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绿色村庄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极大的生态旅游价值，基于县域层面的适宜度研究能更好地为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区域战略性规划。选取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3大生态旅游影响因素，借助ArcGIS 10.5、SPSS 21等软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加权指数评价模型对山西省绿色村庄所在的53个县域进行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集中在中适宜和基本适宜区域内，高适宜县域2个，较不适宜县域9个，无不适宜县域;旅游资源对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影响最大，自然条件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高适宜区分布在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承载力高、社会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中适宜区、基本适宜区和较不适宜区县域的生态旅游开发缺乏整体的指导和规划。
关键词 生态旅游;县域;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条件
Abstract Green village has superi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eat eco-tourism value， the suitability research based on county level can provide reg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f Green villages. In this paper， three factors influencing eco-tourism， including tourism resources， eco-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re selected. With the help of ArcGIS10.5 and SPSS 21 and other software， AHP and weighted index evaluation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co-tourism suitability of 53 counties where Green villages are located in Shan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county eco-tourism suitability is concentrated in the moderate and basic suitable areas， 2 high suitable counties， 9 less suitable counties， and no inappropriate counties; tourism resourc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ounty eco-tourism suitability， natural conditions are the constraints and decisive fac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high suitability areas are distributed in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ies with high carrying capacity and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with moderate， basic and less suitable areas lacks overall guidance and planning.
Key words Eco-tourism;County;Tourism resources;Eco-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西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山西省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就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发展旅游时要促进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以保护为前提，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道路。绿色村庄绝大部分位于贫困山区，民俗文化独具特色，自然景观独具一格，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进行的新型旅游方式，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刚好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文旅融合的绿色发展理念，但目前乡村地区的旅游规划不仅缺乏整体的联系，脱离了实际，还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基于县域层面的规划可以对乡村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进行全面指导，也能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不仅可以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提升县域整体形象，有助于形成层次鲜明、布局合理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县域层面的生态旅游适宜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旅游适宜度可以判断某一区域是否适合生态旅游发展，并为生态旅游的项目开发及功能分区等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目前学者们对于生态旅游适宜度的研究内容方面集中于功能分区[2-3]、资源评价[4-6]、环境承载力[7-8]和资源开发潜力[9]等方面，研究尺度集中于生态保护区[10-11]、生态脆弱区[12-13]、旅游景区[14-15]等小尺度单元内，研究方法集中于层次分析法[2-5，11-15]、熵權法[8]、GIS技术与多目标决策方法相结合[3，10]等来进行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基于县域层面来分析乡村综合生态旅游适宜度的研究稍有欠缺。因此在山西省绿色村庄多而分布广的情况下，运用SPSS 21、ArcGIS 10.5和Google Earth 5.2数据处理软件对山西省239个绿色村庄所在的53个县域进行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探讨县域层面生态旅游适宜度的差异性。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2017年公布的第一批绿色村庄名单中山西省有239个村庄上榜（图1），主要分布在11个地级市53个县域内（图2），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脉西侧地区。对绿色村庄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图3），可以发现分布最密集的地级市为阳泉市和晋城市，依次为阳泉市平定县，晋城市的高平市及阳城县，剩余县域分布较为稀疏。在绿色村庄评选工作开始前，许多村庄已经踏上了生态旅游的步伐，例如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长治市潞州区的老顶山旅游开发区，均有扎实的经济背景和旅游开发基础。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指标体系采用的统計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统计年鉴2019》《山西公路统计年鉴（2018年版）》、山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山西省各地级市及各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指标体系中古树名木数量来自《山西省古树名木名录》，星级宾馆数量采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2017年星级饭店名录，其余数据采用年份均为2018年。
