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应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有序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然而，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考为本”，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片面、失调、不可持续地发展，是统筹兼顾还是顾此失彼。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在教育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可以分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改革国内高考制度，包括研究生的考试体制，其次是教育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合作办学的力度。
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教育高考体制改革来讲，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我建议高考简化，并且一年可以设置多次考试，就像每年可以考很多次的托福一样，并且我们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北美的类似高考SAT，实际上一年有很多次机会考，甚至达到6到8次。即便说一次考不好，也可以不给学校报成绩，考生本身可以报考很多次，并且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后再把分数通知所报考的学校。国外的高考形式主要是SAT 考试，主要就是考语文和数学等科目。高考的科目也不是很多，当然也有SAT 的专科考试，但取决于考生的选择，并不是硬性的，也不像中国这样，一到高考，全社会如临大敌般进入紧张状态。
第二，建议大学录取学生要看平常学习的成绩。中学期间的成绩，包括自修和选修的成绩也应该作为一个高考参考，另外，也可以考虑各省市自主出题的标准素质教育考试。我觉得平常的成绩需要占到高考录取因素一定的比例，这也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全面学习发展。国外大学就是这样，不光看高考成绩的一时发挥，还要看他平时在中学最后三年的一贯成绩，综合考量。
第三，建议录取学生还要看他的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在校园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是一个应试的教育，完全是培养学生考试，从小学开始就是围着高考转。那么这种制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社会能力的培养、社交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不利的。
第四个建议就是高考录取学生需要有几份推荐信。比如说学校教师、社会实践机构或当地知名人士的推荐信。这些推荐信要有公信力，不能砸自己的信誉和牌子，这些推荐信也是一个参考的方面，可以让大学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学生，不光是他的成绩， 他还有各方面的推荐信，可以全方位的掌握学生的情况。老师不可能给每个学生都写一样的信，这样就可以反映学生不同的个性和特点。
第五个建议就是高考还应当有面试，特别是一流的学校。不论是学校自己面试， 委托所在地校友面试，或者电话甚至网上面试也好。实际上面试是考察学生很重要的一环，就像工作面试一样不可或缺，一定要给大学办学和招生的相应的自主权。
除高考体制改革外，关于研究生招考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很重要。前不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同时也是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的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讲席教授王小凡，针对这方面就曾向国家建言献策。比如，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博士研究生名额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国家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不匹配的严重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而日渐突出。我国急需考虑新的改革措施来避免巨大的人力资源以及科研经费的浪费，从而更快更好的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
针对该问题，王小凡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见。其建议采取通过试点实施的办法在今后三年内小范围进行改革，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和国家需求的博士研究生名额分配制度。具体的建议是：
根据拥有国家研究经费的数量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情况，选择5～10 所“985”研究型大学、中国科学院6～8个在京沪等地A 类主要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1～2个研究所作为改革试点单位。
（一）给予这些科研院所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权利，而不再受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所分配的招生名额。与之相应，这些院所自主决定博士研究生的固定生活津贴， 由自己获得的科研经费支出对博士研究生的补助。
（二）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教育部可以制定标准、定期检查，对于滥用职权、不合理招收博士生的单位停止其参与试点的资格。这些试点院校一方面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博士生培养经验，另一方面要全部承担对所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义务和财务责任，同时受到教育部相关部门的监督，一般不会发生不顾实际需要而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的现象。这种由具备相应资历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自主招收培养博士生的形式与目前发达国家通行的模式相吻合，有多年成功实行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值得尝试的高教改革途径。
