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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落的儒教共同体文化、神国思想与神道信仰、水户学与“国学”思想学说等是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是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理论层面的体现，而实践层面具体表现为尊王倒幕运动。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尽管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却基于塑造日本民族精神、挽救大和民族的使命，仍然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
【关键词】日本早期民族主义 天皇制 幕藩体制 明治维新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来源
日本民族主义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正如日本学者会泽正志斋所言，“夫外寇与内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势也。”①“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境遇促使大和民族开始觉醒并迅速向内部凝聚，内聚力不断增强，使得对内要求统一、对外寻求独立的民族意识勃发。基于此，可以这样认为，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就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酝酿、萌发时期，因而从时间的界定上而言，主要指19世纪初日本面临“海防”危机至1868年明治维新的这段时间。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并非完整的思想体系或独居世外的意识形态。相反，其思想来源相当庞杂，是各种思想流派的混合杂糅，既吸纳各派思想之精华，又内藏各派思想之糟粕。
古典儒教共同体“风景不在”然影响犹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中国不仅辐射周边，而且影响海外，在东亚俨然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天朝上邦”的儒教共同体。古代日本亦是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之一。大化改新后，日本兴起了学习中华文化的高潮；在江户时代，儒教思想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我族”与“他者”的区分上，日本深受“华夷思想”、“华夷秩序”的浸染和熏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念，完成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超脱“中华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的窠臼，亦首次从“哲理层面赋予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以正当性”。②但随着武士政权的建立和律令制的废止，儒教共同体也渐次衰退，日本开始创建适合其自身的独立文化和制度体系。
在语言文化方面区分“我族”与“他者”的进程中，明确的“自他意识”日渐形成。即便对儒教学说进行解释的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被确定为官学意识形态，也未能扭转儒学共同体衰退的颓势，反而加速了其解体的步伐，使儒教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弱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儒教已经完全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比如日本中心主义的代表熊泽蕃山确立的神道思想仍以儒学概念为哲学基础；作为日本主义的奠基人山鹿素行也是以儒教的理论、概念为其立论依据的。山鹿素行强烈反对岛夷自居的民族自卑心态，极力强化大和民族的优越意识，这为大和民族认同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解说儒教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即便是作为朱子学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间观点仍不乏真知酌见。这些思想，虽然盛行于17世纪，却奠定了早期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天主教的侵袭促成了神国思想与神道信仰的结合。16世纪初，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大肆攻击日本神道，他们以西方科学的历史观斥责日本的“神道”传说信仰，认为神道开辟、神社祭祀、伟人信仰和天皇崇拜等，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偶像的迷信”，因而是极其幼稚，也是相当荒诞的。
天主教传教士对日本本土民族宗教—神道的攻击，使日本的“开明”知识阶层意识到，畅言神道必须在加强“排耶”的同时，大力发展并完善神道的理论体系。天主教来袭无疑是对日本民间神道的猛烈一击，刺激了近世初期日本“他者”意识的萌发，既推进了神国思想的迅速发展，又为其与民间神道结合提供了外部契机。
“水户学”、“国学”的兴起为日本早期民族主义提供了丰富养分。“水户学”在日本的发展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编史为主，提倡“大义名分”论，其出发点是为幕藩体制提供合法性论证。后期遂融儒家各派思想，积极干预政治，明确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其实质是维护幕藩体制，但客观上也对振奋大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学”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兴起，发展至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政治性氛围日渐浓厚。一方面，国学者将天皇与神道联系起来，主张民众对天皇政治的绝对服从，这种有意抬高天皇而贬低幕府的做法，实际上等于间接地否认了幕府体制的永恒性；另一方面，视日本为世界万国之母，极力向民众特别是町人阶级灌输大和民族优越意识，随心所欲地夸大本民族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催生了大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表现样态及其实践运动
