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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陪同一批中国工人前往欧洲，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对抗德国。
启程：踏上未卜的征途
当时协约国在战事中损失了大量男性人口，劳工严重短缺。1915年，中国政府即提议派遣30万名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支援，期望借此一举三得：既可省却派遣军队参战的费用，又能在战后谈判桌上赢得一定地位，同时还可以让这些工人学习到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经过磋商，法国政府首先接受了援助，英国和比利时起初未予回应，其后因为实在缺乏劳动力也接受了中国的支援。英国仿效法国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劳工旅（CLC），但由于英国本地工会强烈反对中国劳工进入英国本岛，因此这些华工被安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提供支持。
英国政府征募的劳工为前线部队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装卸货物、建造营房和机场、挖战壕和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以及修缮坦克、卡车、摩托车等军用车辆，维护火炮等武器。他们虽为受雇佣的工人，但也受军法和军纪管束。英国政府与劳工签订期限3年的合同，承诺提供免费食宿和衣物，以及3年后回乡的船票。劳工的报酬是每天1法郎，相当于1先令4便士，这个报酬仅相当于英国军队中最低级士兵的报酬的三分之一。报酬部分发给劳工本人，其余直接寄给他的家人。劳工旅还有从中国征募的翻译，他们的报酬和用餐标准比普通劳工高。
1916年5月，法国签约雇佣5万名中国劳工，首批劳工在1916年7月离开天津港，在传教士和会说汉语的法国政府官员的陪同下，3个月后抵达法国。此后，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浙江、广东的大批工人乘船从天津、威海、青岛、上海和香港出发前往欧洲。大多数劳工是文盲，他们期望能从欧洲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带回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投入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也没有意识到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3个月航行多么艰险。
英国政府于1916年秋季开始征募中国劳工，1917年1月18日，首批1088名中国劳工乘运输船从山东威海港出发，原计划是走最快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不料1917年2月17日突生变故，一艘法国运输船“阿索斯”号（Athos）在地中海里距马耳他200海里处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艘船满载着中国劳工，人命损失极其巨大——543名中国劳工死亡。英国政府得此消息，急令正前往地中海的劳工船调头，转而穿越太平洋，绕道加拿大前往大西洋。
至1917年底，英国征募了54000名中国劳工，到1918年11月停火时，增加到96000名。法国征募了4万名中国劳工，其中1万名转调到美国。一战停火半年后，中国劳工旅仍保留有8万名工人，继续担负清理战场的任务，诸如填埋炮弹坑、挖掘未爆炸的炮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中国劳工旅是协约国雇佣的数量最庞大的外国工人群体，超过了印度、南非、埃及和西印度群岛的劳工数量。战争期间，中国劳工住在从前线至后方广阔地区的封闭营房里。在布伦（Boulogne）、加来（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irk）等法国城市遍布这样的营房。劳工旅的司令部设置在皮卡第地区（Picardy）的滨海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而就在100公里之外的索姆河（Somme），于1916年7月至11月间爆发过一战期间最惨烈的战役，伤亡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
传教：抚慰垂死之人
滨海努瓦耶尔为中国劳工修建了一所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医院，设施齐全，由会说中文的英国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是从中国招回的传教士医生。这所医院还设有精神病区，收治因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压力而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医院旁边，还有一处临时拘留所。
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可以吃到中国食物。中国劳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区，不能和士兵、当地工人乃至平民交往。他们被告知不能使用英国士兵的洗手间，据说是因为中国人中流行沙眼病。走出营房时，他们必须身穿制服，头戴制式帽，以便和平民区分。他们每个月最多可以写两封信，按战时规矩，这些信件在法国和中国两头要经过军方检查。
