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届耄耋，回眸60年文艺生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稍微有点意思的一件事，却是与新闻勿搭界的“特约记者”的破冰之旅，可谓是歪打正着。
　　1979年2月4日，农历已未年正月初八，时值立春，是个星期日。这一天，距1978年5月安徽省文联恢复建制还不到九个月。党组成员、知名小说《还魂草》作者江流要我出一趟差，说阜南县吴兆洛、许春耘、李松岗三人合写嗨子戏《犟队长》，在阜阳地区调演获奖后，受到公安部门的反对与打压，赖部长（指赖少其，“文革”前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收到三作者写的人民来信，党组会上决定受理，派我去做次调查，事关紧急，希望坐飞机尽快前往。我当时在文联所属省戏剧家协会工作，以组织剧本创作、学术探讨、编辑内刊为业，痴长49岁，已近“知天命”之年，往昔30年文艺界的惊涛骇浪，凭直觉立即感到这份差事的沉重与风险。然而奇怪的是，我竟毫无退缩、畏怯之意，满口承担下来。我没喝蒙汗药，也不曾吃豹子胆，全因受当时省文联氛围使然。众所周知，历次政治运动，都拿文艺开刀祭旗，建国以来，诸如批胡适、批胡风、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以至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有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批《三上桃峰》、批《水浒》，甚至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批到外国去了，等等。文艺界属重灾区，文艺人则是挨整重点对象。安徽省文联屡屡遭劫，被斗得人散楼空，单位被砸烂，门口被写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并久久不准涂没，出入后院宿舍的老人孩子也蒙受羞辱，尊严丧失殆尽。粉碎“四人帮”后，迎来历史大变革，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在决定恢复安徽文联建制后，又做出《关于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安徽省文联彻底平反的决定》，宿州路9号（现改为55号）大院上上下下如沐春风，如淋夏雨，作家、艺术家孕积已久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激情，像地壳里的火山熔液喷涌而出，伏案难分昼夜。一笔一划落在方格里、画面中和音符上，艺术行政工作者也甩开膀子、迈开步子为全省出人才出作品而辛勤耕耘着。那真是“扬眉剑出鞘”的黄金岁月呀！正月初八，哪有什么“节后综合症”？星期日照样工作，哪有“双份工资”之说？人气有互动作用，在那种意气风发的背景下，我能不尽一个“文艺百姓”的公民职责吗？！
　　我与王长安同志组成调查组，于2月6日清晨出发，途经阜阳转车，当晚抵达阜南。在县招待所投宿甫定，再次阅读《犟队长》剧本和作者的人民来信，把戏的内容、双方纠葛症结先了然于胸，然后确定应对方法及调查步骤。
　　尽管剧本还比较粗糙，剧中人物犟队长坚持因地制宜种花生不惜冒坐牢 “办学习班”的风险，顶撞下乡蹲点的县公安局长强行犁地改种水稻的“瞎指挥”，其维护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农民人格独立的立意无可指摘，与全国开展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精神正不谋而合。在地区文艺调演中，《犟队长》获得创作、演出二等奖，只因剧中被批判人物是公安局长，引起县公安局某负责人不满，便通过地区公安局个别负责人疏通地委宣传部某副部长，擅改调演评议组在大会上所发的成命，将该戏在获奖名单上除名，并扣发奖金。戏遭停演，作者继而受到种种非议与责难。
