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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织或机构所推进的妇女权益事业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妇女组织或机构在这一公共产品中的贡献力，势必影响该国的国际形象。本文借鉴费舍尔的公共外交续谱，结合具体案例，对妇女组织的公共外交进行了初步探讨。
“女性维权”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愈加成为一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利器。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早早举起了女性议题的大旗，比如2009年，奥巴马与希拉里就任命了全球妇女事务的首个大使——梅兰妮 · 维尔（Melanne Verveer），将女性议题整合进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以公共外交作为促进妇女议题及消除性别鸿沟的手段。其实，许多国家的妇女组织或机构已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活动，问题是我们要从什么角度去梳理和理解这些信息？其中阿里·费舍尔（Ali Fisher）依据受众的卷入程度，给出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公共外交模式图谱，能较好地帮助我们分析妇女组织所开展的多元的公共外交活动。费舍尔将公共外交从“说”到“听”作为一个续谱区分了不同的阶段或者模式，最低阶的是直接的“信息告知”，依次向上为“广播”“文化外交”“文化交流”“创建网络或长期关系”“促进他人达成目标”，最后达致最高阶的“倾听”。参照费舍尔的续谱，各国妇女组织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也同样以如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
信息告知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没有确切的目标受众也不关注受众对信息的反馈。而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一定程度上能与目标受众产生互动，只是目标受众范围较小。
一些国家的妇女组织或性别机构创立的信息中心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这类中心主要向本国和他国受众传递有关本国女性活动的信息，承担信息告知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中心亦致力于提供全球范围内妇女研究的新成果、妇女运动的新实践、妇女发展的新经验，推动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交流与共享。比如挪威性别网（Gender in Norway），丹麦的性别、平等与种族问题研究中心（KVINFO）等。挪威性别网是挪威一个有关性别平等、性别研究和性别统计数据的英文官方信息网站，该网站是各种公共权威及代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其合作方包括了挪威的外交部、国防部、教育与研究部、性别主流化委员会、挪威统计局等国家部门，该机构的目标是从性别视角为世界民众勾画挪威社会的基本蓝图，是挪威政府非常有力的公共外交推手。丹麦的KVINFO通过自己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站、网络杂志、论坛向外界提供服务。KVINFO有Kvindekilder这样的记录中心，其中有丹麦女性的完整历史记录。在国际传播层面，KVINFO设有阿拉伯语、英语和丹麦语的网站，积极为丹麦和中东地区有关性别及女权方面的对话提供平台。
除了这类信息中心，一些妇女组织或机构举办的国际会议，以及妇女组织之间的互访，也属于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的模式。这是妇女组织所提供的最初级的公共产品。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针对性不强，主要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基本不考虑受众的需求，所以就公共外交的效果来说，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建立在互惠与对称关系之上的人员、文化产品与思想的交流。相对于以“知”为基础的“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文化交流更强调交流双方能基于“情感”共通而达致真诚的理解。
近年来，全国妇联配合国家外交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妇女文化交流活动，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比如2008年2月，以“妇女与奥运”为主题在英国举办的中英妇女文化周，受到了英方政要的高度评价，英国民众也热情参与其中，可谓一次较为成功的公共外交。另外，一些妇女组织或机构积极与本国的外国使馆互动，开展文化交流，不失为一种颇具智慧的公共外交。例如2008年10月18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北海道日中友协妇女委员会在我国驻札幌总领馆举办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北海道日中友协妇女委员会成立24年来，首次与总领馆合作举办这类文化交流活动，很好地促进了彼此的理解。北京市妇联也很注重与使馆或其他驻京机构的合作，已先后开展了首都国际家庭艺术周、“中埃文化交流进社区”等活动，为更多外国人了解北京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文化交流通常以文艺汇演、艺术品展览、主题论坛为主要形式，但它并非单纯在于展现某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发展现状，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拓展各国妇女的共识空间。不过，文化交流主要以单个活动为主要形式，时间较短，连续性不强，活动结束后较少有后续安排，所以其影响范围比较受限。另外文化交流也需要以了解他人、认可他人的文化价值、意欲学习他人为前提，否则它就只可能是单向的对外宣传。
创建伙伴关系