2 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
2.1 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旅游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前提，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特色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人文生态系统，采取环境友好型方式开展的旅游活动。以山西省县域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为方向，依据可量化原则、区域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综合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结合绿色村庄入选材料、生态旅游本身特点等构建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量化标准首先采用国家、各行业及地方相关法规，其次采用相关文献研究结果为依据，无明确划分标准的指标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并结合指标数据情况采取主观判断方法。
2.1.1 山西省绿色村庄入选材料。山西省绿色村庄的评定标准中有四大项：第一项为组织管理，其中要求筹集资金，建立绿色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来有序进行绿化工作，并鼓励村民义务植树;第二项为绿地建设与管护，要求村庄绿化覆盖率≥20%，修建一定数量的游园和公园绿地，村庄周边的宜林荒山到有效绿化，并完成古树名木的普查和挂牌;第三项为综合环境，为保护村庄环境，建立了完善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并禁止燃烧秸秆，注重空气质量，建立生态宜居示范村;第四项为市政设施，要求道路通畅，路面质量良好。交通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6]。根据绿色村庄入选的一系列标准，依次选取了人均GDP、森林覆盖率、森林和湿地公园数量、造林面积、古树名木数量、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和人均公路里程7项评价因子。
其中森林覆盖率量化标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四条，其中表明森林覆盖率目标达30%后生态效益就能得到有效改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采用《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超标天数（空气质量指数大于100的天数）;人均公路里程、人均GDP采用2018年全国人均公路里程（3.893 m）和全国人均GDP（4.532 8万元）作为基本适宜区域的量化标准，再结合指标数据情况划分各适宜区差值。
2.1.2 生态旅游自身特点。生态旅游不仅要求生态做到位，旅游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每一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是当地独有的特色。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大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国家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涵盖了多种自然资源类型和保护地类型，是相对来说自然环境未受干扰的区域，符合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9]。例如五台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是我国5A级风景名胜区，还保留着大量的珍稀动植物和自然遗迹，是极具意义的科研、环境保护宣传和人文教育场所，故而选取了A级景区数量、文化遗产数量、自然保护区数量3项评价因子，其中文化遗产包括省级及国家级。
2.1.3 基本地理环境影响因素。郑杰等[17]通过对秦岭地区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影响游客出行，是影响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而生态旅游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地形会引起气候的变化，影响游客的出行目的地选择，因此，该研究基于地形和气候要素选择了平均海拔、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温3项评价因子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础要素。
基于山西省的纬度位置及地形，年均降水量量化标准采用半干旱区及半湿润区之间的平均降水量300～600 mm[18];年均温采用中国温度带划分指标：在日平均气温达10℃及以上时，大部分木本植物及农作物生长活跃[18];平均海拔采用华北地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及优势度指数[19]。
2.1.4 县域经济环境。冯庆等[20]通过研究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旅游发展的驱动发现，人均GDP每增加1 000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点，人均旅游花费分别增加28.848、25.621元，而星级宾馆的数量与当地经济水平、旅游业收入呈正相关发展趋势，因此增加了星级宾馆、城市化率2项评价因子，其中城镇化率采用相对社会公平的合意城市化率[21]。
根据以上条件选取了15项评价因子后对指标进行整理分类，共划分为了3个指标层，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表1）。
2.2 评价方法
2.2.1 层次分析法[22]。
（1）构造判断矩阵。通过咨询15位专家的意见确定了各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采用美国运筹学家 Satty 提出的“1-9”标度表构造了判断矩阵。
（2）权重确定及一致性检验。通过和积法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的一致性指标CI和随机一致性比例CR，其中n为成对比较因子个数，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在CR值小于0.1时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结果表明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88，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表1）。由表1可以看出，在3个指标层中旅游资源权重最高，为0.433 2，其次为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旅游资源指标层下，古树名木资源的价值最高，A级景区资源最低;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层下以森林覆盖率权重0.192 4为最高，并且在15项评价因子中排名最高，其次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其余均为基础地理条件，所占比重不高;社会经济条件指标层下造林面积权重值最高，为0.161 2。通过权重值的排序来看，符合生态旅游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结合当地特色历史人文资源进行开发的理念。
