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9—23日，欧委会官员对奥康等七家中国企业进行实地核查。作为“日落复审”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核查结果将在欧盟的最终裁决中作为重要证据。而欧盟是否会维持16．5%的惩罚性反倾销税，这对于参加集体应诉的六十多家制鞋企业乃至更多关联企业来说，攸关未来生计。
　　一边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加紧备战过冬的“御寒工事”，一边是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争端为这些简陋工事施加更为强劲的压力。中国制造业能否从八面来风中突出重围？能否以集体智慧和协同行动融化恐惧和敌意的坚冰？六十多家制鞋企业的应诉经验和内部调整可能只是众多贸易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足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而在当事企业的焦灼与期待中，有着中国反倾销应诉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再次被推到前台。
　　自1992年起，蒲凌尘代理过七十多起反倾销案件，为中国企业挽回数百亿美元的的损失，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最贵的律师”。他所供职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占据了SK大厦36、37层作为办公场地，但当记者找到蒲凌尘时，还是很意外，因为他的办公室虽然临窗，却相当狭小。欧州的对手们可能也很难相信，蒲凌尘就是在这里，对似乎不可挑战的欧美游戏规则酝酿出合理合法的破解之道。也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蒲凌尘接受了《中国商人》的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奥康等多家企业可能在九月前迎来欧委会复审裁决
　　中国商人：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1月份欧盟委员会对奥康等国内制鞋企业进行日落复审的结果如何？
　　蒲凌尘：现在都在正常的程序中。2008年10月3号欧盟委员会启动日落复审程序，有六十多家中国企业参加了抽样调查程序，其中七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被抽样作为全面程序的调查和实地核查对象。2008年12月2日，七家应诉抽样的企业将反倾销调查表的数据、论点正式提交到欧委会。欧委会于2009年1月9号开始对这七家企业进行正式的实地核查，一直到23号才结束。目前欧盟官员正在对实地核查情况做汇总、分析和评议工作。同时他们对欧盟当地进口商和起诉的产业也要进行实地核查，我估计三月份应该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汇总数据和评议出来。
　　中国商人：您认为欧盟是否会继续维持16.5%的反倾销税？
　　蒲凌尘：是否继续征收现在很难讲，因为法律上只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继续维持原来的反倾销税，一个结果就是取消掉。最终结果应该是今年夏天之前，最迟不会过九月份。我们在三月初会举行第二次听证会，第一次是去年的12月18号举行的，由中国轻工商会带队，协同温州、福建、广东地方商协会做了第一次听证会。第二次听证会是今年3月6号，这次听证是比较关键的，主要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将由广东鞋业联盟为主，协同抽样企业和中国皮革协会进行抗辩。
　　中国商人：这些都是属于日落复审中的程序？
　　蒲凌尘:这都是必须要走的，而且不仅仅依靠听证会来陈述中方的观点，我们将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传达中方皮鞋产业的声音，在法律和技术问题上表达我们的关注。
　　中国商人：从这次日落复审的情况来看，你认为此次参与日落复审的企业今后还应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蒲凌尘：首先必须要走稳程序，不能有任何的瑕疵。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在律师的指导下，主要是在程序当中要保住合作的地位，还有他们审诉的权利必须要保住。
　　中国商人：这个合作地位是市场地位吗？
　　蒲凌尘：不是市场地位，指的是在法律程序当中，每个涉案企业都具备自己的申诉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的获得必须符合欧盟法律程序。达到合作地位，欧委会才能将该企业认定为合作企业，有资格进行法律上的申诉。
　　中国商人：说话要有人听。
　　蒲凌尘：但是人家为什么听，要先符合法律程序。不符会法律程序，企业也就失去了这个权利。
　　中国商人：与前些年相比，您认为国内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冲突中，哪些方面的表现是今您满意的，哪些地方又是让您感到担忧的？
　　蒲凌尘：总体上我觉得中国企业维权意识比过去大大提高了。最起码当它的产品出口到一个市场受到法律的阻碍，或者遇到诸如贸易保护措施时，它第一个反应是我如何来维护我的权利和出口市场。这个意识的提高非常大，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国企业对自己的权利概念不清楚。现在好多了，遇到了问题他知道我该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我觉得这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级政府大量的培训，媒体的正确引导都有关系。这几个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政治因素使中国企业容易遭受贸易制裁
