县志之“县”字系后人所加，应为一路之志，撰写者为路一级官员；二是南海志足本应为二十卷，潘跋据十末有一“终”字，遂谓终于十卷，不知卷末终字或有或无，本无定例；三是书刻成后再印时或有增补，应在大德刻本下增“致和后续有增纂”；四纠正潘跋年号错讹，致和年号系泰定五年二月所改，并非明宗之号，明宗即位于天历二年正月，致和元年亦非明宗即位之年。由于陈先生精于元代制度，故能发此前人未发之覆。
几年前，在《随笔》杂志上读到贾植芳先生写的《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文。谈及这批藏书及捐献者潘先生一九五七年后的坎坷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及史料价值，当为喜谈掌故者所乐闻。
原来潘先生的父亲潘明训老先生，广东南海人，是英国租界工部局的官员，文化不高，但是很有钱，于是就送儿子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老潘先生好藏书，收藏了不少宋元明清版的古籍版本书，是位大收藏家。其收藏中的精品有一大部分来自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旧藏。所谓宝礼堂者，即收藏有其得诸袁克文之南宋光宗绍熙三年三山黄唐刊本《礼记正义》而得名，潘明训老先生生前曾以珂罗版精印此书，以馈赠海内外同好者。
潘先生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思想进步，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留了下来，一九五○年参加了民主同盟，并将父亲的藏书无偿捐给国家，是一件社会上十分轰动的新闻。本来宝礼堂藏善本，解放前已悉数运往香港，潘先生将之运回献给国家，实属爱国之至。这与当时许多世家为避祸捐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黄裳先生《唐女郎鱼玄机诗》跋语有云：“今冬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入京之前，徐伯郊氏招余往观，匆匆得见宋本三十许种，皆精绝，此册亦在，已裱成册叶矣。云烟过眼，未能忘情。今乃无意中获此影本，与原迹不差毫黍，观之忘倦。漫书卷尾。辛卯岁暮，黄裳。”辛卯为一九五一年。徐伯郊氏为徐森玉先生。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为清黄丕烈、民国初年袁寒云旧藏。黄裳所得为周叔弢珂罗版影印本。近年北京图书馆又有精影印本，夹板亦以旧楠木为之，颇具虎贲中郎之效。
潘先生一九五七年响应号召，提了些建议，便被打为右派，降级降薪。“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年被打为右派的历史系王造时、外文系孙大雨两位著名教授组织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王造时死于狱中。孙大雨提前一年释放回上海后被勒令在城隍庙扫地。潘先生被关了七年，放出来后也被分配到复旦印刷厂“劳动改造”， 与在此接受改造的贾植芳先生成了难友。贾先生因胡风一案牵连，身陷囹圄多年，此时被放在印刷厂劳动改造。
不过潘先生的确有钱，在印刷厂带午饭，常有烤乳猪、炸牛排、叉烧、酸牛奶、矿泉水，面包里夹果酱、奶酪，这类西式餐点当时很为工人所新奇，不知都是些什么。他没事时还吹个口哨，是个蛮率性有趣的人。潘先生本来住在沪西一栋花园洋房中，由于房间过大、过多，“文革”前夕前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事先埋伏在他家中，竟然毫无察觉。
潘先生的夫人陈永娟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学校的“校花”，和潘先生结了婚，院系调整后也跟着到复旦外文系当讲师。潘夫人的家庭是英国太古公司的买办，她从小在西方接受教育，所以汉语倒没有西文来得好。记得潘夫人是比较讲究的，打扮时新，还化着妆。潘先生落难后，她由于不懂戴反革命帽子是何意？拿着判决书向人打听。
潘先生晚年曾任复旦图书馆长。由于夫人随儿子定居国外，退休后的他一个人雇了三个保姆照顾起居。潘先生晚年还英译《三字经》在新加坡出版，曾经郑重其事地以宣纸信笺，墨笔蝇头小楷写信向继任的图书馆长贾植芳先生请教《三字经》的版本问题。可见，他并没有继承藏书家父亲鉴定版本的家学，何况其父身后尚有高人指点。本来他在英国所学的是政治学，与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风马牛不相及。后来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病，就过世了。贾植芳先生为此很发了一番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感慨。现在，连当年撰文纪念他的贾植芳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潘先生所捐这批国宝如今完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除了微缩胶片，一般人自然无从寓目。由于《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详瞻，一册在手，其庐山真面目倒也不难领略。
《宝礼堂宋本书录》出张元济之手，素称精审。据笔者孤陋寡闻，其明显的讹误只有这样两例。
一是题宋刻《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一书，此书福建刻书风格显著。一九七○年山东明鲁荒王墓中出土了几种书。其中有一部与宝礼堂所藏相同，卷三十二后面的半叶上，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宝礼堂藏本正好缺这半叶。至元丁亥是至元二十四年，距南宋咸淳十年之亡仅十三年。正如冀淑英先生所言，这点差距在版刻上是难以反映的。这也为元版书假充宋本增添了一个例证。
二是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陈垣先生撰写《书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后》，开头谓潘跋不详撰人，这显然是出于为贤者讳的笔法。陈先生这篇跋文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所谓南海县志之“县”字系后人所加，应为一路之志，撰写者为路一级官员；二是南海志足本应为二十卷，潘跋据十末有一“终”字，遂谓终于十卷，不知卷末终字或有或无，本无定例；三是书刻成后再印时或有增补，应在大德刻本下增“致和后续有增纂”；四纠正潘跋年号错讹，致和年号系泰定五年二月所改，并非明宗之号，明宗即位于天历二年正月，致和元年亦非明宗即位之年。由于陈先生精于元代制度，故能发此前人未发之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