2.2.2 评价模型。
得到15项评价因子的权重值后，根据评价因子量化标准得到山西省縣域绿色村庄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指标量化参考值（表2），通过加权指数求和来计算53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j代表第i个县域第j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值;Pij代表第i个县域第j个评价因子的适宜度分值;S代表第i个县域适宜度评价总分值，其中生态旅游适宜度分级标准借鉴文献[12]采用5级分类。
2.3 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加权指数求和对每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计算，最终参考适宜度分级标准（表3）进行排序得出最终结果（表4、图4），并通过生态旅游适宜度量化标准对53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①高适宜县域2个，生态旅游适宜度主要集中在中适宜和基本适宜范围内，较不适宜县域9个，无不适宜县域。②高适宜县域2个——阳城县和蒲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自然条件优越，气温降水适中，社会经济条件也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一定基础，区别在于阳城县相对于蒲县来说地理位置较好，位于太行山脉沿线风景区内，旅游资源丰富。③中适宜县域14个，适宜度以灵石县最高，榆次区最低，两者旅游资源基础较好，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经济条件中榆次区的人均GDP较低，但城镇化率相对较高。总体来说，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差距不大，个别县域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例如沁水县、沁源县等，但旅游资源并未得到合理有效开发，而社会经济条件在城镇化率和人均GDP上存在差距，资源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不协调。④基本适宜县域28个最多，浑源县最高，小店区最低，两者在旅游资源上差别在于浑源县境内有2个自然保护区，小店区虽社会经济条件较好，但植被覆盖率低，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不大，缺乏整体的思考和规划来挖掘生态旅游发展潜力。⑤较不适宜县域9个，9个县域自然资源短缺，而且旅游基础比较薄弱，生态环境承载力低，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当前主要任务是禁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行为并加强县域环境绿化力度，从小事做起，逐步推进生态旅游工作。
3 讨论
适宜度评价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础准备工作，对县域层面下的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规划具有指导意义。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董瑞杰等[12]选取了沙漠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构建了沙漠地区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体系。王震等[15]在研究乡村生态养生旅游景区适宜性时选取了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环境、旅游开发潜力和配套设施建设5项指标层。蒋贵彦等[7]选取了自然、社会、经济和旅游资源承载力对青海南部高原藏区16县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研究，学者们均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对适宜度进行了分析。不同研究区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总结可以发现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社会条件是构成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的基本要素，符合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要求。从研究结果来看，必须把保护自然环境放在生态旅游开发的首位，这与董瑞杰等[12]、王震等[15]和丛东来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山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且在空间上有类型组合优势，但在旅游开发中并没有深入考虑区域差异性的问题，为了避免乡村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符的盲目建设情况，选取山西省绿色村庄所在的53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以求合理配置绿色村庄的旅游资源，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制定县域层面的生态旅游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加速省级、县级乡村生态旅游规划政策的出台，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进而逐步推进山西省高质量发展进程。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各项评价因子的权重，过程中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了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在选取评价因子过程中，某些更贴合实际的指标无法获取数据，只能以相似指标作为代替;在评价因子的选取、量化依据等方面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都有待深入探讨。
4 结论
（1）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结果表明，53个县域中无不适宜县域。高适宜县区包括阳城县、蒲县2个县域;中适宜区包括灵石县、和顺县等14个县域;基本适宜区包括浑源县、平遥县等28个县域;较不适宜区包括潞城区、平陆县等9个县域。53个县域之间的生态旅游适宜度存在较大差异。
（2）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对县域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影响最大，古树名木资源、森林覆盖率、造林面积分别在3个指标层中占据了最高权重，可以看出自然条件的优劣是评判生态旅游开发与否的基本条件。
（3）通过各适宜度之间对比分析得出，高适宜区分布于自然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中适宜区和基本适宜区的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较不适宜区旅游基础较为薄弱，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总体来说，中适宜区、基本适宜区和较不适宜区的生态旅游开发缺乏整体的指导和规划。
参考文献
[1]钟林生，赵士洞，向宝惠.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2]石磊，李陇堂，张冠乐，等.基于适宜性分析的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为例[J].中国沙漠，2018，38（2）：437-443.