这些华工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亲友、置身于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身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承受着疾病、负伤、狂轰滥炸带来的巨大压力，起初他们很少休息和娱乐，由此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赌博泛滥。华工之间有时因赌博引发冲突，甚至发生命案。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进驻劳工旅，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工作。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招募了40位传教士志愿者，这些传教士深入劳工中间和他们交朋友，抚慰心灵，也传播福音。对于工人们而言，唱诗和听汉语布道可以打发枯燥的营房生活，因此颇受欢迎。
弗雷德里克被派往滨海努瓦耶尔的那所最大的医院，他和中国工人们住在一起，他的工作内容包括主持礼拜，抚慰病患，尤其是那些垂死的人，以及在他们去世时主持葬礼。他同时还负责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他们派出男女会员去营房和工人们聊天、游戏娱乐、放电影等。因为劳工们多数是文盲，他们还帮助工人给家乡写信。在1917年的一份报告中，弗雷德里克描述了他第一次向中国工人布道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大厅里密密麻麻坐着250位工人，出奇安静，250双眼睛聚焦于我，250双耳朵等待着倾听我的声音。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句祈祷词，教工友们念诵，听他们平生第一次发出与上帝沟通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愉悦的气氛所感动……后来每逢做礼拜时，医院大厅总是挤满了中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治疗几天后便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所以轮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在1918年5月1日出版的另一份文稿里，弗雷德里克描绘了临近坦克旅司令部的中国劳工营地。“在宽阔的坦克厂周围有大量的华工营地，刷着沥青的黑色房子排成长长的一条线，沿着公路向远处延伸。一队飞机掠过田野向北飞去，地里一头孤零零的牛对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早已安之若素，只是偶尔抬起头温和地凝视那些忙碌地穿过它的地盘的陌生人……我住的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23个人中近一半受洗做了基督徒，另一半也希望加入。” 那天他拜访了另一个院子，“这里住着一队从前方回来的工人，他们刚刚经历了最近一次大战役，离白热化的激战中心仅几英里远。他们修建的那段公路落下了上百发炮弹，他们不时要根据炮弹的落点规律四处躲避，最危险的一次是有枚炮弹在离他们50码的地方爆炸。后来命令改变，让他们放弃装备立即撤退。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日夜跋涉赶路，困了倒在路边地下就睡。虽然撤退得相当仓皇，但大家相互扶持，照顾那些掉队的人。路遇美军向他们支援了食物，后来他们坐上了火车。一周后，这队工人终于回到了中国旅，奇迹是，竟然无一人受伤。经过数日短暂休整，他们换上新制服，配上新工具，重新投入新的任务”。弗雷德里克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听布道的情景：“我热情赞扬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和贡献，他们禁不住喜笑颜开。接着，当我讲到上帝和耶稣的爱，讲到危险、恐惧和死亡如何能转变成不朽，讲到我们宗教里唯一的救赎之路时，他们睁大的眼睛里满是热切。在他们来欧洲之前，没人能想象到他们的命运和信念会经历如此大的波折起伏。战争的体验和冲击仿佛是上帝之犁翻动了他们沉寂已久的心灵之田，现在是播种的时候了。”
活泼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发起组织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员和乐师均是中国工人。演出在圣诞节那天举行，露天的场地被围得人山人海，好几个小时的表演过程中，观众们如痴如醉。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劳工旅组织其他表演节目、以及娱乐和教育内容——当然要在英国政府的审查监督之下——包括音乐剧、足球赛、写信课、英文课等，还组织大家探望医院工友。弗雷德里克评价道：“基督教青年会展现了真挚的兄弟之情。这十万华工，真的令我们百感交集。”
华工：苦难与荣耀并存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法国依然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工人继续在工厂、医院、建房点里工作。部分工人则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尸体。与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华工相比，效力于法国的华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在工作之余，他们和法国公民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据估，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适应并留在了法国，其中小部分人还娶了法国人做妻子。战争使法国损失了近200万婚龄男子，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于是法国妇女的身影也出现在那些生产机器设备、坦克和其它武器的车间里，一些中国工人就是这样接触到了他们未来的法国妻子。为英国干活的劳工则未能获得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英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了。那些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华工得到了一笔补助，相当于他们12个月的报酬，除此以外，他们回国后就再也得不到其他照顾了。
