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回苏州，与家人一起去饭店吃饭。我需要餐巾纸，招呼服务员，称她“小姐”。我妹妹说，现在不这么称呼了，你叫她小姐，她要生气的。我问为何，我妹妹说，“小姐”会让人有“不正经女子”的联想。我问那该怎么称呼。我妹妹说，现在都叫“美女”。但是，我还是叫不出口，总觉得用“美女”称呼招待员听上去太轻浮。这令我想起网络称呼语“亲”，有人研究说，这是从韩语来的，原意是“朋友”。朋友就说朋友吧，为什么非要叫“亲”呢？“亲”听上去轻浮，在不相熟的异性之间这么叫，听上去会不会像是性骚扰？
　　有人会认为，这类称呼都是日常语言的时尚和新潮，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不这么看。一个时代的称呼与人们的“身份”观念和“面目”意识密切相关。对每个社会个体来说，“身份”关乎的是“我是谁”，“面目”关乎的是“（我希望）别人如何看我”。每当社会发生剧烈而混乱的大变化时，许许多多人都会调整和更新自己的身份和面目，以适应新的环境。与身份和面目有关的称呼语便会随之有所反应。称呼语是一个时代“新语言”最表层的显现，也是最先被学会的部分。
　　文化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在《撕掉面具：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身份和面目》一书里，讨论到上个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两次历史剧变为俄罗斯人带来的身份和面目危机。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整个社会开始学说“苏维埃语言”。这是一套与旧俄时代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一夜间学会用“同志”来相互称呼。“老爷”“太太”“小姐”成了政治不正确的“资产阶级”称呼。解放后的中国与此非常相像。
　　“蘇维埃语言”的身份词汇：贫农、富农、工人、无产阶级等等，为每个人定制了“阶级成分”的身份面具。身份和面目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人人都争着向“好成分”靠拢，唯恐把自己的出身说得不够穷、不够苦。富有出身的人伪装穷出身，一旦“真面目”遭到揭发，必有严重的“政治后果”。
　　可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又一次社会巨变。“苏维埃语言”一下子消失了，以前说自己出身贫农的有的突然找到了富贵、显赫的先人，以前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有的也一下子成了积聚金钱和财富的时代先锋。社会身份的高低和贵贱全都重新洗牌，人们开始为自己打造全新的面目，开始玩一种与苏联时代完全不同的游戏。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受到巨大冲击，用菲茨帕特里克的话来说，“从最深层的价值观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称呼”没有不被波及的。人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在俄国，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称呼一个陌生人，五次中有四次你可能会冒犯他。”
　　1993年，俄罗斯公共意见研究中心做了一项调查，20%的人认为，苏联时代的“同志”是最为自然的称呼；另一端是，大约有20%的人赞成回到革命前，重新使用西方式称呼“先生”、“太太”，或使用俄罗斯东正教的“兄弟”“姐妹”（有些类似中国的“大哥”“大姐”）；其余的人则赞成用“朋友”“公民”，或者承认自己不知道究竟该用什么称呼是好。
　　调查还发现，50岁以上年龄层的大多数赞成用“同志”的称呼，而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则赞成用“先生”和“太太”。“过渡时期，单单语言欠缺就已经使人们变得更容易生气发火了。”
　　“文革”结束至今，中国社会的“过渡时期”已经延续了38年，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碰到陌生人该用怎样的称呼还是相当困惑。“文革”时的“同志”、“师傅”还有各种职位尊称（某厂长、书记、校长、科长、处长）还在普遍运用。解放前的称呼被重新启用（先生、太太、小姐），但听起来毕竟不是以前的意味。“老师”的称呼似乎普遍了许多，只要有点年纪的，几乎谁都可以称老师，跟是否以教书为职业完全没了关系。当然，更时髦、更体面、更有身份的称呼恐怕还是“老板”“某总”，这种称呼似乎透着一种令人飘飘然的财大气粗和强势权威。曾几何时，在讲究“阶级成分”（身份）和“政治表现”（面目）的“文革”的时代，谁敢承受这样的称呼？
　　称呼的变化体现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称呼因此也就成为对人际关系尊重程度的一种测试。如何称呼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都应该以庄敬自重和相互尊重（尊重不等于谄媚）为原则，既如此，我们也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那些可能让人生气、不爽、摸不着头脑，或轻浮、不尊重、语带讽刺的称呼。如有违于此，称呼再时尚、新潮，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