[3]张爱平，钟林生，徐勇，等.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研究[J].生态学报，2015，35（20）：6838-6847. [4]李莹.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178-182.
[5]张晋江.山西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2）：276-282.
[6]宋相金，何文，彭友贵.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6）：1-5.
[7]蒋贵彦，卓玛措.青海南部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4）：202-208.
[8]闫景丽，杨刚，杨新.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20）：171-173.
[9]何方永.中国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4）：189-194.
[10]肖练练，钟林生，虞虎，等.功能约束条件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研究[J].生态学报，2019，39（4）：1375-1384.
[11]丛东来，于少鹏，孟博，等.湿地资源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以黑龙江省79处重点调查湿地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9（4）：63-67.
[12]董瑞杰，董治宝，吴晋峰.沙漠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J].中国沙漠，2014，34（4）：1177-1183.
[13]薛晨浩，李隴堂，任婕，等.宁夏沙漠旅游适宜度评价[J].中国沙漠，2014，34（3）：901-910.
[14]闫丽丽，杨青林，黄中奕，等.山地景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及功能区划：以黑竹沟风景名胜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3（1）：123-131.
[15]王震，庞赞，张建国.乡村生态养生旅游景区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225-233.
[16]王兆峰，杜瑶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评价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9）：1910-1921.
[17]郑杰，张茹馨，雷硕，等.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秦岭地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7）：987-991，1036.
[18]郑景云，尹云鹤，李炳元.中国气候区划新方案[J].地理学报，2010，65（1）：3-12.
[19]谢晋阳，陈灵芝.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J].生态学报，1994，14（4）：337-344.
[20]冯庆，孙根年.我国八大区人均GDP及城市化对居民国内旅游的影响[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4）：92-98.
[21]林文，侯云先.中国合意城镇化模型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07（12）：51-53.
[22]徐建华.计量地理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关键词 生态旅游;县域;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条件
Abstract Green village has superi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eat eco-tourism value， the suitability research based on county level can provide reg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f Green villages. In this paper， three factors influencing eco-tourism， including tourism resources， eco-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re selected. With the help of ArcGIS10.5 and SPSS 21 and other software， AHP and weighted index evaluation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co-tourism suitability of 53 counties where Green villages are located in Shan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county eco-tourism suitability is concentrated in the moderate and basic suitable areas， 2 high suitable counties， 9 less suitable counties， and no inappropriate counties; tourism resourc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ounty eco-tourism suitability， natural conditions are the constraints and decisive fac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high suitability areas are distributed in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ies with high carrying capacity and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with moderate， basic and less suitable areas lacks overall guidance and planning.
