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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文化底蕴营造出来的艺术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东方人的婉约与西方人的开放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当“地球村”从一个概念转化为现实之后，如何有效地让这两种文化内容之间从竞争关系调整，乃至优化成为合作关系显然绝非易事，不过这也的确给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构建出绝佳的机遇。
关键词：文化 艺术 器乐 民族音乐 创新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4-0062-03
在追逐艺术发展的道路上，无论是前辈还是现代艺术家，都做出了很多的创新与尝试，不过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发展的限制与影响，让完全基于不同文化底蕴下所形成的艺术氛围实现有效融合的确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如果从艺术欣赏的视角上来看，这种融合性发展对于人类艺术发展以及民众了解、认知艺术的能力提升而言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的确不容小觑。
一、中西方器乐的融合发展背景
受到数千年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器乐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其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现实意义。据文献资料以及相关考古证实，最迟不晚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吹奏器乐就已经在祭祀等明显带有宗教性质的一些场合出现。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器乐在宫廷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历数所有的朝代更迭，尽管负责宫廷器乐管理的官员其称谓千差万别，但是其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与性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几乎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而反观西方文化中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由于器乐在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放大之后在社会层面能够形成强烈的共识，所以几乎所有的西方器乐都能够在战争活动中找到其原型，至于说其在当今社会范畴中已经完全脱离了战争的阴霾而跻身于艺术范畴中，其实是器乐不断的演化、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已。
显而易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器乐发展历程的背后，是两个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向迥异的氛围，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相对闭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沉淀、传承与发展之后，在艺术欣赏的领域中都绽放出独有的魅力。从某种层面上来理解，中西器乐的独立发展对于人类艺术欣赏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艺术领域也在与时俱进地前行，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与促进，当东西方文化在社会融合的背景下产生交叉，甚至是交汇之后，器乐之间出现融合性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中西方器乐融合的基本形式
基于东方文化底蕴下所形成的器乐演奏，艺术欣赏的侧重点在于其内容和营造的艺术氛围，其中地缘性因素所产生的“催化效应”较为明显，这也是在中华文化中，即便是单一的一种器乐，在不同的地区也能够形成其不同风格的重要因素之所在。而西方乐器，尤其是打击乐，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侧重于音乐风格或者音乐种类的确立，受到地缘性因素的影响偏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民众高度的认同感。在这一张一弛之间，其实给中西方器乐的融合营造了良好的基础与氛围。
（一）古筝与小提琴的合奏
筝，作为中国古典器乐中的一个代表，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从古至今，民众在欣赏古筝演奏的过程中，其关注的重点基本上都是放在了其所演奏的效果上，根本没有将其视为是一种表演。而当古筝被作为一种器乐，正式地登上音乐发展的舞台之后，其所绽放出来的艺术渲染力被民众完全接受，古筝的表演价值也随之被引起了重视。
而小提琴则是从西方较为完整的器乐演奏表现形式中被逐步地剥离出来的一种器乐，其基本演奏方式中，其实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明显依赖于组合器乐的痕迹。
把以古筝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器乐同以小提琴为代表的西洋器乐融合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演奏，所展现出来的音乐节奏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其互补性是极为明显的，所产生的叠加效应绝非是简单的1+1，所产生的艺术欣赏价值绝对要明显地大于单一乐器演奏，同时也明显强过单一文化环境下器乐的演奏。
其代表作《高山流水》就是将小提琴演奏与古筝演奏完美融合的一个典范，作品前端如行云流水般的环境氛围营造，凸显了古筝对于音乐节奏强有力的掌控性，作品后半部分时而激昂、时而舒缓的艺术效果是小提琴对于艺术欣赏环境完美的诠释。透过这种结合、融合，也充分印证了中西方器乐基于同一个平台下进行发展的可行性与艺术可塑性。
