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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潜伏、渐进而又无情的
我无法找到一个特定的阶段，跟人说，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抑郁了。我的疾病是潜伏、渐进而又无情的。在读高中时，抑郁症在我身上进行过预演，有两年时间，我整天全身上下穿的都是黑色系，眼圈涂着暗色的眼影粉，在学校的走廊里，我紧紧用身体顶着墙，希望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自己。但在那会儿，我还不觉得这种情况很严重。
5年里生了三个孩子导致的激素水平不平衡、完成博士论文的压力，再加上情绪障碍症的遗传易感性，导致我步入了从未体验过的黑暗中。当然了，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 一点。否认是层薄纱；而坚定的否认则是一剂鸦片。身边的所有人看起来都跟我站在同一个自欺欺人的阵营里。我的家人会说，你就是压力太大了。你要请人帮忙带孩子，要把博士论文推后。
在我跟其他年轻的妈妈诉说自己累成一滩烂泥时，她们很理解地翻翻白眼，跟我说：“一点没错。”但她们并没意识到，我疲惫得快要没力气推婴儿车去公园，快要没力气问店员“帮宝适（纸尿裤）放在哪里？”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医生想要寻找病因。查了贫血、低血糖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结果都是阴性。
从孩子们身中汲取的快乐，现在与悲伤紧紧捆绑在一起。在闻着他们刚洗过的头发的芬芳时，我总会意识到冷峻的现实：他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我的保护之下。在轻抚着他们的后背时，我总会在内心深处想象着他们的将来——学会虚伪，日渐尖刻——最终，他们将离我而去，最终，我将死去，而后，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归于尘土。
一切顺心却阻止不了抑郁
我也丢掉了好胜心。假如有同事赞赏我的智慧，我会在心里暗自嘲讽他实在是太蠢了，竟然看不出我是个笨瓜；假如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会说没工作——这样一来，任何对谈都会戛然而止。我完全忍受不了社交；一天晚上，丈夫和我开车参加一个派对，结果我半道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这时，我三十五六岁，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5岁和3岁，虽然出现了这些情绪，但在事业上我却一帆风顺：读完了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讲师，完成了一学期的合讲课程，我的论文冒险投给了一家颇受推崇的大学出版社，正在润色阶段。但是，在每个星期，总有好几天晚上，我要开车去离家很近的一个水库，坐在树下，看着人们带着狗狗从身边跑过，想着要结束这一切。在参加诗人小组活动的路上，我会经过一家枪械店；待到时机成熟时，我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我的白天，从间断打一两个盹，渐渐发展到连绵不断的长睡，中间只会偶尔醒一小会儿。我和丈夫并没跟孩子们解释，我这是因为抑郁。“妈咪今天有点累。”我们会这样跟他们说。在此一年前，或者更早，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们，应该对孩子们说出实情。我们说：“可他们还是小孩子，能懂什么呢？”“他们懂的。”她说。有一天，我们终于告诉了他们，大女儿抱着我问：“你们干嘛要保守这个秘密？我还以为天下的妈妈都跟你一样。”
我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
在水库边逡巡了几个星期后，自杀渐渐占据了我全部的想法，我终于告诉丈夫自己的精神痛苦在加剧。第二天我就住院了。那是1989年6月。我们住在波士顿，但决定去芝加哥看病，找一位精神病药理学家，我的父亲也曾因抑郁住院，就是在这位医生的帮助下，父亲重拾健康。出租车载着我慢慢驶离，我转地头，看到三个孩子的小手按在楼上一扇窗户的纱窗上。就这样，我的世界分崩离析。
精神病区的大门一扇扇在我身后紧锁，在那一刻，我作为妻子、母亲、老师和作家的身份全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病人、病室号和病情诊断。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我不能打开冰箱门。如果处在自杀监护期，在上厕所前我需要先打报告。何时睡、何时醒、何时吃饭、何时参加集体活动，这一切都是别人说了算。在家时，我的日常生活和孩子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则完全围绕着每天三次从电梯推进病区的餐盘发出的声响。丈夫和孩子距我有千里之遥，我的恒星离我是那么遥远。我想念孩子们的气味，想念当我打电话时，他们紧紧抱着我的双腿时的情形。我把儿子的小毯子带到了医院里，放在床上。我还记得睡觉时，他的一条腿搭在被子上，小脚从睡衣里钻了出来。
