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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启a：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b，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c，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d，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e，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f，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g，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h，胥怨者民也i，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j，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k。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注释：
a 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表示写信人向对方启告。
b 君实：司马光，字君实。
c 强聒（guō）：唠叨不休。
d 名实：古时两个相对的哲学范畴，名指形式，实指内容。《论语·子路》说：“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e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指侵夺官吏职权，制造事端，争夺百姓财利，拒绝接受谏议。王安石变法，设“制置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条例司”，“侵官”说的便是此项举措。
f 人主：这里指宋神宗赵顼。
g 壬（rèn）：佞，指巧言谄媚、不行正道。
h 盘庚之迁：指盘庚迁都。商朝原来建都奄（今山东曲阜），因常有水患，盘庚即位后，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一决定受到百姓、官吏、贵族的一致反对，盘庚先后作有三篇诰文，即《尚书·盘庚》（上中下），说服官民同意迁都，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i 胥（xū）怨：相怨，多指百姓对上的怨恨。
j 膏泽：本指滋润土壤的雨水，用以比喻施加恩惠。
k 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古时写信的客套语，向对方表达仰慕之情。不任，不胜。区区，形容诚恳真挚。
大意：
安石启：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认为与您交游往来，彼此亲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议论政事时，见解却常常不一致，应当是我们学术见解和政治方略多有差异的缘故。虽然想强作解说，但最终一定不会得到您的理解，因此只好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白。再三思量，承蒙您向来对我看重厚待，书信往来不可粗率冒失，因此我现在详细说明如此作为（施行新法）的原因，希望或许能得到您的谅解。
读书人所看重和争论的，尤其在于“名”“实”之辨。“名”和“实”一旦明辨，天下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清晰了。现在您来指教的，是认为我侵犯官员职权，凭空制造事端，敛财与民争利，拒绝劝谏批评，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而我则认为，接受皇上的旨意和命令，研究法令制度，在朝堂上讨论并加以修订，而后授命相关部门执行，这不是侵犯官员职权；推行先王实行过的政策，兴办于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业，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为国家管理财政，这不是为了搜刮钱财；摒弃荒谬错误的言论，拒斥奸佞之徒，这不是拒绝劝谏和批评。至于怨恨和诽谤众多，那是我早已预料到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士大夫们多数认为不需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取媚众人就可以了。皇上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考量反对者的多少，只想竭尽全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众多的反对者怎么会不气势汹汹地批评责难呢？商王盘庚迁都殷地时，老百姓全都埋怨，不仅是朝廷上的士大夫而已。但盘庚没有因为这些埋怨和反对改变迁都计划，是由于经过深思熟虑而后采取行动，正确的决策无所谓后悔的缘故。如果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很久，却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为百姓带来恩泽，那我知晓并承认错误；但如果说现在应当无所事事，墨守成规，那就不是我能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和您见面，想念仰慕之至。
【解析】
北宋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同列朝班，特相友善，时与吕公著（字晦叔）、韩维（字持国）并称“嘉祐四友”。然而，二人却因治国理念不同而逐渐疏远。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推行新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青苗、均输二法，统筹财政，不意受到士大夫坚决反对。熙宁三年，司马光连作三书以劝。第一书《与王介甫书》长达三千余字，责难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要求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便是对此书的回复。
《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的责难，从高处入手，论证变法的名正言顺，令指责不攻自破，并且批判了士大夫因循守旧的不良习气，表现了改革的决心与勇气。王安石称，变法乃“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之举：其制定法令的程序合理合法，先是“受命于人主”，而后“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再“授之于有司”。其目的则是“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为天下理财”。也正是因为变法为“度义而后动”的举措，所以致怨天下“而不见可悔”。除了正面的辩驳，王安石又宕开一笔，批判士大夫苟且终日，一味“守前所为”，对于这些人的指责，明确表示“非某之所敢知”，态度十分坚决。
王安石所表现出的果敢与担当，与《宋史·王安石传》中所说的“三不足”精神相辅相成，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激励当代人树立远大理想、勇于担当并坚定前行。
