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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是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现在很多研究已经强调，不应只看GDP指标，因为这个GDP指标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我们如果把眼界扩展延伸，就会注意到：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都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同时，又内生地相联于矛盾化解与转轨变型问题，必须把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战略考虑与策略考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基本民生与综合民生、“惠民生”与“强民权”等等，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短期一直扩大到中长期的考虑，中国的协调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正如“十二五”规划里面专门说到还将遇到一系列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我归纳了以下这些问题，涉及长期眼界中的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事关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福利赶超”陷阱
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日益表现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行为特点。民生福利的改进，往往滞后于较普遍的期待和不断吊高的胃口，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增长，又带来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于是，中国应该提防南美出现过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教训。在网上这么说肯定会引来一片骂声，但作理性的讨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得到在深层的机制转换方面做出的支撑，和没有一个从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和有效供给方面对活力的充分提升，这种“福利赶超”误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伤害。一味讲眼前利益而解决福利问题带来的就将是滞胀：一方面工資在增长，物价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经济就会停滞下来，最后“福利赶超”也要从云端跌落尘埃。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界对它还真有些缩手缩脚，但我觉得学术讨论中，应该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组合的理性框架里。
反垄断和配套改革
回顾一下，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在1986年最终没有得到实行；后于1990年前后不声不响地进行了价格调放；1992年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提供了宏观实施间接调控的基本机制。前行到现在，我们又面临生产要素价格怎么样形成合理机制的新挑战，而财产价格、资源价格、人力资本价格、资金价格（包括汇率）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又必须和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相结合。我们的国资管理体系，需要在现有框架下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金融资产管理体系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体系，应如何构建？我们在金融方面，目前还在回避政策性金融概念，但政策性金融问题其实一定要在战略高度上考虑。中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需要有政策性金融体系，怎么样在“不把小孩子和洗脚水一起泼出”的情况下来支持这一体系，也即进而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
又如，我们大家都重视垄断行业反过度垄断问题，但做起来难度很大，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中央又一次明确地发出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号。问题在于如何形成方案，来把这些大思路落实。垄断行业消除过度垄断的阻碍很大，困难重重。我们谈改革谈了很久，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已得了改革综合疲劳症，滑入悲观状态。对这些都需要作理性的讨论，在正面突破不行的情况下，就需寻找其他路径。我们注意到，美国“进步时代”当时并无激进的、正面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理财、公共资源配置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着手，并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质性深化改革、继续“解放生产力”的一个足以最终影响全局的切入点。
不公平感和社会矛盾问题
不可回避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矛盾问题，即中央强调的提高两个比重和社会上热议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中央文件要求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这个考虑有道理。但和比重问题相伴随的突出问题还有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又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和收入差距问题相伴随的，是不公平感，其实这比收入比重问题更有杀伤力。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物价这么敏感？我们30多年改革过程中曾有过很高的物价，如1994年曾上升到24%以上，2007年则曾上升到8%以上，但从来没有在4%左右就像目前这么的紧张。其实，重要原因是物价问题已与其他社会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织在一起。日渐扩大的不公平感，最后都表现为对物价的关注和“借题发挥”式的怨气发泄上。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要承认难度大、牵动感情和既得利益，但又非解决不可。
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问题
涉及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等。最近，虽有了关于教育的中长期规划，但要应对好社会需求，取得教改的实质性进展，还有一系列难题待解决。我们的医疗改革要在三年内新增投入八千五百亿元左右，但是在公立医院怎么样做到既有活力，又有约束，却不是简单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则可以处理好的问题。虽然基层已经在实践“收支两条线”，但我觉得不可能拿来全覆盖像北京市这样拥有大量的中心区域高端医疗机构的地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这两年有进展，我们政策重点已经推进到了廉租房、公租房，而不是以前侧重的所谓“经济适用房”，但往前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协调。
此外，还必须强调，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社会生活中的威胁，矿难不断、火灾与事故频仍、公权滥用和扭曲现象，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是民生的大问题。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
我觉得上述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我们的惠民生就可能流于空谈。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使经济增长中的质量与协调度得到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道提升，才会可持续地造福人民，才能真正、久远地惠民生。短期内一些事情，如以政策刺激、扩张措施“保增长”还是比较好做的，而化解既得利益障碍实质性地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从而在中长期真正“惠民生”，则相当艰难；动用现有资源一次性地增加“民生实惠”，较容易，而消减深层制约、调动多方潜力来可持续、有公正性和公信力地构建和谐社会，相当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一定要深入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层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层面。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就一定要：第一，以经济手段为主调结构节能降耗，升级换代；第二，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促进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实最高决策层关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应对好各种挑战、难题，才能真正实施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即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责编/杨昀贇杜凤娇 美编/叶锐）