当孩子们来看我时，我得把母性的那一面召唤出来，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我挣扎着去洗澡，换上一条干净的运动裤和一件新洗过的T恤，胡乱涂一层唇膏，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盗版的母亲样子。
多重药物让我一点点消褪
我的医生将我第一次住院当成是一次所谓的“大清洗”，在这个阶段，他计划撤下之前我吃的药物，用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让我试着吃几种新药。多重用药——一次服用多种药物——让人心生不安。我看到有报道说，百忧解（Prozac）会赋予一些病人全新的人格：更快乐、更轻松，甚至更轻佻。“你会把我变成什么人？”我问医生。
“我不会把你变成别人。你还会是你，只会变得快活点，”他说。
“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再有自我了。”
“我们会找到你的自我。”
对自我的羞辱，有多少是由精神障碍症的症状造成，又有多少是因用来治疗的药物而起？有点自相矛盾的是，精神病药物可导致焦虑、紧张、判断力受损、狂躁、轻度躁狂、幻觉、人格解体、思觉失调和轻生念头，而这些症状本来都是药物应该治疗的。
一些药物影响了我的情绪，而另一些，尤其是情绪稳定剂，则将我原本活跃的思绪绞成了一堆烂泥，我变得呆若木鸡——如果大脑也能淌口水，那么我的大脑真的在滴滴嗒嗒地流着口水。对我来说，遣词造句变得困难且缓慢。就好像大脑负责创造力的那部分的大门被锁住了。清晰的思维、记忆力和注意力全部离我远去。我在一点点消褪。
我想跟医生们讨论下正在消失的自我，而他们对这个话题却没多少可以说的。相比之下，他们反而更关注我是否能与别人进行目光交流，或者我的脸上能显露多少情绪。他们监控我摄入的锂盐和皮质醇水平；他们让我接受了一次脑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我做了次心电图测试；曾暴露在全光谱灯的照射之下；也曾整晚不能睡觉，接受睡眠剥夺疗法。护士们不断草草写下观察结果；在艺术治疗中我随手写下的字句被拿去反复审读。所有一切都在被详细查看——除了我正在转变的自我，以及我对失去自我的体会。
我无法找到一个特定的阶段，跟人说，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抑郁了。我的疾病是潜伏、渐进而又无情的。在读高中时，抑郁症在我身上进行过预演，有两年时间，我整天全身上下穿的都是黑色系，眼圈涂着暗色的眼影粉，在学校的走廊里，我紧紧用身体顶着墙，希望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自己。但在那会儿，我还不觉得这种情况很严重。
5年里生了三个孩子导致的激素水平不平衡、完成博士论文的压力，再加上情绪障碍症的遗传易感性，导致我步入了从未体验过的黑暗中。当然了，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 一点。否认是层薄纱；而坚定的否认则是一剂鸦片。身边的所有人看起来都跟我站在同一个自欺欺人的阵营里。我的家人会说，你就是压力太大了。你要请人帮忙带孩子，要把博士论文推后。
在我跟其他年轻的妈妈诉说自己累成一滩烂泥时，她们很理解地翻翻白眼，跟我说：“一点没错。”但她们并没意识到，我疲惫得快要没力气推婴儿车去公园，快要没力气问店员“帮宝适（纸尿裤）放在哪里？”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医生想要寻找病因。查了贫血、低血糖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结果都是阴性。
从孩子们身中汲取的快乐，现在与悲伤紧紧捆绑在一起。在闻着他们刚洗过的头发的芬芳时，我总会意识到冷峻的现实：他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我的保护之下。在轻抚着他们的后背时，我总会在内心深处想象着他们的将来——学会虚伪，日渐尖刻——最终，他们将离我而去，最终，我将死去，而后，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归于尘土。
一切顺心却阻止不了抑郁