鉴于“排耶”之需，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江户幕府发出了一系列锁国禁令，开始在全国推行锁国体制，但18世纪中后期，俄国势力膨胀继而侵入太平洋南下探险，给日本的锁国体制带来了有力冲击，随着外压的进一步加剧，国内民族矛盾更趋尖锐化，势有一触即发之感，在这种情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其中先知先觉阶层迅速觉醒，将日本民族主义由思想文化层面推向理论实践层面。
海防论。先觉者工藤平助认为，日本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而应当时刻关注俄国的动向，加强海上防御尤为急迫。他在《赤虾夷风说考》一书中写到：日本无视俄国南下，其结果“使堪察加人与虾夷地连成一气，则虾夷亦将接受俄国之命令，不再受我国之统治。如此则必后悔莫及也”。③在他看来，维护日本的利益，必须加强其对虾夷的统治。
不仅如此，洋学派代表林子平亦有类似看法，在其著述中明确地提出日本海防的重要性，海防论者切中实弊的言论，引起了幕府统治者一定程度的重视。1793年，松平定信采取了加强海防和吸收西方之“理”的新政可视为对海防论者的正面回应。海防论可以说是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第一步。
富国强兵论。就资源匮乏、物质贫瘠，矛盾横生、危机四起的岛国而言，加强海防、推进洋学显然不能真正减轻来自外部和发自内部的双重压力。经济是基础，是保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东方落后于西方的危境下，谋求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是解决危机的唯一之途，此外别无舍此求它之法。 正如本多利明所言“士农二民如此之艰难困穷，乃日本开国以来的第一次。今若不进行改革，等于招致其灾害。”④针对日本资源匮乏、物质贫瘠的实际情况，唯高扬重商主义、采借西方重商之法，以“航海运输贸易”为立国之根本，同时由国家垄断运输与贸易，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富裕而强盛。
尊王攘夷论。幕末时期，幕府权力明显势微，整个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幕府已经无力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统合，显然依靠幕府是难以应对对外危机的。万般无奈之下，长期“居于闲置”的天皇被推入政治领域，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的民族精神之象征和力量统合之基础。面对外敌无端侵扰，1846年朝廷下令加强海防，在日本历史上将其视为天皇问政的开端。
水户学的代表人物藤田幽谷在极力宣扬“正名分”的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思想，“盖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岂不伟哉！”⑤
将其理论化、体系化的任务是由会泽正志斋来完成的，其名著《国体》被誉为“尊王攘夷论的圣典之作，影响颇为深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中下层武士积极投身于“尊王攘夷”的实践运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幕府体制成为“尊王攘夷”推进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尊王攘夷”口号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853年“培里叩关”以后，“尊王攘夷”理论及实践运动出现分化，由“尊王攘夷”而“尊王讨幕”，由“开国攘夷”而“海外雄飞”，最后直逼幕府，演化发展为“倒幕”运动。
尊王倒幕运动。迫于“培里叩关”的压力，日本被迫与美国缔结亲善条约。继其之后，1854年俄国亦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该项无理要求。幕府为拖延时间也是转嫁“签约即卖国”的罪责，以需上报朝廷为由故意搪塞，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为天皇的复活闪开了一条道路，尊王运动在暗中悄然拉开。
西方列强的强力刺激促使日本的民族认同意识急速增强。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里斯来日要求通商；1858年2月与幕府商定了通商条约初步草案，只待天皇批准。与此同时，天皇为树立“朝廷威严”，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借此给幕府统治的正当性以狠狠一击，迫使苟言残喘的幕府奋起反抗。同时，萨长诸藩也在积极准备，他们在其各藩内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为倒幕运动集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萨长土等藩盟对幕府统治也是最大威胁。1869年6月，戊辰战争胜利，宣告了幕府统治的时代一去不返，从而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了条件，预示着日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政治功能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既先天发育不全，又后天调控乏力，因而裹挟着情绪化、非理性的因素，封建观念、排外色彩十分浓厚，皇权体制、擅权专政的倾向强烈，除“攘夷”的思想外再无充实的内容。然而，也应当承认，基于塑造民族精神、挽救大和民族的使命，日本早期民族主义仍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特点。第一，身份特权观念浓厚，政治一体意识淡薄。在德川体制下，身份等级限制相当严厉，各阶级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身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界线分明，统治阶级之间亦是如此。浓厚的身份特权观念影响是至深的、广泛的，甚至触及到武士和民众的内部，彼此身份等级化、固定化。从横向上说，幕藩割据体制使诸藩之间难有必要的沟通，以致彼此间的身份隔离更趋严格。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农工商群体与士族群体区隔开来而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作为统治的客体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民众通向政治生活的大门紧闭的体制下，他们缺乏对国家应有的关心和政治意识，更不可能有情感认同，进而形成高层次的国家或民族归属意识。