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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立刻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于是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抗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就在这时,古城开封女子中学——以共产党地下党员王华冰、李丕荣为首的一群年轻姑娘热血沸腾,毅然走出课堂,辞别家园,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组建了国民革命军二十集团军抗日救亡妇女宣传队。
从1938年初到1941年秋结束,历时三年半,她们跨黄河,过长江,历尽千辛万苦,用自已的双脚踏遍了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的城镇与乡村,行程万余里,把她们的美好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抗日救亡工作。
(一)
抗日救亡妇女宣传队——一群年轻的姑娘,在蒋管区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发展,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关键在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另外还得益于三个人的相互作用。
一个是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出生贫寒,历经沧桑。他曾经留学日本,有较强的爱国思想,而且早就洞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国难当头之时,他旗帜鲜明,积极主张抗日,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义愤填膺。特别是商震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在受冷遇受排挤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蒋介石吞并的危险。所以说,商、蒋矛盾极深,他始终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为了防止蒋的渗透,商震的部队不设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但该部早就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所以当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建议在二十集团军组建一个抗日救亡妇女宣传队时,他欣然同意,并拿出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妇宣队的工作。
第二就是妇宣队队长王文田。当一群女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抗日救亡妇宣队时,开封市地下党负责人吴祖贻、吴应先决定由开封市妇女会主任王文田担任妇宣队的队长。王文田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邓颖超是同学。后留学德国,学成归国后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她思想开明,在商震担任河北省省长时,她曾给商震当过秘书,所以深受商的信任和器重,商根据地下党负责人的提议,委任王文田为二十集团军抗日救亡妇宣队队长。她在妇宣队只工作了半年,便去了延安,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三是长期隐蔽在二十集团军内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他是商震创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商震有师生之谊,深得商的信任,所以委任他为二十集团军副官处处长。他是妇宣队地下党的实际负责人。妇宣队创办之初,只有王华冰、李丕荣两名党员,后来又吸收胡润如、王品素、李新果等同志入党,成立了妇宣队党小组,王华冰任组长,由王兴刚直接领导。妇宣队撤退到重庆后,其组织关系转到党的南方局,由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
由于商震的政治地位和保护,妇宣队才有立足之地。由于队长王文田引导这群单纯的女孩子学文化、学演技、学做人,才能使她们健康成长起来。由于王兴刚在妇宣队积极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才保证妇宣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
妇宣队的22名成员,除队长王文田是大学教授外,其他都是大、中学的青年学生。地下党组织加强对她们的引导,安排王华冰、李丕荣等地下党员,组织姑娘们学习《抗战读本》、《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列宁主义问题》等进步书刊,队长王文田组织姑娘们学习演讲、表演技巧,还自编自导了很多宣传抗战的小剧目,诸如《新女性》、《张家店》、《打东洋》、《血祭九·一八》等剧目。她们白天进行紧张的排练,晚上就深入到各个师团演出,活跃了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鼓舞了官兵士气。王华冰、王品素、胡润如这些骨干,还经常带领妇宣队深入到开封附近的几个县市,为抗日募捐。1939年新年的劳军礼品,全都是由妇宣队的演出募捐筹集到的。为保证这群年轻姑娘有旺盛的斗志,队长王文田参考了苏联的《夜莺曲》,亲自创作了《二十集团军抗日救亡妇宣队队歌》,在每天排练之前,便把姑娘们集中起来,昂首高唱《队歌》:
我们是一群女孩子,
为了祖国参加抗战!
辗转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
未曾离开抗战巨流。
工作、学习、劳动、战斗,
一切都在欢笑中。
战斗!战斗!勇敢地战斗!
直到驱逐倭寇。
经过烽烟炮火的洗炼,
全国要一致努力抗战,
胜利定向我们召唤。
新中国要在战斗中出现,
新姐妹更要努力向前。
向前!向前!
大胆地肩负起抗战建国重担!
1938年5月,日寇铁蹄进一步向南进逼,河南考城县一线面临沦陷。这时,抗日救亡妇宣队正在考城县二区周村宣传演出,突遭日机轰炸,被迫中断演出。傍晚,忽然听到炮声。日军误将该村判断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进行突袭包围。在危急关头,王华冰、李丕荣等督促大家迅速整理文件和宣传品,组织全体队员上车,有条不紊地指挥全队安全撤退。二十集团军司令部的官佐们从此对妇宣队另眼相看,伸着大拇指说:“这群丫头娃子比咱们正规军还中!”