我也丢掉了好胜心。假如有同事赞赏我的智慧，我会在心里暗自嘲讽他实在是太蠢了，竟然看不出我是个笨瓜；假如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会说没工作——这样一来，任何对谈都会戛然而止。我完全忍受不了社交；一天晚上，丈夫和我开车参加一个派对，结果我半道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这时，我三十五六岁，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5岁和3岁，虽然出现了这些情绪，但在事业上我却一帆风顺：读完了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讲师，完成了一学期的合讲课程，我的论文冒险投给了一家颇受推崇的大学出版社，正在润色阶段。但是，在每个星期，总有好几天晚上，我要开车去离家很近的一个水库，坐在树下，看着人们带着狗狗从身边跑过，想着要结束这一切。在参加诗人小组活动的路上，我会经过一家枪械店；待到时机成熟时，我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我的白天，从间断打一两个盹，渐渐发展到连绵不断的长睡，中间只会偶尔醒一小会儿。我和丈夫并没跟孩子们解释，我这是因为抑郁。“妈咪今天有点累。”我们会这样跟他们说。在此一年前，或者更早，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们，应该对孩子们说出实情。我们说：“可他们还是小孩子，能懂什么呢？”“他们懂的。”她说。有一天，我们终于告诉了他们，大女儿抱着我问：“你们干嘛要保守这个秘密？我还以为天下的妈妈都跟你一样。”
我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
在水库边逡巡了几个星期后，自杀渐渐占据了我全部的想法，我终于告诉丈夫自己的精神痛苦在加剧。第二天我就住院了。那是1989年6月。我们住在波士顿，但决定去芝加哥看病，找一位精神病药理学家，我的父亲也曾因抑郁住院，就是在这位医生的帮助下，父亲重拾健康。出租车载着我慢慢驶离，我转地头，看到三个孩子的小手按在楼上一扇窗户的纱窗上。就这样，我的世界分崩离析。
精神病区的大门一扇扇在我身后紧锁，在那一刻，我作为妻子、母亲、老师和作家的身份全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病人、病室号和病情诊断。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我不能打开冰箱门。如果处在自杀监护期，在上厕所前我需要先打报告。何时睡、何时醒、何时吃饭、何时参加集体活动，这一切都是别人说了算。在家时，我的日常生活和孩子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则完全围绕着每天三次从电梯推进病区的餐盘发出的声响。丈夫和孩子距我有千里之遥，我的恒星离我是那么遥远。我想念孩子们的气味，想念当我打电话时，他们紧紧抱着我的双腿时的情形。我把儿子的小毯子带到了医院里，放在床上。我还记得睡觉时，他的一条腿搭在被子上，小脚从睡衣里钻了出来。
当孩子们来看我时，我得把母性的那一面召唤出来，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我挣扎着去洗澡，换上一条干净的运动裤和一件新洗过的T恤，胡乱涂一层唇膏，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盗版的母亲样子。
多重药物让我一点点消褪
我的医生将我第一次住院当成是一次所谓的“大清洗”，在这个阶段，他计划撤下之前我吃的药物，用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让我试着吃几种新药。多重用药——一次服用多种药物——让人心生不安。我看到有报道说，百忧解（Prozac）会赋予一些病人全新的人格：更快乐、更轻松，甚至更轻佻。“你会把我变成什么人？”我问医生。
“我不会把你变成别人。你还会是你，只会变得快活点，”他说。
“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再有自我了。”
“我们会找到你的自我。”
对自我的羞辱，有多少是由精神障碍症的症状造成，又有多少是因用来治疗的药物而起？有点自相矛盾的是，精神病药物可导致焦虑、紧张、判断力受损、狂躁、轻度躁狂、幻觉、人格解体、思觉失调和轻生念头，而这些症状本来都是药物应该治疗的。
一些药物影响了我的情绪，而另一些，尤其是情绪稳定剂，则将我原本活跃的思绪绞成了一堆烂泥，我变得呆若木鸡——如果大脑也能淌口水，那么我的大脑真的在滴滴嗒嗒地流着口水。对我来说，遣词造句变得困难且缓慢。就好像大脑负责创造力的那部分的大门被锁住了。清晰的思维、记忆力和注意力全部离我远去。我在一点点消褪。
我想跟医生们讨论下正在消失的自我，而他们对这个话题却没多少可以说的。相比之下，他们反而更关注我是否能与别人进行目光交流，或者我的脸上能显露多少情绪。他们监控我摄入的锂盐和皮质醇水平；他们让我接受了一次脑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我做了次心电图测试；曾暴露在全光谱灯的照射之下；也曾整晚不能睡觉，接受睡眠剥夺疗法。护士们不断草草写下观察结果；在艺术治疗中我随手写下的字句被拿去反复审读。所有一切都在被详细查看——除了我正在转变的自我，以及我对失去自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