即便因外压加剧而产生了超藩意识，也不过是武士阶级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广大民众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国际交往心理变态扭曲，缺乏平等、安全意识。受森严等级观念和现实外压的影响，日本人缺乏“平等待我”之心态对待世界万国。因而，日本对待西方文明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对待西方文明，如果不论良莠而一概拒之门外，那必然加速旧的统治秩序走向瓦解，导致崩溃，结果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也难以维系；反过来，如果采取积极姿态，大胆采借西方文明，就会导致传统体制的根本变革，乃至最终也可能彻底否定传统体制。或急进，或渐进。几经慎思，欲摆脱此悖论，桥本佐内等认为唯采“东洋道德，西洋艺学”之法，即是说在物质技术层面吸纳西洋文明之长，在思想文化方面借“仁义忠孝”等传统道德遏制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西洋先进思想学说。
第三，强烈的民族优越、“天下帝国”意识。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和西欧诸国对日本而言，仅是潜在的威胁，或者说是假想中的敌人。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诸国的探险和远航给日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在对中西、中日进行反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佐藤信渊、会泽正志斋和吉田松阴等人一方面积极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是无比优越的民族；另一方面极力鼓吹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天皇乃大地之元首。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完成“皇化万国”的使命，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实行“开发属地”的殖民制度，认为“侵犯他国，是乃国务”。通过向海外开拓疆土，最终实现“宇内混同”。清王朝的衰败，使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首选目标。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第一，凝聚民族意识、塑造民族精神。近世以前，日本列岛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领域国家群”，普通民众难以形成“我族”与“他者”的意识。即是说，政权结构的散沙状分布显然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促进了大和民族“自他意识”的勃发。而“参觐交代”的实施又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超藩的“日本人”意识。这种“我族”与“他者”的辨识意识与日本神国思想、神道信仰交织结合，“日本”整体想象为更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和认可。随着西洋外压加剧，先知觉士借机加大了文化同质性的宣染和“日本”整体想象的建构，促进了民众，更主要的是特权阶层的大和民族意识凝聚和“大和魂”、“武士道”等民族精神的塑造。 第二，调动民族情绪、动员民众力量。“大和魂”、神国与神道等共同文化是将大和族员连结为共同体的纽带。当然，仅有文化纽带还难以对民族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促成统一的集体行动。因而，实现民族力量凝聚，以何种形式调动民族情绪就显得尤其重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恰恰可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并为都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合作奠定基础。”⑥尽管日本早期民族主义还相当稚嫩，也缺乏厚实的群众基础，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却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担负着调动特权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武士的民族情绪、动员民族力量的政治功能。
第三，张扬民族自决、构建民族国家。日本“华夷秩序”、“华夷变态”的文化民族主义起源较早，而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应当说与西方诸国入侵所带来的外压不无干系。政治利益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而实现政治利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民族国家。19世纪初，继俄国之后，美英等国也对日本形成了直接威胁；19世纪50年代，列强诸国争相欲与日本签订亲善或通商条约的劣行激发了日本国内“抗压”的民族激情，一股“攘夷”势力以不及掩耳之势崛起并迅速向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集结，就连诸侯也在向朝廷靠拢。他们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强烈要求民族独立、自决，明确反对幕府损害民族利益的通商卖国做法。紧接着先前的“敬幕”力量也迅速发展为“倒幕”力量，站到了幕府力量的对立面，最终使“倒幕”运动演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以此为开端，日本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注释】
①[日]会泽正志斋：“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日本：岩波书店，1973年，第404页。
②[日]酒寄雅志：“华夷思想诸相”，《亚洲中的日本史V.自意识与相互理解》，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41页。
③[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④[日]本多利明：“西域物语（中）”，《日本思想大系44》，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第141页。
