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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鸣著《鲁迅美术年谱》，是在鲁迅研究厚重的历史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学术背景，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至少两个前提：一、可资借鉴的资料和文献十分丰富；二、遗留的学术空间却未必广阔。
鲁迅研究系当今显学之一，仅《鲁迅年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版达五六种之多。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名人年谱的出版史上绝无仅有，所产生的成果也呈一时之盛，并迅速丰富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鲁迅研究。与这种情况相伴随，作为鲁迅研究重要分支的鲁迅美术活动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中也有长足的发展，成果同样丰硕。当《鲁迅美术年谱》新书到手，疑问也随之产生：在如此狭小的施展空间中，此书除冷饭重炒和集资料之大成之外，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在阅读此书之后，上述问题不仅一扫而空，而且还不禁为此书的诸多长处击节叫好。
《鲁迅美术年谱》虽然是专题性年谱，却是一部在专题范围内十分全面和极具开拓型的年谱。先说全面。熟悉鲁迅生平业绩的读者知道，鲁迅的美术活动，主要在提倡新兴版画方面，却不以此为限。但是其“限”在何处?在读者的心目中是不同的，学界也未予深入的探讨和界定。《鲁迅美术年谱》的作者在注重厘清“美术”这一概念的同时，根据历史和鲁迅两方面的特征，极力但也是实事求是地拓展了“美术”的外延，其具体的实践正如《出版说明》所声言：
“美术”一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泛指具有美学意义的建筑、绘画、雕刻、文学、音乐等。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广泛应用。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阐述了鲁迅的美术观，并指出美术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又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成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即通过美术家的思维活动美化客观事物都称为美术。这里鲁迅所说的“美术”即指广义美术，即现用的“艺术”一词。本谱延用鲁迅关于“美术”一词的阐释，凡有关建筑、考古、碑拓、雕塑、书法、绘画、书籍装帧、书法、雕版诸项均收入年谱中。凡鲁迅所论美术文章、演讲、书信均接首发时间选录或作提要收入本谱。
在这样开阔的视野之下，《鲁迅美术年谱》对鲁迅美术活动的成就的观照就呈现了以下状态，鲁迅一生的美术成就大致如下：
收藏原拓中国现代版画2000多幅、原拓外国版画2000多幅、碑拓及汉画像6000多件；
收藏中外艺术书刊600多种；
最早绍介外国美术在中国刊物上发表；
创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
举办多次版画展览；
支持和指导10余个美术社团；
编辑出版中外美术书刊10余种；
发表大量论中外美术的文章；
翻译多种国外艺术理论书籍和论文；
留下巨量手稿的书法墨迹。
我以为，将鲁迅的美术活动和成就，如此搜罗无遗，如此全面完整地纳入研究范围，是《鲁迅美术年谱》对鲁迅研究的一大贡献。
再说开拓。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全面，已经包含了开拓的内容，只不过有些内容是隐性的，未能显出明显的开拓步伐罢了。而显性的开拓，跨度则十分显著。例如，作者提到的鲁迅收藏的碑拓和汉画像6000多件，原本属于金石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是蔡元培最早发现了鲁迅搜集和整理古碑拓的独特视角和美术价值。他指出：“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鲁迅全集)序》)从此鲁迅藏汉画像及其活动引起鲁迅美术活动研究者的重视，并被纳入了研究范围。《鲁迅美术年谱》将蔡元培指出的这一路径诉诸实践和发扬光大，尤其可贵的是将这一领域的所有内容均加以细化，使之一一落到实处，落实到特定的时空之内。这种作法在鲁迅研究中尚属首次。
如果说将鲁迅的金石学研究从美术角度加以观照，是受到蔡元培的启发和引领的话；那么，将鲁迅藏碑拓纳入书法艺术研究，在几十年的鲁迅研究中，《鲁迅美术年谱》则是首创。鲁迅所藏碑拓，如果作非专业的划分，最简单的可分为文字和绘画图案两种，而以文字形式者居多，其中又不乏历代的名碑和精品。有些名碑，除了它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尽管这些名碑的地位自在，然而在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中，这些名碑的“鲁迅收藏”和“鲁迅整理”的因素却被长期忽视，鲁迅极为富有的碑拓收藏和精心劳作，极少出现在鲁迅美术活动研究中。而《鲁迅美术年谱》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并因此进一步丰富了鲁迅研究。
鲁迅是一个“纵贯古今，横跨欧亚”的文化巨人。他在美术领域的活动和成果同样是这样。《鲁迅美术年谱》在鲁迅异域美术的译介方面所作的研究，同样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且为突出年谱的性质和特点，作了巧妙的安排。如果比较深入地理解鲁迅，可知1924年与1925年之交，是鲁迅在艺术方面视角转移的重要时段，这种转移既涉及古今，也涉及中外。为说明这一转移，《鲁迅美术年谱》对1 925年初鲁迅的购书作了较为突出的安排。例如，对鲁迅在2月3日所购英文《罗丹之艺术》，3月5日所购的日文《新俄美术大观》、《现代法兰西文艺丛书》六本、《艺术的本质》等，不仅一一入谱，还另加说明。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年谱还在此处对销售日文书籍的东亚公司，顺便作了介绍。对鲁迅购书而言，在北京时期的东亚公司，犹如上海时期的内山书店，重要性无以伦比，而前者恰恰为许多鲁迅研究者所忽视。《鲁迅美术年谱》这种从心细如发的细节中所体现的大局观，令人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
《鲁迅美术年谱》以钩沉全部可靠的鲁迅与美术的史料为基础，是近年来学术著作中少有水分的“干货”，从而可以看出著者多年的呕心沥血。这本书从封面题字到封底设计、从前言到后记均为著者一人所为。这是一个老鲁迅博物馆人难能可贵之处。