相比于牺牲的同伴，活下来已算幸运。部分工人还没登陆欧洲就离世了：德国潜艇杀死了543人，航路上死于疾病的人员数字则没有统计，甚至还有一些劳工在船靠岸之前因为无法忍受拥挤狭小的空间和晕船而跳海。劳工旅中的传教士也有损失，例如有一位在“阿索斯”号船被击沉时为搭救中国工人而死。
中国劳工在欧洲伤亡的数字，缺少准确的统计。在四个专为华工开辟的墓地里，有大约2000座墓碑，当时有60多位工人在战争结束两年后才回国——因为他们要把牺牲的同伴名字刻在墓碑上。在这2000座墓碑之外，有不少中国劳工分散埋葬在各军事公墓里，甚至还有的未留下墓碑。在滨海努瓦耶尔的华工墓地的大门上刻着一行字：“一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身者九千九百余人，遗骸业藏于法境诺埃尔勒（努瓦耶尔）”。想想他们的命运真的很悲惨：勇敢地离开家乡，奔赴陌生的数万里之外，经过一番挣扎，却葬身于异乡，他们的家人无法来此凭吊，甚至连他们的墓碑在哪里都不知道。当战争结束，士兵们为幸存而欢庆时，华工们则在清理战场上未引爆的炮弹时继续牺牲。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和关键地点，他们建成并维护着加来和布伦的军事摆渡港。中国劳工在艰危环境下也能保持严明的纪律、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受到欧洲人的高度称赞。1918年担任中国劳工旅第二大队指挥官的马尼克·格尔（Manico Gull）曾评价道：“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中国工人是左右着战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工旅集体获得了“英国战争勋章”，五次获得“军功奖章”，两次获得“皇家人道集体铜质勋章”。
但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未像它原先所期望的那样凭借劳工的贡献而获得足够的尊重和承认。战后在谈判桌上，中国并没有被当作战胜国来对待。中国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考虑到华工主要来自山东省，这种要求似乎难以拒绝。但《凡尔赛条约》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这是强权国家之间玩耍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中国只不过是个受歧视和被牺牲掉的二流国家而已。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不过，华工们的付出和牺牲并非全然白费，中国政府至少凭此获得了据理力争的机会和坚持己见的底气。1921年，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再次提出山东问题，经过谈判桌斗争，最终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山东主权。中国还在会议上正式向英国提出收回山东威海卫租借权，英国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与中国展开谈判。
常言所谓弱国无外交，但客观评价，一战前后，相对于其时困顿虚弱的国情，政府于外交眼界与外交谋略方面，却足兹称道。一战正酣时，德国曾向中国投出橄榄枝，承诺只要结盟，便归还山东。而中国政府清醒判断出德国战败的概率更高，与之结盟将导致战后中国成英法等协约国列强俎上之肉，便未应允。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并未任人宰割，相反颇显以弱抗强折冲樽俎之能。中国甚至曾在一战期间提出派兵参战，虽因费用负担问题而无果，但转而布下的劳工棋子，确实为保护未来的外交利益添加了重要筹码。
中国劳工旅的大多数人在1919年和1920年回国，留下来的三千人在欧洲扎下了根，构成了当时法国和比利时华人社会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来自浙江省的青田和温州，其中有位名叫叶清元，在1917年底报名参加了劳工旅，他曾解释其原因：“浙江青田是一个贫穷的小山城，天灾人祸，人们无法谋生，我们一批青年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条生路，一哄而拥去报了名……1918年11月，德国投降，法国政府发给我们每人一笔奖金。我和堂兄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开了一间小餐馆，法国人好奇，都要来尝尝中国菜的滋味，生意很好，半年光景后，我们都忙不过来了……”1920年底，他积蓄了一笔钱，回到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然后带着三个兄弟再赴巴黎，开设店铺，一半卖杂货和青田石雕，另一半开饭店。一直干到1985年才退休，回青田老家安度晚年。
朱桂生算得上中国劳工旅最出名的一位了，他是江苏省丹阳人，1917年到法国的时候刚刚20岁。一战结束后，他娶了一位法国妻子，把家安顿在法国北部的朗斯（Lens），生养了一子二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加入法国军队，表现卓越。2002年，106岁的朱桂生老人，这位侨居法国的最后一位一战华工，在法国东部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去世，市长赞誉他是外来移民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楷模，是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
摘编自《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文图片由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 Ypres （Ieper）， Belgium提供