⑤[日]藤田幽谷：“正名论”，《日本思想大系44》，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第370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96～297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日本早期民族主义 天皇制 幕藩体制 明治维新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来源
日本民族主义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正如日本学者会泽正志斋所言，“夫外寇与内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势也。”①“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境遇促使大和民族开始觉醒并迅速向内部凝聚，内聚力不断增强，使得对内要求统一、对外寻求独立的民族意识勃发。基于此，可以这样认为，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就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酝酿、萌发时期，因而从时间的界定上而言，主要指19世纪初日本面临“海防”危机至1868年明治维新的这段时间。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并非完整的思想体系或独居世外的意识形态。相反，其思想来源相当庞杂，是各种思想流派的混合杂糅，既吸纳各派思想之精华，又内藏各派思想之糟粕。
古典儒教共同体“风景不在”然影响犹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中国不仅辐射周边，而且影响海外，在东亚俨然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天朝上邦”的儒教共同体。古代日本亦是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之一。大化改新后，日本兴起了学习中华文化的高潮；在江户时代，儒教思想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我族”与“他者”的区分上，日本深受“华夷思想”、“华夷秩序”的浸染和熏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念，完成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超脱“中华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的窠臼，亦首次从“哲理层面赋予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以正当性”。②但随着武士政权的建立和律令制的废止，儒教共同体也渐次衰退，日本开始创建适合其自身的独立文化和制度体系。
在语言文化方面区分“我族”与“他者”的进程中，明确的“自他意识”日渐形成。即便对儒教学说进行解释的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被确定为官学意识形态，也未能扭转儒学共同体衰退的颓势，反而加速了其解体的步伐，使儒教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弱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儒教已经完全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比如日本中心主义的代表熊泽蕃山确立的神道思想仍以儒学概念为哲学基础；作为日本主义的奠基人山鹿素行也是以儒教的理论、概念为其立论依据的。山鹿素行强烈反对岛夷自居的民族自卑心态，极力强化大和民族的优越意识，这为大和民族认同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解说儒教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即便是作为朱子学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间观点仍不乏真知酌见。这些思想，虽然盛行于17世纪，却奠定了早期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天主教的侵袭促成了神国思想与神道信仰的结合。16世纪初，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大肆攻击日本神道，他们以西方科学的历史观斥责日本的“神道”传说信仰，认为神道开辟、神社祭祀、伟人信仰和天皇崇拜等，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偶像的迷信”，因而是极其幼稚，也是相当荒诞的。
天主教传教士对日本本土民族宗教—神道的攻击，使日本的“开明”知识阶层意识到，畅言神道必须在加强“排耶”的同时，大力发展并完善神道的理论体系。天主教来袭无疑是对日本民间神道的猛烈一击，刺激了近世初期日本“他者”意识的萌发，既推进了神国思想的迅速发展，又为其与民间神道结合提供了外部契机。
“水户学”、“国学”的兴起为日本早期民族主义提供了丰富养分。“水户学”在日本的发展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编史为主，提倡“大义名分”论，其出发点是为幕藩体制提供合法性论证。后期遂融儒家各派思想，积极干预政治，明确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其实质是维护幕藩体制，但客观上也对振奋大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学”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兴起，发展至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政治性氛围日渐浓厚。一方面，国学者将天皇与神道联系起来，主张民众对天皇政治的绝对服从，这种有意抬高天皇而贬低幕府的做法，实际上等于间接地否认了幕府体制的永恒性；另一方面，视日本为世界万国之母，极力向民众特别是町人阶级灌输大和民族优越意识，随心所欲地夸大本民族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催生了大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表现样态及其实践运动
鉴于“排耶”之需，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江户幕府发出了一系列锁国禁令，开始在全国推行锁国体制，但18世纪中后期，俄国势力膨胀继而侵入太平洋南下探险，给日本的锁国体制带来了有力冲击，随着外压的进一步加剧，国内民族矛盾更趋尖锐化，势有一触即发之感，在这种情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其中先知先觉阶层迅速觉醒，将日本民族主义由思想文化层面推向理论实践层面。