Key words Eco-tourism;County;Tourism resources;Eco-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西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山西省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就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发展旅游时要促进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以保护为前提，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道路。绿色村庄绝大部分位于贫困山区，民俗文化独具特色，自然景观独具一格，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进行的新型旅游方式，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刚好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文旅融合的绿色发展理念，但目前乡村地区的旅游规划不仅缺乏整体的联系，脱离了实际，还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基于县域层面的规划可以对乡村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进行全面指导，也能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不仅可以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提升县域整体形象，有助于形成层次鲜明、布局合理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县域层面的生态旅游适宜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旅游适宜度可以判断某一区域是否适合生态旅游发展，并为生态旅游的项目开发及功能分区等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目前学者们对于生态旅游适宜度的研究内容方面集中于功能分区[2-3]、资源评价[4-6]、环境承载力[7-8]和资源开发潜力[9]等方面，研究尺度集中于生态保护区[10-11]、生态脆弱区[12-13]、旅游景区[14-15]等小尺度单元内，研究方法集中于层次分析法[2-5，11-15]、熵權法[8]、GIS技术与多目标决策方法相结合[3，10]等来进行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基于县域层面来分析乡村综合生态旅游适宜度的研究稍有欠缺。因此在山西省绿色村庄多而分布广的情况下，运用SPSS 21、ArcGIS 10.5和Google Earth 5.2数据处理软件对山西省239个绿色村庄所在的53个县域进行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探讨县域层面生态旅游适宜度的差异性。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2017年公布的第一批绿色村庄名单中山西省有239个村庄上榜（图1），主要分布在11个地级市53个县域内（图2），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脉西侧地区。对绿色村庄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图3），可以发现分布最密集的地级市为阳泉市和晋城市，依次为阳泉市平定县，晋城市的高平市及阳城县，剩余县域分布较为稀疏。在绿色村庄评选工作开始前，许多村庄已经踏上了生态旅游的步伐，例如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村、长治市潞州区的老顶山旅游开发区，均有扎实的经济背景和旅游开发基础。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指标体系采用的统計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统计年鉴2019》《山西公路统计年鉴（2018年版）》、山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山西省各地级市及各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指标体系中古树名木数量来自《山西省古树名木名录》，星级宾馆数量采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2017年星级饭店名录，其余数据采用年份均为2018年。
2 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分析
2.1 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旅游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前提，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特色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人文生态系统，采取环境友好型方式开展的旅游活动。以山西省县域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为方向，依据可量化原则、区域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综合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结合绿色村庄入选材料、生态旅游本身特点等构建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量化标准首先采用国家、各行业及地方相关法规，其次采用相关文献研究结果为依据，无明确划分标准的指标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并结合指标数据情况采取主观判断方法。
2.1.1 山西省绿色村庄入选材料。山西省绿色村庄的评定标准中有四大项：第一项为组织管理，其中要求筹集资金，建立绿色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来有序进行绿化工作，并鼓励村民义务植树;第二项为绿地建设与管护，要求村庄绿化覆盖率≥20%，修建一定数量的游园和公园绿地，村庄周边的宜林荒山到有效绿化，并完成古树名木的普查和挂牌;第三项为综合环境，为保护村庄环境，建立了完善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并禁止燃烧秸秆，注重空气质量，建立生态宜居示范村;第四项为市政设施，要求道路通畅，路面质量良好。交通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6]。根据绿色村庄入选的一系列标准，依次选取了人均GDP、森林覆盖率、森林和湿地公园数量、造林面积、古树名木数量、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和人均公路里程7项评价因子。
其中森林覆盖率量化标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四条，其中表明森林覆盖率目标达30%后生态效益就能得到有效改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采用《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超标天数（空气质量指数大于100的天数）;人均公路里程、人均GDP采用2018年全国人均公路里程（3.893 m）和全国人均GDP（4.532 8万元）作为基本适宜区域的量化标准，再结合指标数据情况划分各适宜区差值。