（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中华书局2016年10月出版。译者：翊程）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d，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e，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f，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g，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h，胥怨者民也i，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j，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k。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注释：
a 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表示写信人向对方启告。
b 君实：司马光，字君实。
c 强聒（guō）：唠叨不休。
d 名实：古时两个相对的哲学范畴，名指形式，实指内容。《论语·子路》说：“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e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指侵夺官吏职权，制造事端，争夺百姓财利，拒绝接受谏议。王安石变法，设“制置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条例司”，“侵官”说的便是此项举措。
f 人主：这里指宋神宗赵顼。
g 壬（rèn）：佞，指巧言谄媚、不行正道。
h 盘庚之迁：指盘庚迁都。商朝原来建都奄（今山东曲阜），因常有水患，盘庚即位后，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一决定受到百姓、官吏、贵族的一致反对，盘庚先后作有三篇诰文，即《尚书·盘庚》（上中下），说服官民同意迁都，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i 胥（xū）怨：相怨，多指百姓对上的怨恨。
j 膏泽：本指滋润土壤的雨水，用以比喻施加恩惠。
k 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古时写信的客套语，向对方表达仰慕之情。不任，不胜。区区，形容诚恳真挚。
大意：
安石启：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认为与您交游往来，彼此亲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议论政事时，见解却常常不一致，应当是我们学术见解和政治方略多有差异的缘故。虽然想强作解说，但最终一定不会得到您的理解，因此只好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白。再三思量，承蒙您向来对我看重厚待，书信往来不可粗率冒失，因此我现在详细说明如此作为（施行新法）的原因，希望或许能得到您的谅解。
读书人所看重和争论的，尤其在于“名”“实”之辨。“名”和“实”一旦明辨，天下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清晰了。现在您来指教的，是认为我侵犯官员职权，凭空制造事端，敛财与民争利，拒绝劝谏批评，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而我则认为，接受皇上的旨意和命令，研究法令制度，在朝堂上讨论并加以修订，而后授命相关部门执行，这不是侵犯官员职权；推行先王实行过的政策，兴办于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业，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为国家管理财政，这不是为了搜刮钱财；摒弃荒谬错误的言论，拒斥奸佞之徒，这不是拒绝劝谏和批评。至于怨恨和诽谤众多，那是我早已预料到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士大夫们多数认为不需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取媚众人就可以了。皇上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考量反对者的多少，只想竭尽全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众多的反对者怎么会不气势汹汹地批评责难呢？商王盘庚迁都殷地时，老百姓全都埋怨，不仅是朝廷上的士大夫而已。但盘庚没有因为这些埋怨和反对改变迁都计划，是由于经过深思熟虑而后采取行动，正确的决策无所谓后悔的缘故。如果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很久，却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为百姓带来恩泽，那我知晓并承认错误；但如果说现在应当无所事事，墨守成规，那就不是我能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和您见面，想念仰慕之至。
【解析】
北宋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同列朝班，特相友善，时与吕公著（字晦叔）、韩维（字持国）并称“嘉祐四友”。然而，二人却因治国理念不同而逐渐疏远。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推行新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青苗、均输二法，统筹财政，不意受到士大夫坚决反对。熙宁三年，司马光连作三书以劝。第一书《与王介甫书》长达三千余字，责难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要求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便是对此书的回复。
《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的责难，从高处入手，论证变法的名正言顺，令指责不攻自破，并且批判了士大夫因循守旧的不良习气，表现了改革的决心与勇气。王安石称，变法乃“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之举：其制定法令的程序合理合法，先是“受命于人主”，而后“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再“授之于有司”。其目的则是“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为天下理财”。也正是因为变法为“度义而后动”的举措，所以致怨天下“而不见可悔”。除了正面的辩驳，王安石又宕开一笔，批判士大夫苟且终日，一味“守前所为”，对于这些人的指责，明确表示“非某之所敢知”，态度十分坚决。
王安石所表现出的果敢与担当，与《宋史·王安石传》中所说的“三不足”精神相辅相成，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激励当代人树立远大理想、勇于担当并坚定前行。
（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中华书局2016年10月出版。译者：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