在全球交流领域，建立网络已经取代信息成为说服活动的新模式。伙伴关系的创建，可以为卷入其中的主体设定优先议程。一些妇女组织正是通过创建伙伴关系，以共同协作的形式在他国社会推进自身推崇的价值和目标。较为典型的比如中国全国妇联与美国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合作推出的“中美女性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自2011年4月12日，“中美女性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纳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迄今，双方已在两国轮流合作举办了六届对话会，在加强中美高层女性领导者对话；增进中美从事性别平等的组织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分享知识与经验、开展各级女性领导者培训以及支持公—私部门联手开展妇女赋权项目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并在就业、家庭、健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理念共通、能力共建、经验互鉴的合作。
通过创立网络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模式，可以将自身的目标与对方“捆绑”，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从而增大对方的行动力，以便更有效地在对方民众中推进预期目标。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创建关系是新公共外交模式的主要特征。因为谈到关系，就涉及到双边互动，不再是单边“宣传”。但创建关系的前提是平等的立场，或者起码是相互的尊重。如果拥有更多资源与话语权的一方强势介入，那这种“捆绑”形成的约束力则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魔咒”，令之无法按照自己现有的能力和意愿去发展。 促进他人达成目标
促进他人达成目标，即提供给受众达成目标的手段。这里强调的是所提供的手段是受众所欢迎的，而且能让她们感到她们是活动的主体。其意义就在于受众会把这些活动视为内生而非外加的。主要包括许多妇女组织结合相应国家的女性需求提供的各种发展或赋权项目，旨在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
以美国全球妇女办公室为例，其首任大使梅兰妮·维尔在任上“游历”了50多个国家，会见了各行各业的人士。她就很善于在“游历国”利用“促进他人达成目标”的模式。比如在出访危地马拉的时候，她积极着手推进“女性向前”的项目，该项目由美国全球妇女办公室直接资助，旨在帮助中美洲的女性到美国接受反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知识及行动的相关培训。其实，不少妇女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为妇女提供服务，包括技术培训、改善卫生和健康水平、增进她们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等等。比如中国全国妇联曾于2008年向古巴妇联提供缝纫机等小额物资援助，在两年中就对4235名妇女进行了缝纫培训。该培训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妇女手工技术培训的开展。
赋权或者赋能是妇女组织承担国际责任最显见的方式，通过赋予受众，特别是他国女性受众权力和能力，从而令其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感受赋权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唤起草根阶层的认同。“促进他人达成目标”也需要双方建立关系，所以与前一模式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相对而言，这一模式更有针对性，更强调目标受众自身具体的需求。
倾··听
倾听强调了解受众的需求，或者能够提供以特定受众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在新媒体时代，利用以人为中心的Web2.0成为“倾听”策略的重要手段。不少妇女组织借助新媒体传播自己的理念，同时通过互动，探求受众的兴趣与需求，从而供给“对口”的知识、信息与援助。
以联合国妇女署为例，她们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应用。比如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他们除了利用传统媒体传达信息，同时还借助社交媒体将信息传达给了2800万名用户。其社交媒体的追随者已有88万人。妇女署于纽约时间2011年2月24日正式成立，但其2月23日就在网易开通了官方微博，时隔两个月又开通了新浪微博，其新浪官方微博已有粉丝6.0万，平均至少每天发文1篇，笔耕不辍。内容广涉对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探讨、时事分析、活动介绍等，不少微文吸引了大量“粉丝”参与互动。
不少学者不赞同将“倾听”置于最高阶，反而认为其是最低阶模式，是所有公共外交活动的起点。这的确是公共外交“应然”的状态，但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许多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更关心自己的理念有没有推送出去，有没有达致目标受众。这也是传统公共外交所持有的“态度”。所以费舍尔才如此重视“倾听”。他认为倾听是有意识地、公开地听取他人的观点，并认真阐释和考虑这些观点，从而了解对象国民众的态度和具体的诉求。他同时强调其实倾听不应该只限定为该续谱的一个阶段，而应该贯穿在每个阶段之中。这也是新公共外交的理念。从倾听开始了解对方受众的诉求，最终目标是要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正如“粉丝群体”带着自己的需求、赞许、怀疑和批判在交流平台上与公共外交主体进行互动，只有足够的反馈、释疑和自我修正才能获得“粉丝”的持久跟随，而这个过程正是双方相互塑造的过程，也是构建稳定关系的过程。
妇女组织开展公共外交的五大模式，作为一个续谱强调的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沟通再到彼此真正理解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只说不听，到边说边听，再到多听少说的过程。在一国推进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倾听”很难融进各阶公共外交模式之中，这也许就是费舍尔把倾听置于最高阶的原因，他是对一种理念的强调。但对于妇女组织来说，倾听更具可操作性，它本身就与妇女组织的使命相合。Web2.0时代提供给了妇女组织或机构与每一个具体利益相关人进行沟通的可能性，在这个模式中，妇女不再是一个笼统的群体，而是有着多元诉求的具体个体。如果妇女组织或机构能够真正利用起这一模式，再借助妇女组织之间的联动，就能很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加有的放矢，也会更具成效。
