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星的“水”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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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国星作为本期人物进入特别策划的视野,在于当区域间不同话语规则在冲撞中寻求共识、在共识中探索新语境的时候;当现阶段领导者依然有权决定城市命运、却茫然落子的时候;当一方主政者面对发展殊异而无动于衷、在“无过即是功”的训语上安枕入眠时候,有致力于“善利”为民、不争论、只争时者,值得笔墨。
  
  蒋国星在睢宁所走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
  
  不平坦不仅仅因为他是“苏南干部下苏北”,更在于“他的理念太超前了”。睢宁当地官员的评价是,“他做任何事都有办法”、“好像在他面前没有困难”,对于睢宁的施政团队而言,蒋国星是一位领跑者、传播者,有时候也是谈判人、救火员。睢宁人对于蒋国星两年来在睢宁治政的评价则是各异,有一片喝彩,也有议论纷纷。
  “个体户联名给我写过信,机关干部给我发过短信,老同志给我提过醒,都是出于对睢宁的关心,对我的爱护。”蒋国星提到这些显得平和。
  “温和是主流。总结起来,我与人交流,是一种谈心式的表达方式。”蒋国星自我评价,“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我讲话风格的话,应该是这么八个字:平实、温和、坚定、简洁。”
  对于睢宁,蒋国星的到来是一件幸事。或许睢宁的发展,从今年上半年各项指标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得更加清晰: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基本相当于2004年全年水平,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的增加分别高于GDP增幅17.5和21.5个百分点;全县落实招商引资项目321个,新引进县外资金20.14亿元,增长79.7%;在利用外资上新增协议注册外资1845万美元,增长3.6倍;规模以上投资14.8亿元,增长40.8%;高科技产业、IT产业、新材料、生物制剂新型业态落户睢宁;全县高效农业面积达到22万亩,8个投资千万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其项目投资是过去10年的总和。
  两年的努力,为睢宁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于数字,更多的是一股“活”气。2005年,睢宁“招商引资突破年”;2006年,睢宁“全面提升年”;2007“跨越发展年”;大局盘活、流通气象。2006年,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提出“睢宁效率”,提示睢宁发展的速度;2007年,睢宁战略上书写高度与深度。
  诚然,在中国现阶段,地方领导者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他选择何种政治哲学来构建个人话语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领导者与区域之间将催生何种化学作用。
  采訪之前,已耳闻蒋国星一手好字。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我们:“蒋书记爱书的‘上善若水’四字里,包含的是对老百姓的态度。”念兹在兹。
  