不久,开封沦陷,许昌告急,国民党的军队溃退。妇宣队在从许昌向鲁山撤退的急行军途中,遇上滂沱大雨,大家整整一天一夜粒米未进,个个疲饥交加。当晚,王华冰、侯仙芝、宋蕴玉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骨干,冒着倾盆大雨,千方百计找来柴草,烧火煮面先让那些伤病员充饥。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妇宣队的姐妹们端起面条就跑。
商部撤离开封后,行至许昌和日军干了一仗。在枪林弹雨中,妇宣队的姑娘们不畏艰险不怕死,深入前线,或演讲或高唱抗日歌曲,为抗日将士们加油鼓劲。比如,当商的主力——三十二军开赴抗战前线时,地下党员李丕荣带领三名姑娘深入到前线,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三位姑娘站在路边反复地唱着这首歌,声泪俱下,而且嘴唇都唱出了血。官兵们深受感动,激昂地吼道:“这些丫头都不怕死,难道咱们五尺男儿还怕死不成?!冲——啊!杀——啊!”他们端着枪,高举大刀,洪水般地冲向敌阵。这一仗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日军装备无数。
在撤退途中,妇宣队7人用歌咏、街头剧、地方小调、对口词等不同的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她们走到哪里,战士、群众立即活跃起来。
1939年3月8日,妇女宣传队跟随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来到了湖南的桃源县,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多,与桃源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
桃源县是通向重庆的唯一战略通道。这时的郑州、武汉、长沙先后沦陷,国民党的很多军队、军政机关、后方医院,先后撤退到桃源,使这个闭塞的小县城显得拥挤而又热闹。
妇宣队的姑娘们一到桃源,就深入农村,在地边田头访问群众,到街头巷尾演讲、演出,还在城里进行抗日图片、漫画展览,摆设抗战书摊,前往医院慰问伤病员,为前线将士募捐,等等。
妇宣队的姑娘们,还主动把城里的儿童、青年、农村各乡镇的青年妇女、驻军官兵的子弟,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教他们识字,读《抗战读本》,练习歌咏,还帮助他们组织起自已的歌咏队、小宣传队,等等。一时,东街在演唱湖南花鼓戏,西街在高唱常德丝弦,妇女们则为抗日官兵缝衣洗被,青年们则在出板报漫画,使这个闭塞的小县城一下沸腾起来了!
(三)
妇宣队的姑娘都是百里挑一,有知识,有气质,又美丽漂亮,所以在蒋管区旧军队的包围中,她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无聊的纠缠,甚至个别高级将领还跑到妇宣队来“逼婚”。然而,她们在“国难当头、救亡第一”思想的指导下,自尊自重,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做人。一位姓郑的师长相中了妇宣队的姑娘宋蕴玉。郑师长观看了她主演的《新女性》后,就动了花心,跑到后台纠缠。小宋避而不见,他就一天一封信,小宋被“逼”得无法,只好把这事告诉了好朋友王华冰。
王华冰一打听,得知这位郑师长在开封已有两房太太和五个孩子,于是她就和姐妹们商量对策,她叫宋蕴玉天天和姐妹们在一起,不要单独外出,而且一见到郑师长,这个一声“伯伯”,那个一声“叔叔”,还鼓励宋蕴玉叫他干爸。可这位师长仍不知廉耻,继续纠缠,并扬言说:“只要小宋还没有结婚,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老子一定要把宋蕴玉弄到手!”