　　书面上的是非曲直，一看即见分晓，但事实经过究竟如何，公安局方面还有哪些理由或依据还有待听取与了解。次日早餐，在食堂与新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陆庭植匆匆一见，他每天早出晚归忙下乡，我们除作自我介绍表明来意外，便赶往县公安局开始了这次调查工作。我们认真听了几位同志的意见，觉得并没有新的可站住脚的道理，反证明了作者的人民来信所述情况是属实的。交谈中，公安局主动给了我一份盖有公章的《送阅材料》，时间是1979年1月4日。原来他们早在一个月前，以县公安局名义向上级领导分送《送阅材料》并附上《犟队长》剧本，将三作者列为被告了。《送阅材料》除了用似是而非的说词和僵化观点反对以公安局长为戏剧对立面外，就是上纲上线指责作者“锋芒直指专政机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煽动群众与专政机关对立”、质问作者“用心何在”？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一时间，阜南县城弹丸之地，有说小戏是“毒草”的；有扬言要去“轰场子”（指演小戏的剧场）的，有劝作者“省点事”“认错”的，还有对作者散布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的。
　　回到招待所，院内结有薄冰，空阔房间床被冰冷，我与长安感受到冬去春来却仍寒意阵阵，不由地顿悟到此次阜南之行不啻是一次破冰之旅。天气冷、任务艰巨，心理压力大，加上不合口味的饮食，寝不安神，从公安局访问归来的当晚，突然爆发腰病，锥心的疼痛，把我击倒了。那种一条长水槽、固定时间统一冲水的厕所，蹲不下、起不来，幸有长安悉心照顾，得以坚持未竟调查工作，至今想来仍感怀不已。此后两天，我们转向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县文化馆走访十几位有关负责人和办事人员，把该戏从彩排审查、获奖前后变化到禁演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事件的每个环节，包括当事人、经办者、具体时间、地点都记录在案，并由当事人出具证明、加盖单位公章和个人按手指印。各种证据刚接到手，省剧协办公室来长途，转达江流询问调查进展情况，特告北京《文艺报》记者杨天喜也要来安徽调查《犟队长》事件，江流意见如调查工作顺利，杨可不必再奔阜南，留居合肥等你们的归来。
　　返程在阜阳滞留一日，将所调查情况简要地与地委宣传部两位部长、地区文化局长分别作了沟通，并表明态度，事件的缘起是对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双方在认知上存在差异，鲁迅先生说过：“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荒唐的“对号入座”，是产生这场纠纷的关键所在。沟通过程相当平和、予以认同。
　　2月13日，赖少其认真听取我们汇报后，当即责怪我：“书呆子，这是打官司，对手是公安部门，太岁头上动土哎！没有当地党委的意见，完了！ ”但当他接过我交上的一大摞证明材料，透过老花镜逐件过目，遂绽开笑脸当场拍板：“这就行了。文联有保障作者合法权益、维护艺术民主的义务。”这位外柔内刚的老艺术家，运筹帷幄，发出临战号令，要我们以特约记者的名义连夜赶写调查报告，连同剧本、作者来信和公安局《送阅材料》，出一期《安徽戏剧》增刊，发往全国进行公开讨論，在讨论中辨明是非、伸张正义。
　　增刊发出之日，正是全国沐浴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之时。迅疾掀起一阵犟队长事件热，阜南三作者每天收到来自全国相关单位或个人的声援信，有的称赞他们勇于突破禁区，有的感叹文艺工作者一向任人宰割，听人拿捏，今天破天荒打了个翻身仗，省剧协、《安徽戏剧》编辑部也接到支持、评介的文稿。《文艺报》相继发了杨天喜的文章，连公安部《人民公安》杂志也载文指责一些人的“旧警察老爷作风”，著名美学评论家王朝闻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及安徽的“犟队长”事件具有时代进步的意义。始料未及的是，此事件在震动全国的同时也波及海外。1979年初秋，万里为团长的安徽省代表团抵达美国马里兰州访问，该州州长休斯与之会晤交谈中，居然提到犟队长，并且取出剧本《犟队长》、特约记者的调查报告以及报刊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评论文章等资料汇集。代表团成员之一、阜南县委书记陆庭植会晤时也在座，引发出一段有趣而活跃的对话。访问归来，陆庭植约见三作者，作了如实的传达。
　　忆昔贵在益今。阜南三作者在人民来信中云：“民主不是什么人赐予的，必须用斗争来取得。”小戏恢复获奖、照常演出，固属胜利，而赢得艺术民主权利，开文艺史之先河，更具普世价值。北宋王令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三作者以“啼血”抗争唤回东风，世人当可推而广之，由艺术进而经济、政治，均有促进民主的天职，惟有执着“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