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女性维权”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愈加成为一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利器。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早早举起了女性议题的大旗，比如2009年，奥巴马与希拉里就任命了全球妇女事务的首个大使——梅兰妮 · 维尔（Melanne Verveer），将女性议题整合进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以公共外交作为促进妇女议题及消除性别鸿沟的手段。其实，许多国家的妇女组织或机构已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活动，问题是我们要从什么角度去梳理和理解这些信息？其中阿里·费舍尔（Ali Fisher）依据受众的卷入程度，给出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公共外交模式图谱，能较好地帮助我们分析妇女组织所开展的多元的公共外交活动。费舍尔将公共外交从“说”到“听”作为一个续谱区分了不同的阶段或者模式，最低阶的是直接的“信息告知”，依次向上为“广播”“文化外交”“文化交流”“创建网络或长期关系”“促进他人达成目标”，最后达致最高阶的“倾听”。参照费舍尔的续谱，各国妇女组织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也同样以如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
信息告知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没有确切的目标受众也不关注受众对信息的反馈。而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一定程度上能与目标受众产生互动，只是目标受众范围较小。
一些国家的妇女组织或性别机构创立的信息中心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这类中心主要向本国和他国受众传递有关本国女性活动的信息，承担信息告知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中心亦致力于提供全球范围内妇女研究的新成果、妇女运动的新实践、妇女发展的新经验，推动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交流与共享。比如挪威性别网（Gender in Norway），丹麦的性别、平等与种族问题研究中心（KVINFO）等。挪威性别网是挪威一个有关性别平等、性别研究和性别统计数据的英文官方信息网站，该网站是各种公共权威及代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其合作方包括了挪威的外交部、国防部、教育与研究部、性别主流化委员会、挪威统计局等国家部门，该机构的目标是从性别视角为世界民众勾画挪威社会的基本蓝图，是挪威政府非常有力的公共外交推手。丹麦的KVINFO通过自己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站、网络杂志、论坛向外界提供服务。KVINFO有Kvindekilder这样的记录中心，其中有丹麦女性的完整历史记录。在国际传播层面，KVINFO设有阿拉伯语、英语和丹麦语的网站，积极为丹麦和中东地区有关性别及女权方面的对话提供平台。
除了这类信息中心，一些妇女组织或机构举办的国际会议，以及妇女组织之间的互访，也属于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的模式。这是妇女组织所提供的最初级的公共产品。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针对性不强，主要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基本不考虑受众的需求，所以就公共外交的效果来说，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建立在互惠与对称关系之上的人员、文化产品与思想的交流。相对于以“知”为基础的“信息告知与资源共享”，文化交流更强调交流双方能基于“情感”共通而达致真诚的理解。
近年来，全国妇联配合国家外交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妇女文化交流活动，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比如2008年2月，以“妇女与奥运”为主题在英国举办的中英妇女文化周，受到了英方政要的高度评价，英国民众也热情参与其中，可谓一次较为成功的公共外交。另外，一些妇女组织或机构积极与本国的外国使馆互动，开展文化交流，不失为一种颇具智慧的公共外交。例如2008年10月18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北海道日中友协妇女委员会在我国驻札幌总领馆举办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北海道日中友协妇女委员会成立24年来，首次与总领馆合作举办这类文化交流活动，很好地促进了彼此的理解。北京市妇联也很注重与使馆或其他驻京机构的合作，已先后开展了首都国际家庭艺术周、“中埃文化交流进社区”等活动，为更多外国人了解北京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文化交流通常以文艺汇演、艺术品展览、主题论坛为主要形式，但它并非单纯在于展现某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发展现状，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拓展各国妇女的共识空间。不过，文化交流主要以单个活动为主要形式，时间较短，连续性不强，活动结束后较少有后续安排，所以其影响范围比较受限。另外文化交流也需要以了解他人、认可他人的文化价值、意欲学习他人为前提，否则它就只可能是单向的对外宣传。
创建伙伴关系