（二）唢呐与管弦乐的合奏
唢呐，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为常见且民意基础最强的中国古典器乐之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地缘性民族文化中，唢呐又被赋予了很多艺术表演与欣赏之外的意境在其中。因此从现代艺术欣赏的视角上来看，唢呐表演不仅代表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还代表着地缘性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西洋管弦乐器乐，其音乐节奏的穿透力明显逊色于唢呐，而且其对于音乐节拍的掌控性需要借助组合樂器来完成，其独立演奏的效果并不突出，比较适合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演出。
从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的艺术体感上来看，并不存在任何的共融价值，不过一部《追追追》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种表象化的器乐融合发展限制，让代表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形态的器乐演绎出了既有包容性价值，同时也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音乐作品。
其实从高雅音乐欣赏的论调来看，《追追追》的出现完全违背了所谓高雅音乐的基本架构，打破了管弦乐器乐基础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混搭”效果的出现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器乐融合，更掀起了一股强力的东西方器乐互补的流行风，完全符合当下年轻族群追求个性化思维模式的一种态度。由此，也让很多西方音乐界的同仁开始重视中西器乐在节奏、表演形式上的融合化发展。譬如说在德国莱茵河畔上的小城波恩，就活跃着一批致力于将管弦乐与中国传统乐器融合在一起进行演奏的音乐爱好者、追求者。而在冀中平原腹地的武强音乐小镇上，同样有一批拥有着美好音乐艺术追求的年轻人致力于在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的基础上强化西方器乐的融合。透过这种创新与发展，势必能够让中西方乐器在相互包容的前提下扬长避短进行互补，使其绽放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三）长笛与竹笛的合奏
在西洋乐器中长笛是常见的木管乐器之一，也由于它音色优美、携带方便、表现力极强等特点备受国人喜爱。随着时代发展和教育的不断进步，长笛也一直在不断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而竹笛是中国传统乐器，是中国最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竹笛流传地域广大，具有强烈的华夏民族特色，发音动情、婉转。龙吟，古人谓“荡涤之声”，故笛子原名为“涤”。笛子是中国民族乐队中重要的旋律乐器，多用于独奏，也可参与合奏。长笛与竹笛无论是在乐器的材质、演奏方法、表现的情感上都有着质的区别。如：长笛可以实现三个半8度，音程范围很广，变调灵活性远高于竹笛，非常适合在合奏中和谐共存。竹笛音程范围窄，但在同一个八度可以演奏所有十二律或其他特殊音分，具备长笛无法实现的滑音、飞指、指震、半孔等技法，因此演奏时的表现力要强于长笛，同一乐曲可吹奏出各种不同风格，阴阳共存、刚柔并举。
而长笛与竹笛合奏产生的音色是任何乐器都不可能替代的，其声音有柔有刚，有张有弛，既相互包容又产生共鸣，正如孔子所说“和而不同”。将这两种乐器联系在一起，既增加了这一类某种意义上同宗系统乐器之间的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一乐器间的比对交流而加强此两类文化间的交流，使中国竹笛这类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得到更加深入、具体的认知，令更广大的群体接触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中国的笛乐文化。
三、中西方樂器融合发展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器乐与西洋器乐的融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音乐艺术欣赏的水平与效果，不过在这背后，的确给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些许影响。
（一）民族音乐的创新形式受限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习惯于中西方乐器融合发展的模式来欣赏音乐内容的时候，以单一的乐器发展来看固然是极为有利的，不过这也让以此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创作，尤其是地缘性因素较为强烈的民族音乐创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以民众最为熟知的《梁祝》为例，这个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中西方器乐融合发展代表作品，历经艺术家们的精湛演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多种组合表演形式，这固然对于强化民族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音乐表现方式能够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把二胡这个器乐独立出来发展就会发现，在民族音乐创新的形式上已经明显受限，其艺术创作基础已经很难脱离《梁祝》的影响。
（二）民族音乐的艺术表现能力受限
尽管民族音乐几经沉浮之后已经从表现形式或者是艺术价值上得到了明显地提升，但是在一些所谓的音乐人看来，与其所追崇的所谓高雅音乐之间仍然存在着如沟壑般强烈的差距。所以有些音乐作品的出现，尤其是在中西方器乐融合背景下的音乐作品出现，中国乐器的存在价值往往是形式上要远大于艺术价值，根本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艺术表现能力，也就更无从谈及其需要进一步强化的艺术价值了。
四、基于中西方器乐融合发展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创新方向