启程：踏上未卜的征途
当时协约国在战事中损失了大量男性人口，劳工严重短缺。1915年，中国政府即提议派遣30万名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支援，期望借此一举三得：既可省却派遣军队参战的费用，又能在战后谈判桌上赢得一定地位，同时还可以让这些工人学习到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经过磋商，法国政府首先接受了援助，英国和比利时起初未予回应，其后因为实在缺乏劳动力也接受了中国的支援。英国仿效法国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劳工旅（CLC），但由于英国本地工会强烈反对中国劳工进入英国本岛，因此这些华工被安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提供支持。
英国政府征募的劳工为前线部队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装卸货物、建造营房和机场、挖战壕和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以及修缮坦克、卡车、摩托车等军用车辆，维护火炮等武器。他们虽为受雇佣的工人，但也受军法和军纪管束。英国政府与劳工签订期限3年的合同，承诺提供免费食宿和衣物，以及3年后回乡的船票。劳工的报酬是每天1法郎，相当于1先令4便士，这个报酬仅相当于英国军队中最低级士兵的报酬的三分之一。报酬部分发给劳工本人，其余直接寄给他的家人。劳工旅还有从中国征募的翻译，他们的报酬和用餐标准比普通劳工高。
1916年5月，法国签约雇佣5万名中国劳工，首批劳工在1916年7月离开天津港，在传教士和会说汉语的法国政府官员的陪同下，3个月后抵达法国。此后，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浙江、广东的大批工人乘船从天津、威海、青岛、上海和香港出发前往欧洲。大多数劳工是文盲，他们期望能从欧洲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带回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投入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也没有意识到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3个月航行多么艰险。
英国政府于1916年秋季开始征募中国劳工，1917年1月18日，首批1088名中国劳工乘运输船从山东威海港出发，原计划是走最快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不料1917年2月17日突生变故，一艘法国运输船“阿索斯”号（Athos）在地中海里距马耳他200海里处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艘船满载着中国劳工，人命损失极其巨大——543名中国劳工死亡。英国政府得此消息，急令正前往地中海的劳工船调头，转而穿越太平洋，绕道加拿大前往大西洋。
至1917年底，英国征募了54000名中国劳工，到1918年11月停火时，增加到96000名。法国征募了4万名中国劳工，其中1万名转调到美国。一战停火半年后，中国劳工旅仍保留有8万名工人，继续担负清理战场的任务，诸如填埋炮弹坑、挖掘未爆炸的炮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中国劳工旅是协约国雇佣的数量最庞大的外国工人群体，超过了印度、南非、埃及和西印度群岛的劳工数量。战争期间，中国劳工住在从前线至后方广阔地区的封闭营房里。在布伦（Boulogne）、加来（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irk）等法国城市遍布这样的营房。劳工旅的司令部设置在皮卡第地区（Picardy）的滨海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而就在100公里之外的索姆河（Somme），于1916年7月至11月间爆发过一战期间最惨烈的战役，伤亡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
传教：抚慰垂死之人
滨海努瓦耶尔为中国劳工修建了一所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医院，设施齐全，由会说中文的英国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是从中国招回的传教士医生。这所医院还设有精神病区，收治因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压力而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医院旁边，还有一处临时拘留所。
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可以吃到中国食物。中国劳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区，不能和士兵、当地工人乃至平民交往。他们被告知不能使用英国士兵的洗手间，据说是因为中国人中流行沙眼病。走出营房时，他们必须身穿制服，头戴制式帽，以便和平民区分。他们每个月最多可以写两封信，按战时规矩，这些信件在法国和中国两头要经过军方检查。
这些华工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亲友、置身于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身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承受着疾病、负伤、狂轰滥炸带来的巨大压力，起初他们很少休息和娱乐，由此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赌博泛滥。华工之间有时因赌博引发冲突，甚至发生命案。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进驻劳工旅，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工作。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招募了40位传教士志愿者，这些传教士深入劳工中间和他们交朋友，抚慰心灵，也传播福音。对于工人们而言，唱诗和听汉语布道可以打发枯燥的营房生活，因此颇受欢迎。