　　中国商人：就您代理的多起反倾销案例来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欧美国家包括反倾销等贸易壁垒限制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蒲凌尘：也不敢说是深层次，从贸易角度上来讲，如果说某一种产品的出口量过大同时价格又低，就容易诱发国外贸易壁垒的限制。价格过低同时销量过大，导致进口国产业损害，那么进口国就有可能对你的产品采取措施，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你反我我反你都是正常的。那么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其中的原因就比较复杂，这里面不排除政治原因，有长线的政治原因，也有短线的政治原因。长线政治原因表现在法律上，比如说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包括印度等某些发展中国家，不称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就会遭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你的产品成本和内销价格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也不依此来取证比较计算。进口国只取我们出口企业的出口价格，而在反倾销案件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成本价格去比较的话，这实际上等于是缺了一条腿。
　　中国商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认为你的产品过多，相对于我的同类产品价格过低，我就可以对你发起反倾销诉讼。而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其产品在国内的成本和价格可以被忽略。
　　蒲凌尘：对。这是用所谓的参照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所以这个问题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进口国的同类产品竞争产业很容易起诉，很容易找到倾销幅度，比较容易获得本国政府的救济措施。这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长线贸易措施：不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这种情况大约还要持续5到6年。
　　中国商人：你刚才提到的短线政治原因又是什么？
　　蒲凌尘：一些国家的大选，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利益群体发出贸易保护的呼声，它很容易立案。这样在政治上一长一短的操作，中国企业深受其害。
　　
　　国内需求稀少的廉价产品容易招致反倾销
　　中国商人：中国企业和产品因此变成了一张牌。
　　蒲凌尘：这是外部政治因素导致的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外部的经济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则相对较少。从我们自身来讲也有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一个特别情况：你只要看一下那些受到反倾销的案例，都是几十家上百家在做同一个产品，中国产业的这种结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有人说美国市场也很大，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情况？美国是处在另外一个工业发展的水平上，它的产业发展以研发、科技和品牌为主，而我们是以制造业和某些轻工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很容易冲击两个市场：第一个是发达国家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竞争产业，第二个是中国产业发展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比较广的范围当中发生了撞车。我们国家大部分被反倾销的产品除了某些化工原料以外，基本上都是国外需要的简单加工或低附加值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内需求量并不多。
　　中国商人：国内消化不了这些产品。
　　蒲凌尘：是的。因为很多产品是出口导向型的。产品的用途在国内，目前找不到太大的消费市场，而国外确实需要我们生产的廉价产品。国际市场的产品不一定在中国市场上销路好。出口导向型产业不仅仅是产品以出口为主，而且产品本身在中国的消费量比较低。例如，搬运手推车产品。这种产品在发达的欧洲是很畅销的产品，劳动力昂贵，必然促成用工节俭，用工节俭，必然导致体力工作以设备机械来替代。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搬运用手推车用量少，因为产品价格贵，劳动力众多而且廉价，比较的结果是多用人工完成西方用设备完成的相同工作。假如这种产品生产量过大，出口市场看好，企业会将投资投放到手推车。然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产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为了争夺市场，导致价格竞争，其后果是冲击了进口国的同类产业，由此引发贸易纠纷。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提的问题。
　　中国商人：在简单产品类型上我们是规模生产。
　　蒲凌尘：确实如此。再举一个例子，蜡烛在中国的需求并不大，可是在欧州是作为一种时尚、浪漫、给生活增加情调的日用品。而中国人讲究的是高堂明镜、灯火辉煌的感觉，只不过在一些酒吧和饭店里会有蜡烛。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蜡烛规模却相当可观，如果大量地进入欧州市场，冲击了当地的蜡烛产业，自然会引发贸易纠纷。
　　所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不仅仅是表现在产品以出口为主，而且是国内消费量或消费习惯模式，容纳不了规模产业的生产量。
　　
　　快速释放的产能与内需市场协调发展是根本出路
　　中国商人：我想鞋子和食品不属于这种情况。