民族音乐创新的最基本前提是必须要产生文化认同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行，当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出现之后，中国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现代文化，更有很多极具内涵的传统文化，而能够打破文化底蕴限制的则当属民族音乐这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了，毕竟对于艺术而言不仅没有国界的框架，更没有民族的限制。在这种利好条件的促进下，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势必会迎来涅槃重生一般的机遇。
（一）在大破大立之下形成开拓创新
僵化的理念和固态的创作模式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国内的音乐创作者，民族音乐的创作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在东西方文化已经能够形成较为自然地融合效应促进下，民族音乐的创新也应当具备一定的开拓思维。
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分析，中西方器乐的融合中要有固定的参照物，而且绝大多数的融合都是以中国传统乐器替代西洋乐器这种形式出现的。反观中国民族音乐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佳作，因此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如果采用逆向思维模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以西洋乐器来替代或者是直接融入到基本表演之中，是否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开辟了一条与之前发展截然不同之路，这点的确值得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专家与学者商榷了。
（二）在大开大合之下强化艺术表现能力
在艺术表演，尤其是音乐创作的过程中，由于是完全基于不同的文化艺术氛围下所营造出来的，其最基本的艺术价值之间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差性，完全没有任何对等的参照物，所以根本无从谈及高低、优劣。只要受众能够接受，能够比较直白地感悟出其艺术价值，这样的音乐其未来发展前景就会逐步地扩大。因此，作为中国的音乐人，尤其是从事中国民族音乐创新研究的音乐人，切勿妄自菲薄，中国民族音乐无论是从民意基础上还是从区域性影响力来说，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与不可替代性。
在全新的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充分地融入西洋器乐，其基调是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发展与创新，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在未来发展中所必须要进行整合的资源，日后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梁祝》《高山流水》等作品会被广大受众所接受、熟知，更会有很多以全新形式、全新方式的西洋器乐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发挥音乐与艺术效果。正如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所形成的合作交流中，伊斯曼音乐学院院长杰摩·罗西（Jamal Rossi）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国是亚洲文化的根基，中国民族音乐是东方音乐的源泉”一样，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互通与发展，是完全建立在对等合作的基本架构之上的。不同器乐所强化的表现力不仅不会产生影响，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其互补性，这才是音乐文化真正强化其表现力的精准体现。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西方器乐在合作广度与深度上相较之前有了明显地延伸，这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而言固然会产生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不过如果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这种影响，就能够将这种影响转化为强化音乐发展的源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民族音乐能够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背景下实现创新和发展，让中国民族音乐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刘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策略探讨[J].智库时代，2019（31）：293-296.
[2]马莉.齐尔品音乐创作对中国元素的运用研究[J].艺术研究，2019（03）：134-135.
[3]陈德.面向未来的中国作曲人才培养研究[J].艺术科技，2019（07）：252.
[4]朴美善.国外音乐节形象视觉识别设计表现特征研究[J].四川戏剧，2019（06）：63-66+73.
[5]王姣娜.民族元素在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应用[J].四川戏剧，2019（06）：106-109.
[6]朱斌.传播学视角下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反思与启示——以《牡丹亭》英译为例[J].四川戏剧，2019（06）：90-94.
[7]赵辉.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02）：279-288.
[8]盛梅.民族歌剧建设与中国现代歌剧文化的发展[J].学术研究，2019（06）：151-157.
[9]刘倩.竹笛与长笛演奏技术的异同及其应用[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15年.