海防论。先觉者工藤平助认为，日本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而应当时刻关注俄国的动向，加强海上防御尤为急迫。他在《赤虾夷风说考》一书中写到：日本无视俄国南下，其结果“使堪察加人与虾夷地连成一气，则虾夷亦将接受俄国之命令，不再受我国之统治。如此则必后悔莫及也”。③在他看来，维护日本的利益，必须加强其对虾夷的统治。
不仅如此，洋学派代表林子平亦有类似看法，在其著述中明确地提出日本海防的重要性，海防论者切中实弊的言论，引起了幕府统治者一定程度的重视。1793年，松平定信采取了加强海防和吸收西方之“理”的新政可视为对海防论者的正面回应。海防论可以说是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第一步。
富国强兵论。就资源匮乏、物质贫瘠，矛盾横生、危机四起的岛国而言，加强海防、推进洋学显然不能真正减轻来自外部和发自内部的双重压力。经济是基础，是保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东方落后于西方的危境下，谋求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是解决危机的唯一之途，此外别无舍此求它之法。 正如本多利明所言“士农二民如此之艰难困穷，乃日本开国以来的第一次。今若不进行改革，等于招致其灾害。”④针对日本资源匮乏、物质贫瘠的实际情况，唯高扬重商主义、采借西方重商之法，以“航海运输贸易”为立国之根本，同时由国家垄断运输与贸易，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富裕而强盛。
尊王攘夷论。幕末时期，幕府权力明显势微，整个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幕府已经无力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统合，显然依靠幕府是难以应对对外危机的。万般无奈之下，长期“居于闲置”的天皇被推入政治领域，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的民族精神之象征和力量统合之基础。面对外敌无端侵扰，1846年朝廷下令加强海防，在日本历史上将其视为天皇问政的开端。
水户学的代表人物藤田幽谷在极力宣扬“正名分”的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思想，“盖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岂不伟哉！”⑤
将其理论化、体系化的任务是由会泽正志斋来完成的，其名著《国体》被誉为“尊王攘夷论的圣典之作，影响颇为深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中下层武士积极投身于“尊王攘夷”的实践运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幕府体制成为“尊王攘夷”推进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尊王攘夷”口号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853年“培里叩关”以后，“尊王攘夷”理论及实践运动出现分化，由“尊王攘夷”而“尊王讨幕”，由“开国攘夷”而“海外雄飞”，最后直逼幕府，演化发展为“倒幕”运动。
尊王倒幕运动。迫于“培里叩关”的压力，日本被迫与美国缔结亲善条约。继其之后，1854年俄国亦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该项无理要求。幕府为拖延时间也是转嫁“签约即卖国”的罪责，以需上报朝廷为由故意搪塞，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为天皇的复活闪开了一条道路，尊王运动在暗中悄然拉开。
西方列强的强力刺激促使日本的民族认同意识急速增强。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里斯来日要求通商；1858年2月与幕府商定了通商条约初步草案，只待天皇批准。与此同时，天皇为树立“朝廷威严”，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借此给幕府统治的正当性以狠狠一击，迫使苟言残喘的幕府奋起反抗。同时，萨长诸藩也在积极准备，他们在其各藩内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为倒幕运动集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萨长土等藩盟对幕府统治也是最大威胁。1869年6月，戊辰战争胜利，宣告了幕府统治的时代一去不返，从而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了条件，预示着日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政治功能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既先天发育不全，又后天调控乏力，因而裹挟着情绪化、非理性的因素，封建观念、排外色彩十分浓厚，皇权体制、擅权专政的倾向强烈，除“攘夷”的思想外再无充实的内容。然而，也应当承认，基于塑造民族精神、挽救大和民族的使命，日本早期民族主义仍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特点。第一，身份特权观念浓厚，政治一体意识淡薄。在德川体制下，身份等级限制相当严厉，各阶级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身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界线分明，统治阶级之间亦是如此。浓厚的身份特权观念影响是至深的、广泛的，甚至触及到武士和民众的内部，彼此身份等级化、固定化。从横向上说，幕藩割据体制使诸藩之间难有必要的沟通，以致彼此间的身份隔离更趋严格。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农工商群体与士族群体区隔开来而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作为统治的客体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民众通向政治生活的大门紧闭的体制下，他们缺乏对国家应有的关心和政治意识，更不可能有情感认同，进而形成高层次的国家或民族归属意识。即便因外压加剧而产生了超藩意识，也不过是武士阶级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广大民众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国际交往心理变态扭曲，缺乏平等、安全意识。受森严等级观念和现实外压的影响，日本人缺乏“平等待我”之心态对待世界万国。因而，日本对待西方文明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对待西方文明，如果不论良莠而一概拒之门外，那必然加速旧的统治秩序走向瓦解，导致崩溃，结果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也难以维系；反过来，如果采取积极姿态，大胆采借西方文明，就会导致传统体制的根本变革，乃至最终也可能彻底否定传统体制。或急进，或渐进。几经慎思，欲摆脱此悖论，桥本佐内等认为唯采“东洋道德，西洋艺学”之法，即是说在物质技术层面吸纳西洋文明之长，在思想文化方面借“仁义忠孝”等传统道德遏制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西洋先进思想学说。