2.1.2 生态旅游自身特点。生态旅游不仅要求生态做到位，旅游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每一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是当地独有的特色。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大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国家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涵盖了多种自然资源类型和保护地类型，是相对来说自然环境未受干扰的区域，符合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9]。例如五台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是我国5A级风景名胜区，还保留着大量的珍稀动植物和自然遗迹，是极具意义的科研、环境保护宣传和人文教育场所，故而选取了A级景区数量、文化遗产数量、自然保护区数量3项评价因子，其中文化遗产包括省级及国家级。
2.1.3 基本地理环境影响因素。郑杰等[17]通过对秦岭地区气候变化感知对生态旅游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影响游客出行，是影响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而生态旅游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地形会引起气候的变化，影响游客的出行目的地选择，因此，该研究基于地形和气候要素选择了平均海拔、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温3项评价因子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础要素。
基于山西省的纬度位置及地形，年均降水量量化标准采用半干旱区及半湿润区之间的平均降水量300～600 mm[18];年均温采用中国温度带划分指标：在日平均气温达10℃及以上时，大部分木本植物及农作物生长活跃[18];平均海拔采用华北地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及优势度指数[19]。
2.1.4 县域经济环境。冯庆等[20]通过研究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旅游发展的驱动发现，人均GDP每增加1 000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点，人均旅游花费分别增加28.848、25.621元，而星级宾馆的数量与当地经济水平、旅游业收入呈正相关发展趋势，因此增加了星级宾馆、城市化率2项评价因子，其中城镇化率采用相对社会公平的合意城市化率[21]。
根据以上条件选取了15项评价因子后对指标进行整理分类，共划分为了3个指标层，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表1）。
2.2 评价方法
2.2.1 层次分析法[22]。
（1）构造判断矩阵。通过咨询15位专家的意见确定了各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采用美国运筹学家 Satty 提出的“1-9”标度表构造了判断矩阵。
（2）权重确定及一致性检验。通过和积法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的一致性指标CI和随机一致性比例CR，其中n为成对比较因子个数，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在CR值小于0.1时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结果表明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88，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表1）。由表1可以看出，在3个指标层中旅游资源权重最高，为0.433 2，其次为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旅游资源指标层下，古树名木资源的价值最高，A级景区资源最低;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层下以森林覆盖率权重0.192 4为最高，并且在15项评价因子中排名最高，其次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其余均为基础地理条件，所占比重不高;社会经济条件指标层下造林面积权重值最高，为0.161 2。通过权重值的排序来看，符合生态旅游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结合当地特色历史人文资源进行开发的理念。
2.2.2 评价模型。
得到15项评价因子的权重值后，根据评价因子量化标准得到山西省縣域绿色村庄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指标量化参考值（表2），通过加权指数求和来计算53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j代表第i个县域第j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值;Pij代表第i个县域第j个评价因子的适宜度分值;S代表第i个县域适宜度评价总分值，其中生态旅游适宜度分级标准借鉴文献[12]采用5级分类。
2.3 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加权指数求和对每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计算，最终参考适宜度分级标准（表3）进行排序得出最终结果（表4、图4），并通过生态旅游适宜度量化标准对53个县域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①高适宜县域2个，生态旅游适宜度主要集中在中适宜和基本适宜范围内，较不适宜县域9个，无不适宜县域。②高适宜县域2个——阳城县和蒲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自然条件优越，气温降水适中，社会经济条件也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一定基础，区别在于阳城县相对于蒲县来说地理位置较好，位于太行山脉沿线风景区内，旅游资源丰富。③中适宜县域14个，适宜度以灵石县最高，榆次区最低，两者旅游资源基础较好，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经济条件中榆次区的人均GDP较低，但城镇化率相对较高。总体来说，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差距不大，个别县域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例如沁水县、沁源县等，但旅游资源并未得到合理有效开发，而社会经济条件在城镇化率和人均GDP上存在差距，资源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不协调。④基本适宜县域28个最多，浑源县最高，小店区最低，两者在旅游资源上差别在于浑源县境内有2个自然保护区，小店区虽社会经济条件较好，但植被覆盖率低，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不大，缺乏整体的思考和规划来挖掘生态旅游发展潜力。⑤较不适宜县域9个，9个县域自然资源短缺，而且旅游基础比较薄弱，生态环境承载力低，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当前主要任务是禁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行为并加强县域环境绿化力度，从小事做起，逐步推进生态旅游工作。
3 讨论