弗雷德里克被派往滨海努瓦耶尔的那所最大的医院，他和中国工人们住在一起，他的工作内容包括主持礼拜，抚慰病患，尤其是那些垂死的人，以及在他们去世时主持葬礼。他同时还负责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他们派出男女会员去营房和工人们聊天、游戏娱乐、放电影等。因为劳工们多数是文盲，他们还帮助工人给家乡写信。在1917年的一份报告中，弗雷德里克描述了他第一次向中国工人布道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大厅里密密麻麻坐着250位工人，出奇安静，250双眼睛聚焦于我，250双耳朵等待着倾听我的声音。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句祈祷词，教工友们念诵，听他们平生第一次发出与上帝沟通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愉悦的气氛所感动……后来每逢做礼拜时，医院大厅总是挤满了中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治疗几天后便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所以轮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在1918年5月1日出版的另一份文稿里，弗雷德里克描绘了临近坦克旅司令部的中国劳工营地。“在宽阔的坦克厂周围有大量的华工营地，刷着沥青的黑色房子排成长长的一条线，沿着公路向远处延伸。一队飞机掠过田野向北飞去，地里一头孤零零的牛对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早已安之若素，只是偶尔抬起头温和地凝视那些忙碌地穿过它的地盘的陌生人……我住的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23个人中近一半受洗做了基督徒，另一半也希望加入。” 那天他拜访了另一个院子，“这里住着一队从前方回来的工人，他们刚刚经历了最近一次大战役，离白热化的激战中心仅几英里远。他们修建的那段公路落下了上百发炮弹，他们不时要根据炮弹的落点规律四处躲避，最危险的一次是有枚炮弹在离他们50码的地方爆炸。后来命令改变，让他们放弃装备立即撤退。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日夜跋涉赶路，困了倒在路边地下就睡。虽然撤退得相当仓皇，但大家相互扶持，照顾那些掉队的人。路遇美军向他们支援了食物，后来他们坐上了火车。一周后，这队工人终于回到了中国旅，奇迹是，竟然无一人受伤。经过数日短暂休整，他们换上新制服，配上新工具，重新投入新的任务”。弗雷德里克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听布道的情景：“我热情赞扬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和贡献，他们禁不住喜笑颜开。接着，当我讲到上帝和耶稣的爱，讲到危险、恐惧和死亡如何能转变成不朽，讲到我们宗教里唯一的救赎之路时，他们睁大的眼睛里满是热切。在他们来欧洲之前，没人能想象到他们的命运和信念会经历如此大的波折起伏。战争的体验和冲击仿佛是上帝之犁翻动了他们沉寂已久的心灵之田，现在是播种的时候了。”
活泼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发起组织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员和乐师均是中国工人。演出在圣诞节那天举行，露天的场地被围得人山人海，好几个小时的表演过程中，观众们如痴如醉。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劳工旅组织其他表演节目、以及娱乐和教育内容——当然要在英国政府的审查监督之下——包括音乐剧、足球赛、写信课、英文课等，还组织大家探望医院工友。弗雷德里克评价道：“基督教青年会展现了真挚的兄弟之情。这十万华工，真的令我们百感交集。”
华工：苦难与荣耀并存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法国依然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工人继续在工厂、医院、建房点里工作。部分工人则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尸体。与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华工相比，效力于法国的华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在工作之余，他们和法国公民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据估，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适应并留在了法国，其中小部分人还娶了法国人做妻子。战争使法国损失了近200万婚龄男子，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于是法国妇女的身影也出现在那些生产机器设备、坦克和其它武器的车间里，一些中国工人就是这样接触到了他们未来的法国妻子。为英国干活的劳工则未能获得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英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了。那些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华工得到了一笔补助，相当于他们12个月的报酬，除此以外，他们回国后就再也得不到其他照顾了。