王华冰只好把这事向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作了汇报,王立即把这事报告给了总司令商震。商一生严格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是国民党中比较清正的高级将领。他听了王兴刚的报告后,马上就给那位郑师长去了电话,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那些个不怀好意的官佐,再也不敢到妇宣队骚扰了。
1939年秋,蒋介石急于吞并商震这支非嫡系军队,以其惯用手法,名义上升商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则夺去其实权,派亲信霍揆章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一上任,便在该军大力发展国民党员,马上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
对此,妇宣队在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的领导下,认真分析了形势,为保持该队政治上的进步性,与霍揆章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采取全体队员坚持集体行动,防止政治上被敌人个别突破。由地下党员王华冰和队长王森直接与特派员于纪梦谈判,指出该队女学生是为抗日救国才参加该军宣传队的,不懂也不愿参加各种党派。特派员于纪梦也只好作罢。
拖延一段时间后,由于二十集团军司令部的全体官佐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为不引起霍揆章的怀疑,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抗日救亡妇宣队集体办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但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这里要顺便交待一下,“文革”中,由于王华冰她们在抗日救亡妇宣队的这段特殊经历,造反派把王华冰等原二十集团军妇宣队的地下党员,全部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经常被揪斗,还经常挨打、坐“喷气式”。邓颖超同志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亲自为她们出示证明说:“原国民党二十集团军妇宣队的王华冰等同志,是假国民党员,真共产党员,是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坚强女战士!”邓大姐的“证词”,洗刷了王华冰等同志的不白之冤,使她们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四)
1941年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将商震调至重庆,给了他一个位高却无实权的空职。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竟然不承认妇宣队是二十集团军的建制。
为此,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妇宣队集体撤到重庆,通过商震的作用,将妇宣队划归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军政工作队,该队队长王文湘就是何应钦的老婆。这类官太太在酒足饭饱之后,也要挂个抗战的招牌,为她们自己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妇宣队一到驻地,仍一如既往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样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天天派特务跟踪监视。
面对形势变化,邓颖超同志按照党中央关于日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隐蔽精干,蓄积力量,以待时机,有计划地将妇宣队进行安全疏散。
在南方局及邓大姐的关怀下,妇宣队有六名年轻姑娘继续上学,七名姑娘留在重庆以各自的工作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南方局委派王华冰带领五名姑娘返回河南,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妇宣队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撤回新四军。建国后,他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参考资料:
①王心太撰文:《王华冰与邓颖超》,载《星火燎原》第三集;
②商震回忆录:《我在二十集团军的那些岁月》,载《文史资料》第126期;
③胡润如回忆录:《战斗的三年,前进的三年》,载《桃源星火》;
④黄耀昆著:《商震传略》;
⑤《王兴刚简介》,载《军史资料》第57期;
⑥王华冰回忆录:《抗日救亡妇宣队在桃源》,载《桃源星火》。
(责编雷蕾)
从1938年初到1941年秋结束,历时三年半,她们跨黄河,过长江,历尽千辛万苦,用自已的双脚踏遍了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的城镇与乡村,行程万余里,把她们的美好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抗日救亡工作。
(一)
抗日救亡妇女宣传队——一群年轻的姑娘,在蒋管区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发展,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关键在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另外还得益于三个人的相互作用。
一个是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出生贫寒,历经沧桑。他曾经留学日本,有较强的爱国思想,而且早就洞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国难当头之时,他旗帜鲜明,积极主张抗日,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义愤填膺。特别是商震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在受冷遇受排挤的境地,随时都有被蒋介石吞并的危险。所以说,商、蒋矛盾极深,他始终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为了防止蒋的渗透,商震的部队不设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但该部早就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所以当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建议在二十集团军组建一个抗日救亡妇女宣传队时,他欣然同意,并拿出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妇宣队的工作。
第二就是妇宣队队长王文田。当一群女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抗日救亡妇宣队时,开封市地下党负责人吴祖贻、吴应先决定由开封市妇女会主任王文田担任妇宣队的队长。王文田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邓颖超是同学。后留学德国,学成归国后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她思想开明,在商震担任河北省省长时,她曾给商震当过秘书,所以深受商的信任和器重,商根据地下党负责人的提议,委任王文田为二十集团军抗日救亡妇宣队队长。她在妇宣队只工作了半年,便去了延安,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三是长期隐蔽在二十集团军内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他是商震创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商震有师生之谊,深得商的信任,所以委任他为二十集团军副官处处长。他是妇宣队地下党的实际负责人。妇宣队创办之初,只有王华冰、李丕荣两名党员,后来又吸收胡润如、王品素、李新果等同志入党,成立了妇宣队党小组,王华冰任组长,由王兴刚直接领导。妇宣队撤退到重庆后,其组织关系转到党的南方局,由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
由于商震的政治地位和保护,妇宣队才有立足之地。由于队长王文田引导这群单纯的女孩子学文化、学演技、学做人,才能使她们健康成长起来。由于王兴刚在妇宣队积极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才保证妇宣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
妇宣队的22名成员,除队长王文田是大学教授外,其他都是大、中学的青年学生。地下党组织加强对她们的引导,安排王华冰、李丕荣等地下党员,组织姑娘们学习《抗战读本》、《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列宁主义问题》等进步书刊,队长王文田组织姑娘们学习演讲、表演技巧,还自编自导了很多宣传抗战的小剧目,诸如《新女性》、《张家店》、《打东洋》、《血祭九·一八》等剧目。她们白天进行紧张的排练,晚上就深入到各个师团演出,活跃了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鼓舞了官兵士气。王华冰、王品素、胡润如这些骨干,还经常带领妇宣队深入到开封附近的几个县市,为抗日募捐。1939年新年的劳军礼品,全都是由妇宣队的演出募捐筹集到的。为保证这群年轻姑娘有旺盛的斗志,队长王文田参考了苏联的《夜莺曲》,亲自创作了《二十集团军抗日救亡妇宣队队歌》,在每天排练之前,便把姑娘们集中起来,昂首高唱《队歌》:
我们是一群女孩子,
为了祖国参加抗战!