作者简介：刘海婴（1979.08—），女，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表演与教学。王立扬（1981.07—），女，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洋管弦乐作品中的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B073;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项目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53MSYYB065;本文为2020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互联网+改善乡村音乐教育，项目编号：202010233017。
关键词：文化 艺术 器乐 民族音乐 创新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4-0062-03
在追逐艺术发展的道路上，无论是前辈还是现代艺术家，都做出了很多的创新与尝试，不过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发展的限制与影响，让完全基于不同文化底蕴下所形成的艺术氛围实现有效融合的确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如果从艺术欣赏的视角上来看，这种融合性发展对于人类艺术发展以及民众了解、认知艺术的能力提升而言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的确不容小觑。
一、中西方器乐的融合发展背景
受到数千年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器乐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其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现实意义。据文献资料以及相关考古证实，最迟不晚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吹奏器乐就已经在祭祀等明显带有宗教性质的一些场合出现。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器乐在宫廷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历数所有的朝代更迭，尽管负责宫廷器乐管理的官员其称谓千差万别，但是其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与性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几乎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而反观西方文化中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由于器乐在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放大之后在社会层面能够形成强烈的共识，所以几乎所有的西方器乐都能够在战争活动中找到其原型，至于说其在当今社会范畴中已经完全脱离了战争的阴霾而跻身于艺术范畴中，其实是器乐不断的演化、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已。
显而易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器乐发展历程的背后，是两个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向迥异的氛围，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相对闭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沉淀、传承与发展之后，在艺术欣赏的领域中都绽放出独有的魅力。从某种层面上来理解，中西器乐的独立发展对于人类艺术欣赏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艺术领域也在与时俱进地前行，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与促进，当东西方文化在社会融合的背景下产生交叉，甚至是交汇之后，器乐之间出现融合性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中西方器乐融合的基本形式
基于东方文化底蕴下所形成的器乐演奏，艺术欣赏的侧重点在于其内容和营造的艺术氛围，其中地缘性因素所产生的“催化效应”较为明显，这也是在中华文化中，即便是单一的一种器乐，在不同的地区也能够形成其不同风格的重要因素之所在。而西方乐器，尤其是打击乐，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侧重于音乐风格或者音乐种类的确立，受到地缘性因素的影响偏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民众高度的认同感。在这一张一弛之间，其实给中西方器乐的融合营造了良好的基础与氛围。
（一）古筝与小提琴的合奏
筝，作为中国古典器乐中的一个代表，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从古至今，民众在欣赏古筝演奏的过程中，其关注的重点基本上都是放在了其所演奏的效果上，根本没有将其视为是一种表演。而当古筝被作为一种器乐，正式地登上音乐发展的舞台之后，其所绽放出来的艺术渲染力被民众完全接受，古筝的表演价值也随之被引起了重视。
而小提琴则是从西方较为完整的器乐演奏表现形式中被逐步地剥离出来的一种器乐，其基本演奏方式中，其实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明显依赖于组合器乐的痕迹。
把以古筝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器乐同以小提琴为代表的西洋器乐融合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演奏，所展现出来的音乐节奏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其互补性是极为明显的，所产生的叠加效应绝非是简单的1+1，所产生的艺术欣赏价值绝对要明显地大于单一乐器演奏，同时也明显强过单一文化环境下器乐的演奏。
其代表作《高山流水》就是将小提琴演奏与古筝演奏完美融合的一个典范，作品前端如行云流水般的环境氛围营造，凸显了古筝对于音乐节奏强有力的掌控性，作品后半部分时而激昂、时而舒缓的艺术效果是小提琴对于艺术欣赏环境完美的诠释。透过这种结合、融合，也充分印证了中西方器乐基于同一个平台下进行发展的可行性与艺术可塑性。
（二）唢呐与管弦乐的合奏