第二个大的方面，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和国际接轨，需要把国际合作办学需要提到新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国际教育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许多国家和组织都把国际教育作为教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点内容，并予以大力扶持和发展。美国一直注重国际教育的发展，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国际教育理论、政策与制度， 故而成为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很多具体的硬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包括国际师资的比例、国际学生的比例、国际课程设置、国际语言授课的普遍程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许多学科本来很多就是从国外引进的，本来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才也开始全球流动，但中国教育与国际化还相差很远。
首先，在开放国际化办学方面还远远不够，需要吸引大量留学生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在欧美国家，国际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包括哈佛牛津在内的一流名校国际学生的比例都超过10% 。但中国学校中国际学生所占比例还很少。虽然我们也在加大吸引国外留学生的力度，但有数据统计，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数量已经是3000 多万，到目前为止全部在中国院校读学位项目的外国留学生还不到10 万人，很多的是学习中文、中医、针灸等内容。
其次，是国际师资太少。牛津大学国际师资占40%，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师资占80% 。中国大学目前近亲繁殖很严重，国际师资的比例恐怕连1% 都没有。
第三，是课程设置更多受限于目前固定的教学大纲，没有一个国际化的课程体系设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教育没有对外开放是最大困难和走不出去的原因。我建议像当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通过对外合作合资解决当时中国企业体制机制束缚、经营体制单一等弊病一样，引进国外机制、开放国际办学，推进国际合作，以此带动我们教育的发展。在这方面已有成功案例，如中外合作创建的中欧商学院最初颁发的文凭教育部开始并不承认，但逐步获得了市场认可，教育部也承认了，发展到现在已经能在国际商学院排行榜占据前10 名的位置。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办学，应当与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接轨，即不出国门也能享受到最为“纯正”的跨国教育，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探索模式，也能对目前的教育模式产生一些启发，但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拓展艰难。目前，国外优秀高校很少到中国拓展业务，中外合作办学还停留在项目合作等表面性、浅层次领域，原因有政策不完善、审批程序缓慢、条件严苛等方面。虽然目前存在合作办学市场混乱现象，但只有继续推进并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才会对国内教育市场带来竞争和改革的推动力。这需要政府放宽进入门槛，同时加强质量监管，其他则交由市场来决定。
综上所述，只有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和加大开放国际合作办学，才能走出中国创新教育和提升中国教育水平的新路子。
（王辉耀博士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
然而，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考为本”，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片面、失调、不可持续地发展，是统筹兼顾还是顾此失彼。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在教育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可以分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改革国内高考制度，包括研究生的考试体制，其次是教育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合作办学的力度。
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教育高考体制改革来讲，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我建议高考简化，并且一年可以设置多次考试，就像每年可以考很多次的托福一样，并且我们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北美的类似高考SAT，实际上一年有很多次机会考，甚至达到6到8次。即便说一次考不好，也可以不给学校报成绩，考生本身可以报考很多次，并且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后再把分数通知所报考的学校。国外的高考形式主要是SAT 考试，主要就是考语文和数学等科目。高考的科目也不是很多，当然也有SAT 的专科考试，但取决于考生的选择，并不是硬性的，也不像中国这样，一到高考，全社会如临大敌般进入紧张状态。
第二，建议大学录取学生要看平常学习的成绩。中学期间的成绩，包括自修和选修的成绩也应该作为一个高考参考，另外，也可以考虑各省市自主出题的标准素质教育考试。我觉得平常的成绩需要占到高考录取因素一定的比例，这也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全面学习发展。国外大学就是这样，不光看高考成绩的一时发挥，还要看他平时在中学最后三年的一贯成绩，综合考量。
第三，建议录取学生还要看他的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在校园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是一个应试的教育，完全是培养学生考试，从小学开始就是围着高考转。那么这种制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社会能力的培养、社交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不利的。
第四个建议就是高考录取学生需要有几份推荐信。比如说学校教师、社会实践机构或当地知名人士的推荐信。这些推荐信要有公信力，不能砸自己的信誉和牌子，这些推荐信也是一个参考的方面，可以让大学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学生，不光是他的成绩， 他还有各方面的推荐信，可以全方位的掌握学生的情况。老师不可能给每个学生都写一样的信，这样就可以反映学生不同的个性和特点。
第五个建议就是高考还应当有面试，特别是一流的学校。不论是学校自己面试， 委托所在地校友面试，或者电话甚至网上面试也好。实际上面试是考察学生很重要的一环，就像工作面试一样不可或缺，一定要给大学办学和招生的相应的自主权。
