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字埜秋，号潜斋，谥号文达。1847年四月初六生于长沙县大贤都张家大屋一书香世家。光绪十九年（1893）会试列二甲第六名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南书房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后做到清廷五部尚书。张百熙幼小门风家教极严，又经时代风云际会洗礼，更培育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张百熙曾在诗中自述：“予生属多难，盗贼弥乾坤。六龄遘干戈，蹙蹙湘水滨……”“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正是从小怀抱读书报国志向，兼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因此他后来从政生涯中，始终能关注民间疾苦，乐于忧患与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庚子赔款引发狂澜。诸多官民痛呈救国图存的方略，因而“练兵筹饷”“兴学育才”成为国人的共识。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诏日，“兴学育人，实为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任吏部尚書的张百熙被清廷推到管学大臣的风口浪尖。

制定学章，首倡人人入学

　　其时，正值维新与保守两派对峙，中西文化碰撞，科举新学交葛。此种背景下，张百熙上任，自当锐意破阻立新。张百熙反省大清积贫积弱，是我们的综合国力与列强差距太大;这种双方博弈最终又折射到全民的整体素质上。张百熙从源头上“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认为晚清国民教育存在许多痼疾。一是中国不多的高等学堂无统一的学制规定，政府没有可供操作的学章和制度制衡各地教学管理机构，使地方学院和私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清廷“学在官府”“学术官守”。二是灌输内容陈腐。西方高校开设“声、光、电、化、农、工、医、算”八科，大清莘莘学子还在死背八股文。三是教学体制割裂。从小学到中、青年取仕的全学程，实为绑架在科举上的应景式教育。
　　张百熙“细心考察、夙夜构思”，先期向朝廷上呈《钦定学堂章程》，并包括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钦定京师大学堂系列文本。但他苦心制定的首部学堂章程遭到保守派的抨击。从兴学初衷而言，清廷寄望培养一批效忠清政府的臣民“挽大清于将倾”，“且不使斯民开其知觉”。官员也多有异议，如刑部尚书荣庆就曾借中小学生课堂读经太少而极力干预。嗣后言官更是参奏诽谤。
　　因保守派力量占据操纵空间，又兼章程行文太过仓促，涉及内容不够宽泛，清廷又增派刑部尚书荣庆、大臣张之洞一道拟定新本。
　　第二年年初，《奏定学堂章程》成行。该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将学制划分为三段七级，共25～26年。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为5年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阶段，设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之后是大学堂。
　　该章程在后来运行中虽略有增删，但总体反映较好，且对近代教学规章均有积极影响。如新章程对学生品德全年稽察，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打分，第列等次，这就改变了一些人的不良恶习。原仕学馆招京都五品、外省八品官员就读，生员吃饭争上席，入夜下窑子、饮花酒、吸鸦片。最啼笑皆非的是早上晨练，教师要呼请某老爷出操，中间喊某大官人向左、向右转，后来，这些官老爷干脆让僮仆代操。而凡此种种恶习，在新章程执行之后几乎绝迹。此外章程凸显“三性”也为学界好评。所谓“三性”，即爱国性，强调明伦理爱国家为根基;资生性，即多开专项实业技能课程，培养学生谋生技艺;强迫性，规定凡国民7岁以上均入学，“除废残、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
　　癸卯学制自1904年开始逐步实行，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