  涤荡:柔与劲
  
  “说实话,我是上网才了解到睢宁这个地方的。”蒋国星毫不讳言他在苏南任职期间对睢宁的一无所知。
  然而,这个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2005年元月7日到任,元月8日,句容党政代表团来睢宁拜访,两地官员坐下来面对面交流,蒋国星并没有用当天秘书为他准备妥当的稿子,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将句容与睢宁作了一个全面比较,从历史、区位,到资源、领导班子等等列出了两地的九大共同点。这九个共同点在蒋国星看来,是他对睢宁这个地方的朴素认知;在我们今天来看,是蒋国星在苏北赴任期间,苏南治政经验一脉相承之处;在当时睢宁这样一个“一提起来省领导就头疼”的地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领导者的成熟。蒋国星努力传达的对睢宁的诚意依然感人,现在有官员回忆起来:“书记从苏南到苏北,没有把睢宁看成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他是把睢宁看成是一个好地方!”
  事实上,睢宁在江苏省52个县里,当时综合实力排名倒数五六,人均GDP和一般预算收入指标倒数第二,睢宁的确落后,睢宁必须崛起。
  既然后进崛起,必然引发“何以后进”的疑问。
  “睢宁这个地方落后,主要是工业比重不高。”蒋国星点破。来睢宁报到的当天下午,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也来到睢宁。吃晚饭时,李源潮提出要求,“睢宁要从2005年初开始,用3~5年的努力,使财政收入翻一番,综合实力在全省的位置前进4~5位。”这个要求是对睢宁工业未来的期许,在江苏省委看来,蒋国星在句容后来居上的治政经验将成为睢宁发展的点金石。
  当时,一位老干部找到蒋国星,拉着蒋国星的手说:“蒋书记,你来了以后一定要把我们的工业抓好啊!”蒋国星笑道:“你看,老百姓讲话是讲到点子上的。”
  “睢宁的老百姓第一不满意工业,”蒋国星看得很明白,“要发展工业,在睢宁这个城市靠我们自身企业家发展工业是非常缓慢的,因此一定要靠招商引资。”
  40天的调研期间,第一站是开发区,当时开发区几乎形同虚设,“在名份上是黑的,没有经过省委、省政府审批,在项目上开发区没有项目,办公是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里。”睢宁县委办公室主任吕亚凯回忆当时的情况仍感慨万千。
  面对发展的劣势,蒋国星却表现得十分达观:“我们条件这么好,有土地,有资源,开发区同志思路清晰。”随即提出目标,“要争取三到五年的时间,把睢宁经济开发区建成睢宁的新城区,项目集中区,科技示范区,发展的先导区。”然后到了16个镇,每到一个镇,都以地方特色出言鼓励,提出“这个镇要当排头兵,那个镇要做第一方阵,那个要当后起之秀,那个要争第一,总之每个镇都有特色,都有希望,逐步明确发展方向。”吕亚凯点出:“其实调研过程实际上已经把‘后起之秀’的目标提出来了。”
  超脱于外的视野才可奢谈超越。此次调研,与其说是了解睢宁,不如说是让睢宁了解蒋国星。在看似平常的对话中,其实包含着他对未来发展战略的宣讲,也是对他今后在睢宁工作期间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一次传播。也就在这40天的调研中,定位出台,“加快富民强县、进位崛起步伐,争当江苏‘两个率先’后起之秀”。此定位既承上又启下,既务实又鼓舞,既有群众基础,又有干部基础,提出必然赢得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广大干部对我来到睢宁,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这个是主流。”蒋国星说得中肯,因为“睢宁这个地方落后太久了,想要致富的愿望太强烈了。”
  点评:当苏南话语遭遇苏北语境时,“谁被谁同化”是一个真问题。平衡不同语境中的话语规则不是运作也非行政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更多是一种日常实践。以“利发展”为念,以利人、以务实为本,民必感之,民必随之。
  
  融汇:通与达
  
  数年前,由于乡镇撤并,机关干部人浮于事情况严重。“老百姓一个不满意工业,一个不满意干部。”但是,蒋国星发现,“干部想干事、干成事的愿望十分强烈。”如今,睢宁在用人导向上已大为转变,提拔了一大批能招商、会招商的干部。与其他地方不同,睢宁机关实行5天工作制,每日要求工作时长仅6小时,但是“提前上班和推迟下班,以及加班加点的人很多。”吕亚凯指着渐暗天色映衬下的县委大楼告诉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睢宁县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蒋国星提出下半年工作措施上要做到“十个加快”,十个“快”字又不禁让人联想到“睢宁效率”。
  睢宁干部考核极为严格,这方面蒋国星显得很坚定,“我们除了综合考核,最重要还有专门的招商引资考核,一个是综合考核的排名,一个是招商引资的排名,还要和去年相比,实行动态考核。凡是综合考核后三名的集体诫免,凡是招商引资排名下降的,后三名实行集体诫免、通报批评。”
  由于用人导向和激励机制的变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氛围,大家都招商,领导干部带头招商。招商引资不仅取得成果,而且招商引资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
  发展中的另一难题是,当外界对某个地域形成固有印象时,对旧形象的破、立之“度”最难把握。如果从前的睢宁是以“民风不淳”而形于外,那么在今天产业梯度转移的黄金时期,这个形象很可能会成为睢宁发展史上的负累。
  《如何看待“睢人好讼”》一文正是出自蒋国星阐述的观点,以“好讼”来对抗所谓的“不安分”之说,将睢宁的地域气质理解为“讲正义、敢维权”,进一步是“懂法律、熟政策,有较强的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放在和谐唱主旋律的大背景下,蒋国星接着写道:“但是新时期仅仅好讼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引导为‘睢人好学’、‘睢人好干’、‘睢人好创’、‘睢人好客’和‘睢人好富’。”
  “接下来,我们开展了‘好学、好干、好创、好客、好富’的全民‘五好风尚’大讨论。”然而,思想解放并非孤岛一块,蒋国星说道,“而是把经济建设、招商引资与争创‘五好’有机地结合起来”,党员干部先行,人民群众助推,全民风气大转。
  柔胜刚强,教化一方。“五好风尚”大讨论,因其与实际紧密联合,在工作中、生活中得到落实,可谓揭开了睢宁真正的解放思想序幕。
  领导注重实干,民间懂得分忧。上海客商顾伟良是上海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在睢宁考察时,散步到一个售报亭,报亭主人王大妈了解到他是投资商之后,竟然自愿担任起“义务招商大使”,不仅向顾伟良介绍起睢宁良好的投资环境,当他表示想要一份当日的《今日睢宁》但已卖完的情况下,王大妈依然按照他留下的名片,在他回去之后将她所能找到的所有《今日睢宁》寄去上海,客商被睢宁人民的好客深深打动。
  点评:当官员能够现身说法,通过对普遍规则的以身作则的培育,通过感染力在干部和老百姓中间形成一种话语的公共性,那么老百姓与干部使用的话语规则将逐渐趋同,也只有通过对传统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积聚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达到真正的共识。在这种柔性基础之上,无论是发展,还是崛起,都会凝固人心,成为强大的内在源动力。
  