唢呐，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为常见且民意基础最强的中国古典器乐之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地缘性民族文化中，唢呐又被赋予了很多艺术表演与欣赏之外的意境在其中。因此从现代艺术欣赏的视角上来看，唢呐表演不仅代表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还代表着地缘性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西洋管弦乐器乐，其音乐节奏的穿透力明显逊色于唢呐，而且其对于音乐节拍的掌控性需要借助组合樂器来完成，其独立演奏的效果并不突出，比较适合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演出。
从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的艺术体感上来看，并不存在任何的共融价值，不过一部《追追追》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种表象化的器乐融合发展限制，让代表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形态的器乐演绎出了既有包容性价值，同时也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音乐作品。
其实从高雅音乐欣赏的论调来看，《追追追》的出现完全违背了所谓高雅音乐的基本架构，打破了管弦乐器乐基础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混搭”效果的出现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器乐融合，更掀起了一股强力的东西方器乐互补的流行风，完全符合当下年轻族群追求个性化思维模式的一种态度。由此，也让很多西方音乐界的同仁开始重视中西器乐在节奏、表演形式上的融合化发展。譬如说在德国莱茵河畔上的小城波恩，就活跃着一批致力于将管弦乐与中国传统乐器融合在一起进行演奏的音乐爱好者、追求者。而在冀中平原腹地的武强音乐小镇上，同样有一批拥有着美好音乐艺术追求的年轻人致力于在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的基础上强化西方器乐的融合。透过这种创新与发展，势必能够让中西方乐器在相互包容的前提下扬长避短进行互补，使其绽放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三）长笛与竹笛的合奏
在西洋乐器中长笛是常见的木管乐器之一，也由于它音色优美、携带方便、表现力极强等特点备受国人喜爱。随着时代发展和教育的不断进步，长笛也一直在不断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而竹笛是中国传统乐器，是中国最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竹笛流传地域广大，具有强烈的华夏民族特色，发音动情、婉转。龙吟，古人谓“荡涤之声”，故笛子原名为“涤”。笛子是中国民族乐队中重要的旋律乐器，多用于独奏，也可参与合奏。长笛与竹笛无论是在乐器的材质、演奏方法、表现的情感上都有着质的区别。如：长笛可以实现三个半8度，音程范围很广，变调灵活性远高于竹笛，非常适合在合奏中和谐共存。竹笛音程范围窄，但在同一个八度可以演奏所有十二律或其他特殊音分，具备长笛无法实现的滑音、飞指、指震、半孔等技法，因此演奏时的表现力要强于长笛，同一乐曲可吹奏出各种不同风格，阴阳共存、刚柔并举。
而长笛与竹笛合奏产生的音色是任何乐器都不可能替代的，其声音有柔有刚，有张有弛，既相互包容又产生共鸣，正如孔子所说“和而不同”。将这两种乐器联系在一起，既增加了这一类某种意义上同宗系统乐器之间的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一乐器间的比对交流而加强此两类文化间的交流，使中国竹笛这类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得到更加深入、具体的认知，令更广大的群体接触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中国的笛乐文化。
三、中西方樂器融合发展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器乐与西洋器乐的融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音乐艺术欣赏的水平与效果，不过在这背后，的确给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些许影响。
（一）民族音乐的创新形式受限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习惯于中西方乐器融合发展的模式来欣赏音乐内容的时候，以单一的乐器发展来看固然是极为有利的，不过这也让以此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创作，尤其是地缘性因素较为强烈的民族音乐创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以民众最为熟知的《梁祝》为例，这个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中西方器乐融合发展代表作品，历经艺术家们的精湛演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多种组合表演形式，这固然对于强化民族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音乐表现方式能够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把二胡这个器乐独立出来发展就会发现，在民族音乐创新的形式上已经明显受限，其艺术创作基础已经很难脱离《梁祝》的影响。
（二）民族音乐的艺术表现能力受限
尽管民族音乐几经沉浮之后已经从表现形式或者是艺术价值上得到了明显地提升，但是在一些所谓的音乐人看来，与其所追崇的所谓高雅音乐之间仍然存在着如沟壑般强烈的差距。所以有些音乐作品的出现，尤其是在中西方器乐融合背景下的音乐作品出现，中国乐器的存在价值往往是形式上要远大于艺术价值，根本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艺术表现能力，也就更无从谈及其需要进一步强化的艺术价值了。
四、基于中西方器乐融合发展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创新方向
民族音乐创新的最基本前提是必须要产生文化认同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行，当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出现之后，中国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现代文化，更有很多极具内涵的传统文化，而能够打破文化底蕴限制的则当属民族音乐这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了，毕竟对于艺术而言不仅没有国界的框架，更没有民族的限制。在这种利好条件的促进下，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势必会迎来涅槃重生一般的机遇。