第三，强烈的民族优越、“天下帝国”意识。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和西欧诸国对日本而言，仅是潜在的威胁，或者说是假想中的敌人。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诸国的探险和远航给日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在对中西、中日进行反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佐藤信渊、会泽正志斋和吉田松阴等人一方面积极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是无比优越的民族；另一方面极力鼓吹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天皇乃大地之元首。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完成“皇化万国”的使命，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实行“开发属地”的殖民制度，认为“侵犯他国，是乃国务”。通过向海外开拓疆土，最终实现“宇内混同”。清王朝的衰败，使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首选目标。
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第一，凝聚民族意识、塑造民族精神。近世以前，日本列岛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领域国家群”，普通民众难以形成“我族”与“他者”的意识。即是说，政权结构的散沙状分布显然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促进了大和民族“自他意识”的勃发。而“参觐交代”的实施又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超藩的“日本人”意识。这种“我族”与“他者”的辨识意识与日本神国思想、神道信仰交织结合，“日本”整体想象为更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和认可。随着西洋外压加剧，先知觉士借机加大了文化同质性的宣染和“日本”整体想象的建构，促进了民众，更主要的是特权阶层的大和民族意识凝聚和“大和魂”、“武士道”等民族精神的塑造。 第二，调动民族情绪、动员民众力量。“大和魂”、神国与神道等共同文化是将大和族员连结为共同体的纽带。当然，仅有文化纽带还难以对民族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促成统一的集体行动。因而，实现民族力量凝聚，以何种形式调动民族情绪就显得尤其重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恰恰可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并为都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合作奠定基础。”⑥尽管日本早期民族主义还相当稚嫩，也缺乏厚实的群众基础，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却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担负着调动特权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武士的民族情绪、动员民族力量的政治功能。
第三，张扬民族自决、构建民族国家。日本“华夷秩序”、“华夷变态”的文化民族主义起源较早，而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应当说与西方诸国入侵所带来的外压不无干系。政治利益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而实现政治利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民族国家。19世纪初，继俄国之后，美英等国也对日本形成了直接威胁；19世纪50年代，列强诸国争相欲与日本签订亲善或通商条约的劣行激发了日本国内“抗压”的民族激情，一股“攘夷”势力以不及掩耳之势崛起并迅速向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集结，就连诸侯也在向朝廷靠拢。他们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强烈要求民族独立、自决，明确反对幕府损害民族利益的通商卖国做法。紧接着先前的“敬幕”力量也迅速发展为“倒幕”力量，站到了幕府力量的对立面，最终使“倒幕”运动演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以此为开端，日本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注释】
①[日]会泽正志斋：“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日本：岩波书店，1973年，第404页。
②[日]酒寄雅志：“华夷思想诸相”，《亚洲中的日本史V.自意识与相互理解》，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41页。
③[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④[日]本多利明：“西域物语（中）”，《日本思想大系44》，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第141页。
⑤[日]藤田幽谷：“正名论”，《日本思想大系44》，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第370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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