　　蒲凌尘：鞋子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过去生产鞋，到1960年代末被欧州人击垮了，然后转移到台湾和拉美国家，把生产移出去，但把品牌研发和销售网络渠道留在了美国国内，其一是掌控品牌；其二是掌控流通环节。因为鞋子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一个美国人一年平均消费鞋要比欧州人高两到三双。但是鞋子生产从美国转移出去了，欧州正在转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可能把一些转型的产业置之不理，它一定要保护一下让它实现正常的转型。我们看贸易纠纷一定不要看得太单一，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非常复杂，其他国家可能不具备。有客观、主观的，也有经济方面人为的因素。当然我们做的鞋子是中低档，意大利是高端。如果市场上只有意大利生产的皮鞋，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到商店里去选择皮鞋，其选择的面比较狭小；如果有其他的皮鞋，譬如进口皮鞋，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会加大，价格也会呈现多层级，购买两双中国产的皮鞋，可能比买一双意大利的皮鞋还便宜。消费者自然获益，零售店也由此获益，分销商也从中获益。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反倾销一直持不同的观点。然而，现实中的产业发展不是经济学家所能平衡解决的。贸易摩擦一定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环境下爆发的，它不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部。但是，在我们发展经济和贸易的时候，我们考量更多的是硬性指标，并不考量内需外贸的总量，投资的规模和市场的研究，比较单一认定可销与不可销。我们注意到有些产品的发展和增量是在短短5年中出现成倍翻番，硬性或表面发展指标很好，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变化例如金融风暴到来，我们的某些产业显得比较脆弱，市场又消化不了上百家企业产能所释放出来的产量。怎么导致的这一情况，我想答案人人皆知，我就不必阐述。
　　中国商人：硬性指标的影响？
　　蒲凌尘：或许是吧。
　　中国商人：地区竞争，以短平快为主的短线竞争造成这种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
　　蒲凌尘：也不能这样讲。发展外贸，带动经济发展，其本质是好的。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综合宏观考虑，不能脱离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能以现在的发展来考量过去的政策，更不能在考虑将来的发展时脱离现有的条件。在产业布局上一定是需要长远规划的，产业的建立寿命不是五年或十年的时限。短期当中出现的效益不说明该产业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竞争力，经济发展靠的是长远战略，不是短期的硬性指标的增与减所能说明问题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手段必定是短暂的，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长远战略而服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临时解决或隐藏了问题的实质，在一定的阶段还会出现，而且愈加严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将问题在微小状态中解决可以避免问题的扩大，同时花的力气也小。
　　中国商人：就你分析的这些情况来说，欧美国家也好，发展中国也好，之所以频繁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是因为恐惧，害怕冲击到它的产业发展或生存。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觉得冤枉，对方是一种恶意，百多年来一直在找各种借口打压我。
　　蒲凌尘：这种恶意是绝对不能排除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问题看得过重，形成负担。事情一旦演变成了负担，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顾虑，不必要的顾虑就有可能使得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变得狭隘，抓不到问题的实质，容易走向表象化工作。这就不好了。我说过，贸易保护措施不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贸发展不会因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频频发起而受到阻碍。虽然从局部上来讲，不合理与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直接影响某一个产业或某一个产品的发展，甚至导致就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变得被动了。政治、经济、法律三个要素如何综合巧妙运用是我们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孤立看待这三个要素都会导致解决方法上的“偏离”。
　　
　　缺少品牌、法律意识，缺少联合应对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商人：有一种情况我觉很明白。各地区企业的不正常竞争,对资源的无序开发使用,依靠价格进行市场的占领，压缩人力等各种成本，导致中国产品的价格持续降低，结果中国企业的相互厮杀,依靠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所积累的成果对方可以借用法律的、资本的各种手段一下子拿过去。