（一）在大破大立之下形成开拓创新
僵化的理念和固态的创作模式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国内的音乐创作者，民族音乐的创作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在东西方文化已经能够形成较为自然地融合效应促进下，民族音乐的创新也应当具备一定的开拓思维。
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分析，中西方器乐的融合中要有固定的参照物，而且绝大多数的融合都是以中国传统乐器替代西洋乐器这种形式出现的。反观中国民族音乐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佳作，因此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如果采用逆向思维模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以西洋乐器来替代或者是直接融入到基本表演之中，是否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开辟了一条与之前发展截然不同之路，这点的确值得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专家与学者商榷了。
（二）在大开大合之下强化艺术表现能力
在艺术表演，尤其是音乐创作的过程中，由于是完全基于不同的文化艺术氛围下所营造出来的，其最基本的艺术价值之间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差性，完全没有任何对等的参照物，所以根本无从谈及高低、优劣。只要受众能够接受，能够比较直白地感悟出其艺术价值，这样的音乐其未来发展前景就会逐步地扩大。因此，作为中国的音乐人，尤其是从事中国民族音乐创新研究的音乐人，切勿妄自菲薄，中国民族音乐无论是从民意基础上还是从区域性影响力来说，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与不可替代性。
在全新的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充分地融入西洋器乐，其基调是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发展与创新，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在未来发展中所必须要进行整合的资源，日后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梁祝》《高山流水》等作品会被广大受众所接受、熟知，更会有很多以全新形式、全新方式的西洋器乐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发挥音乐与艺术效果。正如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所形成的合作交流中，伊斯曼音乐学院院长杰摩·罗西（Jamal Rossi）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国是亚洲文化的根基，中国民族音乐是东方音乐的源泉”一样，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互通与发展，是完全建立在对等合作的基本架构之上的。不同器乐所强化的表现力不仅不会产生影响，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其互补性，这才是音乐文化真正强化其表现力的精准体现。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西方器乐在合作广度与深度上相较之前有了明显地延伸，这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而言固然会产生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不过如果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这种影响，就能够将这种影响转化为强化音乐发展的源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民族音乐能够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背景下实现创新和发展，让中国民族音乐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刘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策略探讨[J].智库时代，2019（31）：293-296.
[2]马莉.齐尔品音乐创作对中国元素的运用研究[J].艺术研究，2019（03）：134-135.
[3]陈德.面向未来的中国作曲人才培养研究[J].艺术科技，2019（07）：252.
[4]朴美善.国外音乐节形象视觉识别设计表现特征研究[J].四川戏剧，2019（06）：63-66+73.
[5]王姣娜.民族元素在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应用[J].四川戏剧，2019（06）：106-109.
[6]朱斌.传播学视角下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反思与启示——以《牡丹亭》英译为例[J].四川戏剧，2019（06）：90-94.
[7]赵辉.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02）：279-288.
[8]盛梅.民族歌剧建设与中国现代歌剧文化的发展[J].学术研究，2019（06）：151-157.
[9]刘倩.竹笛与长笛演奏技术的异同及其应用[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15年.
作者简介：刘海婴（1979.08—），女，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表演与教学。王立扬（1981.07—），女，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洋管弦乐作品中的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B073;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项目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53MSYYB065;本文为2020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互联网+改善乡村音乐教育，项目编号：20201023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