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有能力解决了“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就必须同时对“形而下”的问题也引起必要的重视，力求做到“头尾兼顾”才好
　　前几天，笔者应邀去参加一个高大上的地产项目发布会。在发布会现场，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组织者为出席发布会的嘉宾们准备了丰美的茶歇，包括水果、糕点、饮料在内的各种食品一应俱全。但当客人们在使用一次性杯子喝完饮料之后，却发现现场竟然没有准备垃圾桶。于是，很多人只能将杯子暂时捏在手中，或者到场地外面四处寻找垃圾桶……
　　组织者的这一小小的疏漏，也许是出于不经意间的遗忘，但我倒是认为这个小疏漏很具典型意义，因为它事实上从一个小小的切口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顽疾：只顾头不顾尾！
　　谁都知道中国的饮食文化向来洋洋大观，流风所及，即便是“圣人”也未能免俗。孔子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颠沛流离之中，“惶惶若丧家之犬”，但即使在糟糕的环境下，谈到吃，夫子还是在一个劲儿地鼓吹他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思想。
　　既然有“吃”，必然就会有“拉”。但我们悠久的传统唯独于“吃”的这个形而下结果却一直不太讲究。事实上，说是“不太讲究”已属于很客气的评语。很久以来，中国大部分人的茅房都是一处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所在，单是想象一下就足以令人很不舒服。
　　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于“拉”上面都不讲究。一些中国的超级富人们于排泄之道还是颇为注意和百般经营的。譬如，《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西晋时期的超级富豪、国民老公石崇家那超级豪华的茅房和如厕之讲究。据《世说新语》里讲，石崇家的厕所里随时准备有各种香水、香膏，以备主人和客人们使用。不特如此，他们家的厕所里还安排了十多个打扮入时的女孩子站在那儿为石崇服务。
　　明朝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也和石崇一样对如厕之事非常讲究。根据明代的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一书中的记载：严家父子的溺器很有创意，“皆用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这父子两人如此会玩，想来他们家的厕所也一定不会像寻常百姓家的茅房一样马马虎虎、随便对付。
　　不过，以上所云，只是几个数量特别有限的超级权贵阶层的做派，属于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很显然，对于大多数中国普罗大众而言，则是根本无暇、无力顾及于便溺之道的。这种穷人和富人对于厕所的不同处置模式，事实上只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形而上的“吃”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是不可能顾及到形而下的“拉”的问题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太讲究“拉”的问题。其实，这并非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面有一种“顾头不顾尾”的文化特性，而实在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物质生活极为贫乏，形而上的“吃”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之故也。
　　应当说，最近这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绝大部分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至少温饱还是能够满足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形而上的“吃”的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有些地方的确已经开始关注形而下的“拉”的问题了。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心，久被诟病的公厕环境和卫生状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改观。
　　尽管如此，我们文化中的这种“只顾头不顾尾”的惯性还是广泛存在的。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尴尬一幕，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发布会的组织者当然不是一群脱离了文化大环境、生活在真空里的中国人。他们只考虑到了把茶歇时的各种食品弄得丰美一些，却完全忽略了吃完之后的各种问题的处置之法，这正是“顾头不顾尾”的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事实上，这种“顾头不顾尾”的现象，也绝不仅仅体现在“只讲究吃，不讲究拉”上面。随手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像“只讲究表面，不讲究背后”、“只讲究眼下，不讲究长远”，等等。
　　譬如，我们已经可以把一座城市地面上的一切修造得美轮美奂，但对于城市地面下那些人见不到的所在，诸如下水道或者各种管道通道的建设却浮皮潦草。为此，我们吃足了苦头：一旦天降大雨，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立即开启“看海模式”；而大小城市里各路“扒路军”神出鬼没，本来铺设平整的通衢大道，动辄开肠破肚，即使施工完成之后重新补路，也只能留下一道道丑陋的疤痕，活像身体上的一块块牛皮癣。
　　再譬如，我们的一些企业已经可以制造出畅销海外的完美产品，但独独对排污之道漠不关心。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尽管国家有明令在先，但相当一部分企业却不愿意尽这一社会责任，依然我行我素地向自然界里排放各种污染废物，而这正是导致我们所赖以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糟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衡量一个文明的高低优劣，当然要看它对于形而上的“吃”的讲究程度，但更要看它是如何处置形而下的“拉”的问题的。当我们在有能力解决了“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就必须同时对“形而下”的问题也引起必要的重视，力求做到“头尾兼顾”才好。如今，这个老问题显得尤其紧迫，的確是到了应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