从短期一直扩大到中长期的考虑，中国的协调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正如“十二五”规划里面专门说到还将遇到一系列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我归纳了以下这些问题，涉及长期眼界中的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事关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福利赶超”陷阱
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日益表现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行为特点。民生福利的改进，往往滞后于较普遍的期待和不断吊高的胃口，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增长，又带来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于是，中国应该提防南美出现过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教训。在网上这么说肯定会引来一片骂声，但作理性的讨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得到在深层的机制转换方面做出的支撑，和没有一个从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和有效供给方面对活力的充分提升，这种“福利赶超”误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伤害。一味讲眼前利益而解决福利问题带来的就将是滞胀：一方面工資在增长，物价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经济就会停滞下来，最后“福利赶超”也要从云端跌落尘埃。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界对它还真有些缩手缩脚，但我觉得学术讨论中，应该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组合的理性框架里。
反垄断和配套改革
回顾一下，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在1986年最终没有得到实行；后于1990年前后不声不响地进行了价格调放；1992年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提供了宏观实施间接调控的基本机制。前行到现在，我们又面临生产要素价格怎么样形成合理机制的新挑战，而财产价格、资源价格、人力资本价格、资金价格（包括汇率）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又必须和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相结合。我们的国资管理体系，需要在现有框架下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金融资产管理体系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体系，应如何构建？我们在金融方面，目前还在回避政策性金融概念，但政策性金融问题其实一定要在战略高度上考虑。中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需要有政策性金融体系，怎么样在“不把小孩子和洗脚水一起泼出”的情况下来支持这一体系，也即进而支持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的问题。
又如，我们大家都重视垄断行业反过度垄断问题，但做起来难度很大，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中央又一次明确地发出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号。问题在于如何形成方案，来把这些大思路落实。垄断行业消除过度垄断的阻碍很大，困难重重。我们谈改革谈了很久，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已得了改革综合疲劳症，滑入悲观状态。对这些都需要作理性的讨论，在正面突破不行的情况下，就需寻找其他路径。我们注意到，美国“进步时代”当时并无激进的、正面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理财、公共资源配置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着手，并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质性深化改革、继续“解放生产力”的一个足以最终影响全局的切入点。
不公平感和社会矛盾问题
不可回避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矛盾问题，即中央强调的提高两个比重和社会上热议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中央文件要求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这个考虑有道理。但和比重问题相伴随的突出问题还有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又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和收入差距问题相伴随的，是不公平感，其实这比收入比重问题更有杀伤力。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物价这么敏感？我们30多年改革过程中曾有过很高的物价，如1994年曾上升到24%以上，2007年则曾上升到8%以上，但从来没有在4%左右就像目前这么的紧张。其实，重要原因是物价问题已与其他社会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织在一起。日渐扩大的不公平感，最后都表现为对物价的关注和“借题发挥”式的怨气发泄上。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要承认难度大、牵动感情和既得利益，但又非解决不可。
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问题
涉及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等。最近，虽有了关于教育的中长期规划，但要应对好社会需求，取得教改的实质性进展，还有一系列难题待解决。我们的医疗改革要在三年内新增投入八千五百亿元左右，但是在公立医院怎么样做到既有活力，又有约束，却不是简单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则可以处理好的问题。虽然基层已经在实践“收支两条线”，但我觉得不可能拿来全覆盖像北京市这样拥有大量的中心区域高端医疗机构的地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这两年有进展，我们政策重点已经推进到了廉租房、公租房，而不是以前侧重的所谓“经济适用房”，但往前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协调。
此外，还必须强调，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社会生活中的威胁，矿难不断、火灾与事故频仍、公权滥用和扭曲现象，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是民生的大问题。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
我觉得上述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我们的惠民生就可能流于空谈。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使经济增长中的质量与协调度得到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道提升，才会可持续地造福人民，才能真正、久远地惠民生。短期内一些事情，如以政策刺激、扩张措施“保增长”还是比较好做的，而化解既得利益障碍实质性地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从而在中长期真正“惠民生”，则相当艰难；动用现有资源一次性地增加“民生实惠”，较容易，而消减深层制约、调动多方潜力来可持续、有公正性和公信力地构建和谐社会，相当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一定要深入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层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层面。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就一定要：第一，以经济手段为主调结构节能降耗，升级换代；第二，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促进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实最高决策层关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应对好各种挑战、难题，才能真正实施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即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责编/杨昀贇杜凤娇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