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之“道”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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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语文教育中“道”的认识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本文意在通过分析《论语》 、《老子》中对“道”的阐释和借鉴我国古代教育家对教育的领悟,探究语文教育中“道”的价值内涵,从而呼唤对教育公平的捍卫传承。
  关键词:语文教育;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学而优则仕
  一、“道”的价值内涵
  儒、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两家融合为统一的民族文化标志。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依照它的价值理念,教导人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胸怀天下、舍生取义、忧国忧民。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政有余力就该学习进益,学后深有心得就当从政,只有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有所作为方为人生正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一旦遇到人生该做之事,即使对师长也不必谦让。可见道同则互励共勉,“道不同,不相为谋”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学习之“道”就在于此,教育之“道”也藏于其中。共学、适道、立、权,代表学习的四阶段。学的是做人处事之理;道乃人生正途,必须步步前行;立为立身处世;权最难,孔子说“无可无不可” ,自己权衡异于与人同谋,这样的人自然难得,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其实,人与道(人生正途)并不遥远,只要真心投入,定能领悟其真谛,就能向孔子口中“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境界更近一步。如今我们欠缺的恰恰是“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进取精神,以至不能更好地领会语文教育之“道”,儒家传承之道。
  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崇尚自然、乐天安命、返璞归真,更是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老子曰:“为无为,则无不治。”治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以无为最终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境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因此,老子箴言也是我们人生正途上不可缺少的一剂静心良药。即使我们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依然能掌好人生之舵,言必信,行必果,走好人生。因为我们深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之理,学习、交友、为人处事都离不开这些,这就是老子之道,安身之教,立身之本。
  无论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的“道”,还是顺其自然、与世无争的“道” ,其内核都是教化引导,先天禀赋离不开后天教化,语文在人精神上的指导,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肩负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而它对塑造人格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语文之“道” ,应是对教育公平的一种追求和捍卫,培养学生刚直不阿、有原则底线的良好品质和独立人格,使其以健康的心态面对成败,“宠辱不惊” ,这才是语文教育要不断追求的价值所在。
  二、语文教育之“道”的传承
  (一)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
  对教育公平的捍卫,在我国古代教育就可见一斑。春秋晚期,世袭制造成贵族忽视教育,王权衰落导致学校荒废,战争动乱破除旧的文化垄断,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新现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文化下移”、私学兴起,为百家争鸣开辟了园地。到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即不分贵贱、种族,人人都可受教育,并广纳学生。其弟子品类不齐,多为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藜藿为食的子路、穷至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有商人显贵,如投机贩卖的子贡,出身贵族的鲁人孟懿子、宋人司马牛。夫子门下人品混杂,却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彰显了万世师表宽大能容的胸怀、高明善化的教育艺术。
  开放的办学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之愿,扩大了受教育对象,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是我国较早对教育公平问题的阐述,一定程度维护了教育的平等性,这就是教育中的“道”。今天我们全社会仍旧倡导,教育公平已成为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政府及教育部门采取措施调节教育不公平现象,无论是完善考试测评制度,还是加大城乡教育的投资,都提供了更平等的机会以维护教育公平。
  (二)《论语》中“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主张
  孔子提倡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这条教育人才之路称为“学而优则仕” 。此话虽为子夏所述,却代表孔子的教育观点。孔子态度明确,他认为“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官位后学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密切联系,他鼓励学生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受此思想影响,其弟子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官而学的理念。既然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不仕无义” ,极具代表性。孔子极力向当权者举荐才学之士,输送人才时他坚持:学不优则不能为官,国家政治上轨道才可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他培养的大批弟子都参政,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是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动力,与“任人唯贤”配合一致,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至今对学校培养德才兼备之才仍有现实意义。
  (三)《学记》中“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学记》是我国古代最早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的论著,有人称其为“教育学的雏形” 。它主要论述教育的具体实施,偏重于教学过程的各种关系。其实它在具体教学中更蕴含着教育之“道” ,尤其是语文学科,其人文性决定了它不能像理工科那样,重在理论技术,而应偏重于人文教化与心灵培养。因此《学记》提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做到“教学相长” 。如何做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其实它本意仅指教的一方以教为学、提高自身,后人注解时引申为教学双方促进、共同提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教师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要认真读书,精心钻研教科书,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和指导,实现教学相长”。如今“教学相长”更强调师生平等地沟通交流,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继承了“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无论哪种,都为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四)科举“择优录取”的用人标准
  隋唐文教上建立了科举选官制。隋文帝恢复改革察举制,选贤任能,逐步形成以文化才能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隋炀帝认为,战时与平时所需人才迥异,发展需要立政经邦之才,要有专长。唐代承继隋代科举制,“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求,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 。科举为了选官,目的明确,且“惟才是与”。唐代先后21位皇帝都实行科举选官制。科举制由察举制演化而来,以文艺才能为标准,评定成绩,选优录取,用以选拔国家官吏。这破除了士族豪门对政权的垄断,使封闭政权向庶族士人开放,为其开辟了一条参政通道。尽管后期它走向八股取士的牢笼,但其制定的初衷却闪烁着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考虑,值得肯定。虽为选官制度,它却以文化才能作为选拔标准,并实行择优录取的原则,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公平性、开放性。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针、制度,都蕴含着对语文教育中“道”的阐释理解,而这种“道”的初衷和归宿都包罗着对人文教育和教育公平的追求、捍卫,值得我们不断探究。(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傅佩荣:解读论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傅佩荣:解读老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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