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对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时期是情有独钟的。这是批评家休·肯那（Hugh Kenner）笔下的“庞德时代”（Pound Era）。庞德被艾略特尊称为“更高明的艺术家”，他标志的是美国作家逃离“一战”以后来到欧洲，撷取非西方文学艺术精粹融入英文，从而谱写出崇高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时代。“二十年代后没有文学事件”是美国人文学界一个老派而顽固的看法，而现代主义也仍然是英文博士生趋之若鹜的领域。然而，二○○九年出版的著作《体系时代》（Program Era）却逆流而行，把现代主义之后的美国文学作为自成体系的一系列作品拿出来解读，并明确提出“大师不是变得稀有，反是更多了”的观点。作者马克·麦克格尔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英文系任教，他认为，三十年代以来，文学创造力的培养形成了一个机制，固然有钳制和规范个性的作用，但也给做文学梦的年轻美国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文学生产的过程更为系统化，与学院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但这与当代文学的伟大并行不悖。写正在发生的文学史是不容易的，然斯人斯事墓木未拱，也给了作者一些便利，麦克格尔选择了不少当红和不被重视的作家，趁他们的作品生平尚未湮没之际，来诉说一个晚近文坛谱系浮动变化的故事。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批评”（New Criticism） 兴起以来，文学批评在学院里站稳了脚跟。同时，哈佛的“四七戏剧工作坊”开创了在学院内讨论文学创作的先河，不久，随着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成功，创意写作训练的理念在全美推广开来，“二战”之后逐渐固定为一个体系，使作家“从学院来又回归学院”的模式普遍化。如果说文学批评的学院化拉大了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距离，那么文学创作的学院化又缩小了这种距离。故此，虽然英文系和创意写作项目相互很少沟通，思路完全不一样，但毕竟都以学院为依托，都越发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旦有了体系就有了定规，有了圈子，有了这些东西所带来的情感和利益纠葛。体系性是两者都摆脱不了的后现代转向。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体系时代”可能是对于著作的英文原名 Program Era 最贴切的翻译。
　　体系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有许多具体的交叉点。美国中学和大学的英文教学侧重阅读原著，所以不少美国当代文学作品都以适于在本科和研究生课堂里被讲授为目标之一。这是除了获文学奖或者被重要文化人士挑选为读书俱乐部阅读书目以外确保影响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大作家托马斯·品钦在一九七四年同时发表了两部作品：短小轻盈五脏俱全的《拍卖第四十九号》（Crying of Lot 49）和恢宏恣意繁冗无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如果没有适合作为课本阅读的前者，品钦的才华估计大多数美国本科生都不能消受，命运可能会和怪才威廉·加斯（William Gass）相埒，只能放在文学博物馆里被缅怀，进不了活的文学史。同样的，如果一个作家被重要批评家贬斥，那也会隐性地被大学课堂封杀。印度裔移民作家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被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指斥为可怜的归化文学，在文坛的生命力就岌岌可危。当然，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过程从来不只是个人才华的天然结晶，背后都有学院和出版网络的作用。沙翁的传奇有赖于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中年以后在伦敦等地的讲演，说的内容后来结集成册。丁尼生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期间深受济慈影响，成了桂冠诗人以后就把十九世纪最伟大诗人的桂冠献给了后者。三十年代艾略特任 Fa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