　　张百熙作为管学大臣的首要职责，是总理恢复京师大学堂事宜。
　　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1900年，京师大学堂先遭义和团冲击，后被八国联军中的德、俄侵略军占为兵营，校舍、书籍、设备毁坏严重，被迫停办长达两年。
　　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为打造精英团队，他尽心礼聘学界名流。如聘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一度以“学浅年迈”坚不出山，张百熙穿着大礼服主动登门，为国内学子跪拜求师。湖南鸿儒张鹤龄也是通过他派人赤诚相邀，最终出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人士严复受聘担任译书局总办。又聘海内知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孙诒让、蔡元培等襄助教务，共倡新学。
　　对中外教习他都秉持“严为爱，宠为害”，如提出“不得借词宣讲宗教”，“禁洋药（鸦片）为鸩毒”等，且“凡聘用外国教员者，均应签署合同”。后来还专门设立一条，“学堂教员……均应列作职官”，“以时考核其功过而进退之”。而对于非教员一方过错引发纠葛，他均主动排解。医学馆的某日籍教员一次领学生上生物课解剖一只山羊，遭到慈禧派员严词申饬。外教一时吓得瑟瑟发抖，张百熙亲往求见慈禧，他说宰羊是培养学生临床动手能力，日后可抢救很多患者，正是考虑老佛爷的菩萨心肠，他才拦下没予奏报，现特请老佛爷圣裁治罪。经这样一说，慈禧不再发难。
　　但精通西学又熟洋务的人才毕竟太少，由此甚至带来一堆人事问题，如所聘外教，有的来自海关弃员，有的从教堂神职人员混迹进来，无执教经历，甚至还在授课期间兜售宗教。为净化风气，张百熙将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人全部解聘，丁鼓动美国公使康格向清廷施压。意大利某公使也坐等总理衙门安排意大利外教授课。张百熙顶住压力不为所动。这番义正辞严的拒聘，最终得到清廷理解。 　　为培养一批人才回京师大学堂派任自用，解决大学堂师资贫乏难题，张百熙上下周旋，力促清廷选派生员留洋，为此还曾与荣庆拍桌硬杠。1903年年底，张百熙亲自从大学堂速成科中选送31名学员到日本、16名学员赴西洋诸国留学，更以个人身份亲送至火车站挥手作别。
　　张百熙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也颇具新气象。他要求各科教习编写讲义时，侧重于前沿性、实用性。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研方向融汇，他专门委托朝廷命官，从国外购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13所高校的课程编排及教科书，以此作为大学堂编译教材的范本。
　　对传统国学教材的编纂，张百熙极度重视，他亲拟四条：“一日定宗旨，二日芟繁碎，三日通古今，四日求贯通。”此外，他还提出培养有用之才，必须精习有用之学。为此，他力主缩减经学课程的分量，增加西学科目的课时。如政科除经学、诸子、词章外，还调整增加了伦理、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文、算学、物理等课程比重。政科一周36课时，后来伦理、经学、诸子、词章总共仅占4课时。
　　完善配套设施，是张百熙经营京师大学堂的题中之义。以景山东街至沙滩后街一片，原内务府交给孙家鼎时校舍尚有340余间，仅一年多光景，德、俄军队占据学堂，厄运难逃，以至“丈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中间所有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其西北两边讲舍不足百间”。走马上任后，张百熙围着京师大学堂旧址不知走了多少圈，看校舍，访周边，谋拓址。最初他向慈禧、光绪递呈一份奏折，原想在京郊丰台周边圈上1000多亩土地，新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京师大学堂，因清廷财力不济作罢。
　　于是，张百熙等先在戊戌时期强学会原址成立“京师大学堂筹备所”，“顺带”将官书局附近的译书局奏请划入大学堂名下。并奏陈将属外务部的同文馆、国子监管辖的宗室学堂、八旗学堂“并人大学堂办理”，另将红楼一块14亩多的地“申建京师大学堂运动操场”。
　　经费的争取也颇费周折。先前沙俄修筑一条山海关直通海参崴的铁路，约定沙俄每年须支付清廷利银35万两，一直存于华俄道胜银行，到1902年已达500万两，张百熙请以此“拨充大学堂经费”，获准。1900年8月原京师大学堂奉旨停办，尚有余款也存于华俄道胜银行，他向户部多次软磨硬泡，這款也打到大学堂户头。张百熙提出京师大学堂难为历年给各省输送人才，最终清廷出面，“请饬下各省督抚、大省每年筹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当年拨解京师大学堂”。
　　此外，张百熙规划充实大学堂藏书，新建的藏书楼，书册竟比戊戌年前多出几倍。又派专人从各地按需购入仪器，并委托外国教习或出访的朝官及驻外使节购进批量仪器。
　　在张百熙的苦心经营下，京师大学堂一扫陈靡之风，尽显现代大学之气象。他也由此被认为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位奠基人”。

变革用人机制，终结科举

　　张百熙从小攻读经史，习八股文，又多次担任乡试主考等职，或许是浸淫太深，对八股文和科举之弊认识透彻。张百熙先期于《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就向清廷建议科举取仕应逐年递减。1904年元月，他再次牵头，和荣庆、张之洞联名向清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随后在国内外局势刺激之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也大为高涨。9月，清廷诏令正式停止科举考试。
　　由是，张百熙成于科考亦送走科考，一如他奉献大学堂也负谤于大学堂。
　　他曾对一众随其走进最高学府的门生，先期就打过一剂预防针：这学堂要是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
　　他后期在各学堂推行周末课休制，被指为“误人子弟、耽搁功名”。
　　他晚年参与大清吏治改革为编纂官制大臣，更没少得罪佞臣、贪吏。
　　1907年二月，张百熙负气受抑，重病谢世。
　　是历史选择了张百熙，成就了近代史上盛名中国大学之父，亦孰否？
　　还是张百熙改造了历史，谱写了教育史上新章留下现今一页，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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