辗转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
未曾离开抗战巨流。
工作、学习、劳动、战斗,
一切都在欢笑中。
战斗!战斗!勇敢地战斗!
直到驱逐倭寇。
经过烽烟炮火的洗炼,
全国要一致努力抗战,
胜利定向我们召唤。
新中国要在战斗中出现,
新姐妹更要努力向前。
向前!向前!
大胆地肩负起抗战建国重担!
1938年5月,日寇铁蹄进一步向南进逼,河南考城县一线面临沦陷。这时,抗日救亡妇宣队正在考城县二区周村宣传演出,突遭日机轰炸,被迫中断演出。傍晚,忽然听到炮声。日军误将该村判断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进行突袭包围。在危急关头,王华冰、李丕荣等督促大家迅速整理文件和宣传品,组织全体队员上车,有条不紊地指挥全队安全撤退。二十集团军司令部的官佐们从此对妇宣队另眼相看,伸着大拇指说:“这群丫头娃子比咱们正规军还中!”
不久,开封沦陷,许昌告急,国民党的军队溃退。妇宣队在从许昌向鲁山撤退的急行军途中,遇上滂沱大雨,大家整整一天一夜粒米未进,个个疲饥交加。当晚,王华冰、侯仙芝、宋蕴玉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骨干,冒着倾盆大雨,千方百计找来柴草,烧火煮面先让那些伤病员充饥。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妇宣队的姐妹们端起面条就跑。
商部撤离开封后,行至许昌和日军干了一仗。在枪林弹雨中,妇宣队的姑娘们不畏艰险不怕死,深入前线,或演讲或高唱抗日歌曲,为抗日将士们加油鼓劲。比如,当商的主力——三十二军开赴抗战前线时,地下党员李丕荣带领三名姑娘深入到前线,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三位姑娘站在路边反复地唱着这首歌,声泪俱下,而且嘴唇都唱出了血。官兵们深受感动,激昂地吼道:“这些丫头都不怕死,难道咱们五尺男儿还怕死不成?!冲——啊!杀——啊!”他们端着枪,高举大刀,洪水般地冲向敌阵。这一仗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日军装备无数。
在撤退途中,妇宣队7人用歌咏、街头剧、地方小调、对口词等不同的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她们走到哪里,战士、群众立即活跃起来。
1939年3月8日,妇女宣传队跟随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来到了湖南的桃源县,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多,与桃源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
桃源县是通向重庆的唯一战略通道。这时的郑州、武汉、长沙先后沦陷,国民党的很多军队、军政机关、后方医院,先后撤退到桃源,使这个闭塞的小县城显得拥挤而又热闹。
妇宣队的姑娘们一到桃源,就深入农村,在地边田头访问群众,到街头巷尾演讲、演出,还在城里进行抗日图片、漫画展览,摆设抗战书摊,前往医院慰问伤病员,为前线将士募捐,等等。
妇宣队的姑娘们,还主动把城里的儿童、青年、农村各乡镇的青年妇女、驻军官兵的子弟,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教他们识字,读《抗战读本》,练习歌咏,还帮助他们组织起自已的歌咏队、小宣传队,等等。一时,东街在演唱湖南花鼓戏,西街在高唱常德丝弦,妇女们则为抗日官兵缝衣洗被,青年们则在出板报漫画,使这个闭塞的小县城一下沸腾起来了!