总之，《鲁迅美术年谱》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它的厚重、精细、学术性和可读性，都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研究系当今显学之一，仅《鲁迅年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版达五六种之多。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名人年谱的出版史上绝无仅有，所产生的成果也呈一时之盛，并迅速丰富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鲁迅研究。与这种情况相伴随，作为鲁迅研究重要分支的鲁迅美术活动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中也有长足的发展，成果同样丰硕。当《鲁迅美术年谱》新书到手，疑问也随之产生：在如此狭小的施展空间中，此书除冷饭重炒和集资料之大成之外，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在阅读此书之后，上述问题不仅一扫而空，而且还不禁为此书的诸多长处击节叫好。
《鲁迅美术年谱》虽然是专题性年谱，却是一部在专题范围内十分全面和极具开拓型的年谱。先说全面。熟悉鲁迅生平业绩的读者知道，鲁迅的美术活动，主要在提倡新兴版画方面，却不以此为限。但是其“限”在何处?在读者的心目中是不同的，学界也未予深入的探讨和界定。《鲁迅美术年谱》的作者在注重厘清“美术”这一概念的同时，根据历史和鲁迅两方面的特征，极力但也是实事求是地拓展了“美术”的外延，其具体的实践正如《出版说明》所声言：
“美术”一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泛指具有美学意义的建筑、绘画、雕刻、文学、音乐等。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广泛应用。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阐述了鲁迅的美术观，并指出美术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又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成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即通过美术家的思维活动美化客观事物都称为美术。这里鲁迅所说的“美术”即指广义美术，即现用的“艺术”一词。本谱延用鲁迅关于“美术”一词的阐释，凡有关建筑、考古、碑拓、雕塑、书法、绘画、书籍装帧、书法、雕版诸项均收入年谱中。凡鲁迅所论美术文章、演讲、书信均接首发时间选录或作提要收入本谱。
在这样开阔的视野之下，《鲁迅美术年谱》对鲁迅美术活动的成就的观照就呈现了以下状态，鲁迅一生的美术成就大致如下：
收藏原拓中国现代版画2000多幅、原拓外国版画2000多幅、碑拓及汉画像6000多件；
收藏中外艺术书刊600多种；
最早绍介外国美术在中国刊物上发表；
创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
举办多次版画展览；
支持和指导10余个美术社团；
编辑出版中外美术书刊10余种；
发表大量论中外美术的文章；
翻译多种国外艺术理论书籍和论文；
留下巨量手稿的书法墨迹。
我以为，将鲁迅的美术活动和成就，如此搜罗无遗，如此全面完整地纳入研究范围，是《鲁迅美术年谱》对鲁迅研究的一大贡献。
再说开拓。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全面，已经包含了开拓的内容，只不过有些内容是隐性的，未能显出明显的开拓步伐罢了。而显性的开拓，跨度则十分显著。例如，作者提到的鲁迅收藏的碑拓和汉画像6000多件，原本属于金石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是蔡元培最早发现了鲁迅搜集和整理古碑拓的独特视角和美术价值。他指出：“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鲁迅全集)序》)从此鲁迅藏汉画像及其活动引起鲁迅美术活动研究者的重视，并被纳入了研究范围。《鲁迅美术年谱》将蔡元培指出的这一路径诉诸实践和发扬光大，尤其可贵的是将这一领域的所有内容均加以细化，使之一一落到实处，落实到特定的时空之内。这种作法在鲁迅研究中尚属首次。
如果说将鲁迅的金石学研究从美术角度加以观照，是受到蔡元培的启发和引领的话；那么，将鲁迅藏碑拓纳入书法艺术研究，在几十年的鲁迅研究中，《鲁迅美术年谱》则是首创。鲁迅所藏碑拓，如果作非专业的划分，最简单的可分为文字和绘画图案两种，而以文字形式者居多，其中又不乏历代的名碑和精品。有些名碑，除了它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尽管这些名碑的地位自在，然而在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中，这些名碑的“鲁迅收藏”和“鲁迅整理”的因素却被长期忽视，鲁迅极为富有的碑拓收藏和精心劳作，极少出现在鲁迅美术活动研究中。而《鲁迅美术年谱》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并因此进一步丰富了鲁迅研究。
鲁迅是一个“纵贯古今，横跨欧亚”的文化巨人。他在美术领域的活动和成果同样是这样。《鲁迅美术年谱》在鲁迅异域美术的译介方面所作的研究，同样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且为突出年谱的性质和特点，作了巧妙的安排。如果比较深入地理解鲁迅，可知1924年与1925年之交，是鲁迅在艺术方面视角转移的重要时段，这种转移既涉及古今，也涉及中外。为说明这一转移，《鲁迅美术年谱》对1 925年初鲁迅的购书作了较为突出的安排。例如，对鲁迅在2月3日所购英文《罗丹之艺术》，3月5日所购的日文《新俄美术大观》、《现代法兰西文艺丛书》六本、《艺术的本质》等，不仅一一入谱，还另加说明。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年谱还在此处对销售日文书籍的东亚公司，顺便作了介绍。对鲁迅购书而言，在北京时期的东亚公司，犹如上海时期的内山书店，重要性无以伦比，而前者恰恰为许多鲁迅研究者所忽视。《鲁迅美术年谱》这种从心细如发的细节中所体现的大局观，令人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
《鲁迅美术年谱》以钩沉全部可靠的鲁迅与美术的史料为基础，是近年来学术著作中少有水分的“干货”，从而可以看出著者多年的呕心沥血。这本书从封面题字到封底设计、从前言到后记均为著者一人所为。这是一个老鲁迅博物馆人难能可贵之处。
总之，《鲁迅美术年谱》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它的厚重、精细、学术性和可读性，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