相比于牺牲的同伴，活下来已算幸运。部分工人还没登陆欧洲就离世了：德国潜艇杀死了543人，航路上死于疾病的人员数字则没有统计，甚至还有一些劳工在船靠岸之前因为无法忍受拥挤狭小的空间和晕船而跳海。劳工旅中的传教士也有损失，例如有一位在“阿索斯”号船被击沉时为搭救中国工人而死。
中国劳工在欧洲伤亡的数字，缺少准确的统计。在四个专为华工开辟的墓地里，有大约2000座墓碑，当时有60多位工人在战争结束两年后才回国——因为他们要把牺牲的同伴名字刻在墓碑上。在这2000座墓碑之外，有不少中国劳工分散埋葬在各军事公墓里，甚至还有的未留下墓碑。在滨海努瓦耶尔的华工墓地的大门上刻着一行字：“一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身者九千九百余人，遗骸业藏于法境诺埃尔勒（努瓦耶尔）”。想想他们的命运真的很悲惨：勇敢地离开家乡，奔赴陌生的数万里之外，经过一番挣扎，却葬身于异乡，他们的家人无法来此凭吊，甚至连他们的墓碑在哪里都不知道。当战争结束，士兵们为幸存而欢庆时，华工们则在清理战场上未引爆的炮弹时继续牺牲。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和关键地点，他们建成并维护着加来和布伦的军事摆渡港。中国劳工在艰危环境下也能保持严明的纪律、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受到欧洲人的高度称赞。1918年担任中国劳工旅第二大队指挥官的马尼克·格尔（Manico Gull）曾评价道：“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中国工人是左右着战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工旅集体获得了“英国战争勋章”，五次获得“军功奖章”，两次获得“皇家人道集体铜质勋章”。
但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未像它原先所期望的那样凭借劳工的贡献而获得足够的尊重和承认。战后在谈判桌上，中国并没有被当作战胜国来对待。中国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考虑到华工主要来自山东省，这种要求似乎难以拒绝。但《凡尔赛条约》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这是强权国家之间玩耍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中国只不过是个受歧视和被牺牲掉的二流国家而已。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不过，华工们的付出和牺牲并非全然白费，中国政府至少凭此获得了据理力争的机会和坚持己见的底气。1921年，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再次提出山东问题，经过谈判桌斗争，最终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山东主权。中国还在会议上正式向英国提出收回山东威海卫租借权，英国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与中国展开谈判。
常言所谓弱国无外交，但客观评价，一战前后，相对于其时困顿虚弱的国情，政府于外交眼界与外交谋略方面，却足兹称道。一战正酣时，德国曾向中国投出橄榄枝，承诺只要结盟，便归还山东。而中国政府清醒判断出德国战败的概率更高，与之结盟将导致战后中国成英法等协约国列强俎上之肉，便未应允。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并未任人宰割，相反颇显以弱抗强折冲樽俎之能。中国甚至曾在一战期间提出派兵参战，虽因费用负担问题而无果，但转而布下的劳工棋子，确实为保护未来的外交利益添加了重要筹码。
中国劳工旅的大多数人在1919年和1920年回国，留下来的三千人在欧洲扎下了根，构成了当时法国和比利时华人社会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来自浙江省的青田和温州，其中有位名叫叶清元，在1917年底报名参加了劳工旅，他曾解释其原因：“浙江青田是一个贫穷的小山城，天灾人祸，人们无法谋生，我们一批青年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条生路，一哄而拥去报了名……1918年11月，德国投降，法国政府发给我们每人一笔奖金。我和堂兄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开了一间小餐馆，法国人好奇，都要来尝尝中国菜的滋味，生意很好，半年光景后，我们都忙不过来了……”1920年底，他积蓄了一笔钱，回到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然后带着三个兄弟再赴巴黎，开设店铺，一半卖杂货和青田石雕，另一半开饭店。一直干到1985年才退休，回青田老家安度晚年。
朱桂生算得上中国劳工旅最出名的一位了，他是江苏省丹阳人，1917年到法国的时候刚刚20岁。一战结束后，他娶了一位法国妻子，把家安顿在法国北部的朗斯（Lens），生养了一子二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加入法国军队，表现卓越。2002年，106岁的朱桂生老人，这位侨居法国的最后一位一战华工，在法国东部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去世，市长赞誉他是外来移民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楷模，是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
摘编自《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文图片由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 Ypres （Ieper）， Belgium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