适宜度评价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础准备工作，对县域层面下的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规划具有指导意义。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董瑞杰等[12]选取了沙漠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构建了沙漠地区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体系。王震等[15]在研究乡村生态养生旅游景区适宜性时选取了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环境、旅游开发潜力和配套设施建设5项指标层。蒋贵彦等[7]选取了自然、社会、经济和旅游资源承载力对青海南部高原藏区16县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研究，学者们均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对适宜度进行了分析。不同研究区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总结可以发现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社会条件是构成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的基本要素，符合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要求。从研究结果来看，必须把保护自然环境放在生态旅游开发的首位，这与董瑞杰等[12]、王震等[15]和丛东来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山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且在空间上有类型组合优势，但在旅游开发中并没有深入考虑区域差异性的问题，为了避免乡村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符的盲目建设情况，选取山西省绿色村庄所在的53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以求合理配置绿色村庄的旅游资源，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制定县域层面的生态旅游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加速省级、县级乡村生态旅游规划政策的出台，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进而逐步推进山西省高质量发展进程。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各项评价因子的权重，过程中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了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在选取评价因子过程中，某些更贴合实际的指标无法获取数据，只能以相似指标作为代替;在评价因子的选取、量化依据等方面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都有待深入探讨。
4 结论
（1）山西省绿色村庄县域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结果表明，53个县域中无不适宜县域。高适宜县区包括阳城县、蒲县2个县域;中适宜区包括灵石县、和顺县等14个县域;基本适宜区包括浑源县、平遥县等28个县域;较不适宜区包括潞城区、平陆县等9个县域。53个县域之间的生态旅游适宜度存在较大差异。
（2）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对县域绿色村庄的生态旅游开发影响最大，古树名木资源、森林覆盖率、造林面积分别在3个指标层中占据了最高权重，可以看出自然条件的优劣是评判生态旅游开发与否的基本条件。
（3）通过各适宜度之间对比分析得出，高适宜区分布于自然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中适宜区和基本适宜区的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较不适宜区旅游基础较为薄弱，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总体来说，中适宜区、基本适宜区和较不适宜区的生态旅游开发缺乏整体的指导和规划。
参考文献
[1]钟林生，赵士洞，向宝惠.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2]石磊，李陇堂，张冠乐，等.基于适宜性分析的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为例[J].中国沙漠，2018，38（2）：437-443.
[3]张爱平，钟林生，徐勇，等.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研究[J].生态学报，2015，35（20）：6838-6847. [4]李莹.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178-182.
[5]张晋江.山西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2）：276-282.
[6]宋相金，何文，彭友贵.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6）：1-5.
[7]蒋贵彦，卓玛措.青海南部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4）：202-208.
[8]闫景丽，杨刚，杨新.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20）：171-173.
[9]何方永.中国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4）：189-194.
[10]肖练练，钟林生，虞虎，等.功能约束条件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研究[J].生态学报，2019，39（4）：1375-1384.
[11]丛东来，于少鹏，孟博，等.湿地资源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以黑龙江省79处重点调查湿地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9（4）：63-67.
[12]董瑞杰，董治宝，吴晋峰.沙漠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J].中国沙漠，2014，34（4）：1177-1183.
[13]薛晨浩，李隴堂，任婕，等.宁夏沙漠旅游适宜度评价[J].中国沙漠，2014，34（3）：901-910.
[14]闫丽丽，杨青林，黄中奕，等.山地景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及功能区划：以黑竹沟风景名胜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3（1）：123-131.
[15]王震，庞赞，张建国.乡村生态养生旅游景区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225-233.
[16]王兆峰，杜瑶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评价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9）：1910-1921.
[17]郑杰，张茹馨，雷硕，等.气候变化对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秦岭地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7）：987-991，1036.
[18]郑景云，尹云鹤，李炳元.中国气候区划新方案[J].地理学报，2010，65（1）：3-12.
[19]谢晋阳，陈灵芝.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J].生态学报，1994，14（4）：337-344.
[20]冯庆，孙根年.我国八大区人均GDP及城市化对居民国内旅游的影响[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4）：92-98.
[21]林文，侯云先.中国合意城镇化模型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07（12）：51-53.
[22]徐建华.计量地理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