　　蒲凌尘：我觉得中国企业和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一种品牌意识，没有合作的意识，即使有了品牌的意识也是比较肤浅,或者觉得开创品牌束手无策,不像卖别人直接下订单的产品容易。我觉得这是目前咱们某些企业的一个特点。产品出口了,意识仍然停留在三分自留地上。所以，一旦遇到突发性的贸易保护措施,或者政策上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反应。譬如皮鞋这个产业，政策上和反倾销的措施上都导致了很多企业把它的产业移向了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度和印尼等国家。为什么这么转移? 其中当然有成本的因素。为什么成本会显得如此重要？我觉得有些问题出现了之后不是一个坏事情，要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能风吹草动,波动太快,这样会疲于奔命,而且顾此失彼。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比较稳定明确的政策导向,需要顾全市场的规律。移出去的不一定就是精华，没有走的也不一定不是精华呀。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应该形成特定产业的一个强有力的技术或品牌核心，而不是“廉价”核心。 让我最担心的是当一个产业逐步形成规模,逐步走向高端,逐步接近技术层面的时候,因为政策或反倾销措施而放缓或延迟核心的最后完成。欧盟的反倾销措施确实影响了我国皮鞋产业向深层发展，譬如:广东地区主要以“贴牌”生产或以运动鞋为主，浙江皮鞋产业却以自有品牌为主。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产业在反倾销措施的阻碍下就不能生存了吗?我看了，广东的几家大企业还在。
　　中国商人：哪几家还在？
　　蒲凌尘：这几家应诉反倾销的企业都在啊。鞋的质量确实是做得不错。管理得很好，厂房建得很漂亮。工人宿舍比我们很多的公寓都好啊，运动场、娱乐室、职工食堂都很好。这一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某些产业和中介机构实际上是注入了一剂冷静剂。快速的发展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注意到的问题，财富的轻松聚集，使人容易丧失了明智的判断、风险控制和管理意识，价值观失去了应有的坐标,所以某些产业一定会显现出实实在在的泡沫以及在应对这种大的经济波动时的脆弱性。
　　中国商人：有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企业如何走出去，您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蒲凌尘：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好的倡导，但这需要一段时间，不是一个怎么走出去的问题。这里有教育问题、意识问题、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等问题的制约。过去中国企业试探着以不同方式走过，比如说在其它国家建一个贸易公司，这是一种走法，不是很深入。第二种走法是出去设工厂，深入一些，但是风险大。中国企业对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还不是特别成熟，在外国投资和设公司的过程中很少找律师。想到律师的时候都是出了问题才找不过来。我看过一些发生贸易纠纷的企业签的合同，很吃惊，合同怎么能签成这样？不出问题则已,出了问题就是一个难以填补的大窟窿。
　　
　　对使用贸易措施过激的国家应建立应急对话机制
　　中国商人：当前正在加深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就有鼓励“购买美国货”的限制性条款，而欧盟之外，印度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也在加剧，中国企业势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您对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都有什么建议？
　　蒲凌尘：这种金融危机是不期而遇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贸易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模式和规律，如果忽然一个环节受损了，它一定会引起一种反作用力。那么这种反作用力如何来体现，它的力度和广度有多大就很难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贸易摩擦会不会上升？会，它上升的原因第一是人的信心丧失。一旦人的信心丧失，整个产业或者某些产业就会显得非常敏感，非常谨慎，因为它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就会采取一些平时不必要采取的措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全球贸易发展的链条会受到严重扭曲。某些国家可能反应激烈些,既面对国内的发展迟缓,又面临国际市场的萎缩，如何来平衡内部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全球贸易正常的发展，这是一个矛盾点。当矛盾点在短期内找不到平衡的调节阀时，有些国家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贸易的措施来应对“内忧外患”局面。比如印度，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现在立了大约十八个案子，中国产业占了绝大部分。
　　中国商人：反倾销吗？
　　蒲凌尘：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都有，设置一个屏障。
　　中国商人：防火墙。
　　蒲凌尘：在这种大环境下随意启动防火墙,看似一个明智之举,但措施过量过激,会砍了别人也伤了自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贸易保护措施不是一个简单的救济措施，它一定会引发其它问题。那么会不会有借题发挥来过度使用这种贸易保护的情况，我觉得不排除。过去我防范你的措施可能要经过半年的调查，现在是大大地提前了，马上提起审请，马上采取措施。这也是由金融危机这个大前提决定的，但是G20不是希望各国在动用贸易保护措施时要克制吗？不要采取不必要的，超越正常法律需求的措施。不管怎么讲,这段时间会增加摩擦。
　　中国商人：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蒲凌尘：走好法律程序。企业要协调一致,要有合作，集思广议、联合应对，加强与对方产业的沟通。对于频繁发起诉讼的国家应该建立在目前国际经济条件下的应急对话机制。双方之间必须要有很好的沟通，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也要取得谅解。这不是印度一家的问题，也不单是欧洲问题，美国问题，这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