除高考体制改革外，关于研究生招考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很重要。前不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同时也是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的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讲席教授王小凡，针对这方面就曾向国家建言献策。比如，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博士研究生名额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国家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不匹配的严重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而日渐突出。我国急需考虑新的改革措施来避免巨大的人力资源以及科研经费的浪费，从而更快更好的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
针对该问题，王小凡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见。其建议采取通过试点实施的办法在今后三年内小范围进行改革，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和国家需求的博士研究生名额分配制度。具体的建议是：
根据拥有国家研究经费的数量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情况，选择5～10 所“985”研究型大学、中国科学院6～8个在京沪等地A 类主要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1～2个研究所作为改革试点单位。
（一）给予这些科研院所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权利，而不再受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所分配的招生名额。与之相应，这些院所自主决定博士研究生的固定生活津贴， 由自己获得的科研经费支出对博士研究生的补助。
（二）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教育部可以制定标准、定期检查，对于滥用职权、不合理招收博士生的单位停止其参与试点的资格。这些试点院校一方面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博士生培养经验，另一方面要全部承担对所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义务和财务责任，同时受到教育部相关部门的监督，一般不会发生不顾实际需要而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的现象。这种由具备相应资历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自主招收培养博士生的形式与目前发达国家通行的模式相吻合，有多年成功实行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值得尝试的高教改革途径。
第二个大的方面，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和国际接轨，需要把国际合作办学需要提到新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国际教育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许多国家和组织都把国际教育作为教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点内容，并予以大力扶持和发展。美国一直注重国际教育的发展，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国际教育理论、政策与制度， 故而成为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很多具体的硬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包括国际师资的比例、国际学生的比例、国际课程设置、国际语言授课的普遍程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许多学科本来很多就是从国外引进的，本来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才也开始全球流动，但中国教育与国际化还相差很远。
首先，在开放国际化办学方面还远远不够，需要吸引大量留学生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在欧美国家，国际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包括哈佛牛津在内的一流名校国际学生的比例都超过10% 。但中国学校中国际学生所占比例还很少。虽然我们也在加大吸引国外留学生的力度，但有数据统计，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数量已经是3000 多万，到目前为止全部在中国院校读学位项目的外国留学生还不到10 万人，很多的是学习中文、中医、针灸等内容。
其次，是国际师资太少。牛津大学国际师资占40%，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师资占80% 。中国大学目前近亲繁殖很严重，国际师资的比例恐怕连1% 都没有。
第三，是课程设置更多受限于目前固定的教学大纲，没有一个国际化的课程体系设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教育没有对外开放是最大困难和走不出去的原因。我建议像当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通过对外合作合资解决当时中国企业体制机制束缚、经营体制单一等弊病一样，引进国外机制、开放国际办学，推进国际合作，以此带动我们教育的发展。在这方面已有成功案例，如中外合作创建的中欧商学院最初颁发的文凭教育部开始并不承认，但逐步获得了市场认可，教育部也承认了，发展到现在已经能在国际商学院排行榜占据前10 名的位置。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办学，应当与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接轨，即不出国门也能享受到最为“纯正”的跨国教育，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探索模式，也能对目前的教育模式产生一些启发，但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拓展艰难。目前，国外优秀高校很少到中国拓展业务，中外合作办学还停留在项目合作等表面性、浅层次领域，原因有政策不完善、审批程序缓慢、条件严苛等方面。虽然目前存在合作办学市场混乱现象，但只有继续推进并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才会对国内教育市场带来竞争和改革的推动力。这需要政府放宽进入门槛，同时加强质量监管，其他则交由市场来决定。
综上所述，只有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和加大开放国际合作办学，才能走出中国创新教育和提升中国教育水平的新路子。
（王辉耀博士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