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亲戚跟我说，十一月份的时候他想订一桌年夜饭，结果跑遍了全市几家大酒店都没有订到，他听酒店的老板们说，半年前就有人开始预订年夜饭了，现在才来订，已经慢了好几拍。
　　我知道年夜饭挺火，却想不到吃餐饭竟成了如此大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偏要到酒店去吃年夜饭呢？他说很多人都这样，他也想尝试尝试。我的亲戚只是为了尝鲜，而更多的人跑到酒店去吃年夜饭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做呢？为什么非要到酒店里去？难道自己不会做？还是自己做不好？还是自己不想做？还是图个热闹？还是别的原因？
　　也许各种原因都掺杂在一起吧，我没有在酒店里吃过年夜饭，不知道是啥滋味。我单知道，西方人过年圣诞节，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跑到酒店里吃饱喝足以后再去商场里疯狂购物，而是呆在家里温馨幸福地与家人共享圣诞大餐。
　　本来嘛，“大年三十吃一顿，正月初一穿一身”，这穿的是新衣，吃的就是年夜饭。一家人无论平时分散在天涯海角，都要不远万里赶回家过除夕，一起动手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好好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团圆饭”，体味亲情，辞旧迎新，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据说，在古代的中国，一些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这顿饭对国人是何等的重要！这么一个非同小可的家宴，不是在家里举行，跑到外面去吃，味就变了。
　　其实，现在过年早就变了味，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现在过年没有“年味”，没劲。什么叫有“年味”？在我看来，“年味”就是过年时尊重沿袭过年本该有的传统习俗，即各式各样的仪式和礼节，这些仪式和礼节有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构成了过年文化底色。比如喝腊八粥、祭灶神、扫尘、拜年、畅饮欢宴、放爆竹等，都各有各的文化含义，又比如祭祖、饮屠苏酒，吃饺子、跳灶王、挂桃符、贴门神、熬年守岁等，也各有各的讲究。一旦这些必要的仪式和礼节被消解了，过年就丧失了原本色彩，也就缺少了“年味”。
　　“年味”被谁偷偷“偷”走了？回顾一下历史，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答案。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化春节”，在大年三十或奋战于工地，或吃忆苦饭，或学习毛选，过年也被高度政治化着；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人们吃着饺子看春晚，旧民俗变成“新民俗”；90年代中期以来，连稍显“年味”的放鞭也被禁了，过年也“黄金周”起来，年夜饭的餐桌也从家里“搬”到饭馆里。从这个极粗的线条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年包含的传统习俗被不断地抽离和抛弃（既有社会的，也有政治的原因），旧历的年底毕竟不再最像旧时的年底，“年味”就在这“移风易俗”之中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
　　现在，很多人对过年所包含的传统习俗孤陋寡闻起来，不懂得过年的真正含义，有什么表现形式，有什么仪式或礼节，在他们看来，过年无非是吃吃喝喝，除了吃喝好像无事可做，只好打牌搓麻，旅游观光。当过年被简化成吃喝，哪里还有什么“年味”可言！当过年被抽象成一顿饭，又何必非在家里吃不可！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逝去的“年味”招魂，为一顿饭而扼腕叹息。没有必要如此悲观，存在是合理的，逝去也是合理的。文化不是凝固的东西，节日也不可能一陈不变。把年夜饭的餐桌“搬”到酒店里，是时过境迁的结果。如果说前人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的时候吃顿好饭，穿件新衣的话，那么现代人“天天都在过年”，天天吃好的穿好的；如果说前人被万水千山阻隔，就盼着佳节与家人团聚，那么现代人可以随时“连线”，甚至飞越重洋。无论从物质到精神，还是从时间到空间，此时的年已非彼时的年，此时的团圆饭已非彼时的团圆饭。
　　一顿饭的流变，就这样和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个人和家庭不断社会化的结果之一。在农业社会里，什么都可以自给自足，可是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旦离开他人和社会，几乎寸步难行。当社会化渗透进家庭，家庭的很多事务被社会所分担，人们就可以从家庭事务中不断解放出来，去干自己更适合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可以请保姆完成，甚至连家庭教育都可以社会化，一顿年夜饭交给社会去完成又算得了什么！
　　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一个家庭主妇或是煮夫，厨艺如何了得，恐怕也比不上大饭馆里的厨师，能弄出满汉全席的佳肴。何况，在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劳累了一年，年终的时候翘起二郎腿享受“最后的晚餐”真是再适合不过的事。说不准，大家在酒店里吃年夜饭还可以找到“普天同庆”的热闹呢。
　　文章写到这里，我竟也生起要去订一桌年夜饭的冲动，不过看到我的亲戚的遭遇，怕是没有希望了。那好吧，就把这个理想留待明年去实现，如果明年这顿饭的命运没有大的变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