在全球交流领域，建立网络已经取代信息成为说服活动的新模式。伙伴关系的创建，可以为卷入其中的主体设定优先议程。一些妇女组织正是通过创建伙伴关系，以共同协作的形式在他国社会推进自身推崇的价值和目标。较为典型的比如中国全国妇联与美国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合作推出的“中美女性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自2011年4月12日，“中美女性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纳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迄今，双方已在两国轮流合作举办了六届对话会，在加强中美高层女性领导者对话；增进中美从事性别平等的组织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分享知识与经验、开展各级女性领导者培训以及支持公—私部门联手开展妇女赋权项目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并在就业、家庭、健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理念共通、能力共建、经验互鉴的合作。
通过创立网络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模式，可以将自身的目标与对方“捆绑”，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从而增大对方的行动力，以便更有效地在对方民众中推进预期目标。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创建关系是新公共外交模式的主要特征。因为谈到关系，就涉及到双边互动，不再是单边“宣传”。但创建关系的前提是平等的立场，或者起码是相互的尊重。如果拥有更多资源与话语权的一方强势介入，那这种“捆绑”形成的约束力则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魔咒”，令之无法按照自己现有的能力和意愿去发展。 促进他人达成目标
促进他人达成目标，即提供给受众达成目标的手段。这里强调的是所提供的手段是受众所欢迎的，而且能让她们感到她们是活动的主体。其意义就在于受众会把这些活动视为内生而非外加的。主要包括许多妇女组织结合相应国家的女性需求提供的各种发展或赋权项目，旨在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
以美国全球妇女办公室为例，其首任大使梅兰妮·维尔在任上“游历”了50多个国家，会见了各行各业的人士。她就很善于在“游历国”利用“促进他人达成目标”的模式。比如在出访危地马拉的时候，她积极着手推进“女性向前”的项目，该项目由美国全球妇女办公室直接资助，旨在帮助中美洲的女性到美国接受反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知识及行动的相关培训。其实，不少妇女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为妇女提供服务，包括技术培训、改善卫生和健康水平、增进她们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等等。比如中国全国妇联曾于2008年向古巴妇联提供缝纫机等小额物资援助，在两年中就对4235名妇女进行了缝纫培训。该培训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妇女手工技术培训的开展。
赋权或者赋能是妇女组织承担国际责任最显见的方式，通过赋予受众，特别是他国女性受众权力和能力，从而令其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感受赋权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唤起草根阶层的认同。“促进他人达成目标”也需要双方建立关系，所以与前一模式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相对而言，这一模式更有针对性，更强调目标受众自身具体的需求。
倾··听
倾听强调了解受众的需求，或者能够提供以特定受众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在新媒体时代，利用以人为中心的Web2.0成为“倾听”策略的重要手段。不少妇女组织借助新媒体传播自己的理念，同时通过互动，探求受众的兴趣与需求，从而供给“对口”的知识、信息与援助。
以联合国妇女署为例，她们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应用。比如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他们除了利用传统媒体传达信息，同时还借助社交媒体将信息传达给了2800万名用户。其社交媒体的追随者已有88万人。妇女署于纽约时间2011年2月24日正式成立，但其2月23日就在网易开通了官方微博，时隔两个月又开通了新浪微博，其新浪官方微博已有粉丝6.0万，平均至少每天发文1篇，笔耕不辍。内容广涉对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探讨、时事分析、活动介绍等，不少微文吸引了大量“粉丝”参与互动。
不少学者不赞同将“倾听”置于最高阶，反而认为其是最低阶模式，是所有公共外交活动的起点。这的确是公共外交“应然”的状态，但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许多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更关心自己的理念有没有推送出去，有没有达致目标受众。这也是传统公共外交所持有的“态度”。所以费舍尔才如此重视“倾听”。他认为倾听是有意识地、公开地听取他人的观点，并认真阐释和考虑这些观点，从而了解对象国民众的态度和具体的诉求。他同时强调其实倾听不应该只限定为该续谱的一个阶段，而应该贯穿在每个阶段之中。这也是新公共外交的理念。从倾听开始了解对方受众的诉求，最终目标是要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正如“粉丝群体”带着自己的需求、赞许、怀疑和批判在交流平台上与公共外交主体进行互动，只有足够的反馈、释疑和自我修正才能获得“粉丝”的持久跟随，而这个过程正是双方相互塑造的过程，也是构建稳定关系的过程。
妇女组织开展公共外交的五大模式，作为一个续谱强调的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沟通再到彼此真正理解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只说不听，到边说边听，再到多听少说的过程。在一国推进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倾听”很难融进各阶公共外交模式之中，这也许就是费舍尔把倾听置于最高阶的原因，他是对一种理念的强调。但对于妇女组织来说，倾听更具可操作性，它本身就与妇女组织的使命相合。Web2.0时代提供给了妇女组织或机构与每一个具体利益相关人进行沟通的可能性，在这个模式中，妇女不再是一个笼统的群体，而是有着多元诉求的具体个体。如果妇女组织或机构能够真正利用起这一模式，再借助妇女组织之间的联动，就能很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加有的放矢，也会更具成效。
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