  传播:承与导
  
  “要让睢宁这个地方出名很难。”蒋国星坦言,“我现在在打造三条链,客商朋友链、新闻朋友链,还有工业产业链。这三条链条如果打造成功了,这个地方就发展了。”倏忽间,蒋国星又超前了一步。
  蒋国星曾经治政的句容便曾受惠于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2002年9月,香港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主持人、著名评论家杨锦麟先生来句容采访后,凤凰卫视节目中推介了他对句容的印象——“句容现象”。随后,全国各大强势媒体关注句容,进一步放大了“句容现象”的影响。
  2003年10月,光明日报社在北京举办了“句容现象”研讨会。期间,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及国内许多专家学者都多次来到句容,调研撰文。
  此外,由张国擎编写的《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句容现象”思考》长篇报告文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声势依然不减。
  句容城市形象极大提升,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
  “在两个地方当过书记更好,现在的决策,比在句容更加完善了。”完善表现之一即是蒋国星对待媒体的成熟度:“跟媒体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是跟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开阔了眼界,开拓了思路。”或许,他意识到的是一种城市营销的思路。
  城市也是产品,既表述现在,也直指过去、未来。下邳文化是历史遗产,应修旧如旧;儿童画文化是新兴文化,循创新更新;而精品路段的建设、留侯广场改建、儿童画活动中心改造,以及绕城公路及市区十条道路建设,则是完成文化承载的硬件。各居善位,各行其能,软硬件齐备,城市品位与城市价值提升,而睢宁的老百姓是最终获益者。
  推介睢宁,遵循的是城市营销家的思路。蒋国星的名片是睢宁县委宣传部部长赵李设计的,而睢宁城市名片则由蒋国星总揽设计。城市名片的头衔不在于数量,更关乎质感,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美学,包括它的材质、设计以及整体的精致度。睢宁的名片打造,向后看,有两汉文化、民间特色文化;向前看,有儿童画;原地看,有精品城市建设。素材不缺,盘活是关键。
  节点在哪里?媒体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蒋国星面对媒体时显得很诚恳:“对待所有记者,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揭露问题的,都要热情接待,因为他们都是来帮助你的,帮助你完善工作,应该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们应该客观介绍情况,就是专门来揭露问题,也要热情接待,客观反映。我相信,绝大多数记者队伍是可以体察到基层的苦衷的。”
  点评: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实际上标志一个地方政府的开放程度。舆论既可监督,也可宣传,原则都是以反映客观情况为重。以善意、合作的态度来对待媒体,既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也是地方行政成熟的表现。
  采访结束时,蒋国星递给记者的名片上,正面印着一幅儿童画《果林深处是我家》,这幅画获1984年芬兰第6届国际青少年画展金牌;背面是1991年日本第21届国际儿童画展金牌作品《龙门石窟》,这幅画于2006年4月被外交部长李肇星赠送给澳大利亚外长。显然,蒋国星的个人符号已经融入了睢宁的城市符号。
  今年6月,温家宝总理亲笔给睢宁小画童写了回信;10月中旬,第三届中国睢宁儿童画艺术节和第二届全国儿童画大赛颁奖仪式将要兴办,此外“同一首歌——走进睢宁”大型文艺晚會也正在筹备之中。
  睢宁,又要一番风生水起。
  孔子云:君子遇水则观。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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