(三)
妇宣队的姑娘都是百里挑一,有知识,有气质,又美丽漂亮,所以在蒋管区旧军队的包围中,她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无聊的纠缠,甚至个别高级将领还跑到妇宣队来“逼婚”。然而,她们在“国难当头、救亡第一”思想的指导下,自尊自重,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做人。一位姓郑的师长相中了妇宣队的姑娘宋蕴玉。郑师长观看了她主演的《新女性》后,就动了花心,跑到后台纠缠。小宋避而不见,他就一天一封信,小宋被“逼”得无法,只好把这事告诉了好朋友王华冰。
王华冰一打听,得知这位郑师长在开封已有两房太太和五个孩子,于是她就和姐妹们商量对策,她叫宋蕴玉天天和姐妹们在一起,不要单独外出,而且一见到郑师长,这个一声“伯伯”,那个一声“叔叔”,还鼓励宋蕴玉叫他干爸。可这位师长仍不知廉耻,继续纠缠,并扬言说:“只要小宋还没有结婚,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老子一定要把宋蕴玉弄到手!”
王华冰只好把这事向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作了汇报,王立即把这事报告给了总司令商震。商一生严格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是国民党中比较清正的高级将领。他听了王兴刚的报告后,马上就给那位郑师长去了电话,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那些个不怀好意的官佐,再也不敢到妇宣队骚扰了。
1939年秋,蒋介石急于吞并商震这支非嫡系军队,以其惯用手法,名义上升商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则夺去其实权,派亲信霍揆章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一上任,便在该军大力发展国民党员,马上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
对此,妇宣队在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的领导下,认真分析了形势,为保持该队政治上的进步性,与霍揆章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采取全体队员坚持集体行动,防止政治上被敌人个别突破。由地下党员王华冰和队长王森直接与特派员于纪梦谈判,指出该队女学生是为抗日救国才参加该军宣传队的,不懂也不愿参加各种党派。特派员于纪梦也只好作罢。
拖延一段时间后,由于二十集团军司令部的全体官佐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为不引起霍揆章的怀疑,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抗日救亡妇宣队集体办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但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这里要顺便交待一下,“文革”中,由于王华冰她们在抗日救亡妇宣队的这段特殊经历,造反派把王华冰等原二十集团军妇宣队的地下党员,全部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经常被揪斗,还经常挨打、坐“喷气式”。邓颖超同志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亲自为她们出示证明说:“原国民党二十集团军妇宣队的王华冰等同志,是假国民党员,真共产党员,是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坚强女战士!”邓大姐的“证词”,洗刷了王华冰等同志的不白之冤,使她们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四)
1941年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将商震调至重庆,给了他一个位高却无实权的空职。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竟然不承认妇宣队是二十集团军的建制。
为此,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妇宣队集体撤到重庆,通过商震的作用,将妇宣队划归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军政工作队,该队队长王文湘就是何应钦的老婆。这类官太太在酒足饭饱之后,也要挂个抗战的招牌,为她们自己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妇宣队一到驻地,仍一如既往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样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天天派特务跟踪监视。
面对形势变化,邓颖超同志按照党中央关于日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隐蔽精干,蓄积力量,以待时机,有计划地将妇宣队进行安全疏散。
在南方局及邓大姐的关怀下,妇宣队有六名年轻姑娘继续上学,七名姑娘留在重庆以各自的工作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南方局委派王华冰带领五名姑娘返回河南,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妇宣队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撤回新四军。建国后,他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参考资料:
①王心太撰文:《王华冰与邓颖超》,载《星火燎原》第三集;
②商震回忆录:《我在二十集团军的那些岁月》,载《文史资料》第126期;
③胡润如回忆录:《战斗的三年,前进的三年》,载《桃源星火》;
④黄耀昆著:《商震传略》;
⑤《王兴刚简介》,载《军史资料》第57期;
⑥王华冰回忆录:《抗日救亡妇宣队在桃源》,载《桃源星火》。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