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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身体为实践对象的中华武术，其习练过程对习武者的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习武者的认知能力对于武术的习练也有着重要的反作用。本文首先从经验心对超验心的遮蔽、人之感知对现象世界真相的遮蔽、人之语言对于所感知信息的遮蔽三个方面论述了影响认知的因素。然后从这三个维度分析了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与遮蔽以及认知对习武的助益与阻碍。最后得出结论：习武与认知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习武者所修为的，乃是古人所讲的“知行合一”的功夫。
【关键词】习武；认知；遮蔽；互动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人们追求技击、健身、修心、审美等多元价值的一种实践方式。不可否认的是，习练武术的过程对习武者的认知能力和认识境界有着密切影响；反过来讲，习武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认识境界对武术习练活动本身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所讲的习武，乃是指传统武术的习练而言；本文所讲的认知，主要是指作为习武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思维意识层面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的认知潜力的最大开发状态，亦即人之本心所具有的根本智慧。探究习武与认知的双向互动，不仅有助于理解习武活动本身何以影响人的认识能力，而且能够解释人原有之认识能力何以左右武术习练活动本身。在对习武与认知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影响人类认知的主要因素作一分析。
1影响人类认知的因素
概而言之，影响人类认知的因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1从经验到超验
从哲学上讲，人类在经验世界里所进行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以现象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而各种作为人之认识和改造对象的现象，则只是 “超验性主体”所呈现出来的可被人类经验的部分而已。
经验，是主客二分思维下主体对于现象世界的感知与体验；超验，乃是与道合一境况下主体所具有的超越于普通经验的根本智慧。就经验、超验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而言，世间所有能被人所经验并进而认知到的现象都是超验性主体所呈现出来的，而非这一超验性主体本身。中华文化中喜欢将这一超验性主体称为“道”，如何去除经验世界中“现象”对“道”这一超验性主体的遮蔽作用，让“道”这一根本存在得以显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最高命题，也是包括武术家在内的各类实践者提升自我认知最大潜能的基本思路。人类在提升认知能力、达到认知潜力的最大状态方面，有两种思路可以遵循，“即由经验心向内展开的直接以消除经验心为手段来彰显超验心的专门性修炼和在建构经验心、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再超越经验心、消除经验心的生活性修炼〔1〕。”历史上的一些武术家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突破其认知局限，在不断的武术实践中证得大道，从而达到较高的武学造诣和认知境界。
12从现象到感知
既然我们都生活在超验性主体所投射出的一个由“现象”所构成的世界里，那么，我们运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应该是可以认知这个现象世界的。然而，人的感知能力却又是有限制的，这就注定我们对于这个现象世界的认知，也是不充分、不确切的。例如，人类的听力、视力、嗅觉等官能，与自然界的许多动物相比都是相形见绌的，所以这个现象世界里的一些声音、色彩、气味等是不能够被人类充分感知到的。
生理的局限性对认知的影响是易于理解的，而心理的局限对于认知的影响往往易被世人所忽视。对此，庄子借连叔之口说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智亦有之。”〔2〕庄子认为，像“盲聋”这样的缺陷不单单是形骸才会有的，“知”（智）的层面也会有“盲聋”。人的脾气秉性、对既有知识和认知方式的执着，都会影响到对现象世界真实、充分、完整的认知。
人类感官和心智偏见的局限性，使得人对于现象世界的认知也是不充分的。习武者的武术实践以及其认知能力的发展，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两方面的影响。而要去除包括习武者在内的人类感知能力之局限性对认知潜力的阻碍，一方面要“以心视而不以目视，循耳目而内通于心”，尽量不被自身感官能力之限所束缚；另一方面则要去除“我执”，不带主观成见地洞察世间万物。
13从感知到言辞
就人类所能感知到的那部分内容而言，要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需要借助语言的媒介作用，而语言本身虽然能够表征感知内容，却并非感知内容本身。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3〕。语言是一切交流的基础，然而语言产生以后，语言对于万物的代替作用逐渐被人类所遗忘，从而充当了万物本身的角色。这就像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价值，而只是价值的替代符号而已。
人所感知到的内容是未表达之时的完整语意，也是语言学上所说的“所指”，而语言这一替代性符号系统则是“能指”。在“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人类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所表达的又永远不可能是表达者的完整、真实的本意，这就是语言本身的二重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既澄明又遮蔽”的东西〔4〕。
为了克服语言对人所感知到并意欲表达的本意的遮蔽作用，中国古人在语言的使用上有着鲜明的“意象”特征。从“言外之意”和“象外之音”中体悟出言者的本意，成为领悟禅宗、文学、艺术、武术等内容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巧妙地使用语言，同时又尽量克服语言对“真意”的遮蔽，成为包括习武者在内的实践者提高实践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基本思路。
2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与遮蔽
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然而习武作为一种以自我身体为实践对象的活动，其所展开的乃是人类认知的根本命题，即对人自己的认知。人也只有在对自己有所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认知客观世界。然而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也并非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常常会遮蔽人对真理的认知。
21习武对认知的开发
人之认知能力的发展赖以实践活动，以身体为实践对象的习武者自然能够通过对武术的躬身践履来开发自己的认知潜能。六祖慧能曾说过：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在过去，大量没有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武术家照样练出绝世武功，个人的修养和认知境界也高于常人，比如民国时期李存义的徒弟之一唐维禄是不识字的农民，商式形意拳大师商长锁曾经只是卖烧饼的小贩。那么，习武对认知的开发是如何实现的呢？前文分析了影响认知的三个主要方面，不妨仍从这三个角度对习武开发认知的机理进行阐述。 首先，语言的使用对于认知具有一定的遮蔽作用，而武术的身体实践性使其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超越语言的表意局限，使习武者能够感知到语言所无法表述的真实。虽然武术的完整习练过程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诸如拳谱、拳谚以及师父的口授等仍然属于语言的运用，但是习练武术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朦胧的、感性的、微妙的身心体验，属于难以言表之“此中真意”。即便是对于语言的使用，武术家们所采用的也是注重整体体悟的表述策略，诸如“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站如松，立如鸡，转如轮，折如弓，快如风，缓如鹰，轻如叶，重如铁”之类的意象化表述，并不妨碍习武者的整体感悟。习武的这种体悟特性使其能够超越建立在语言概念基础之上的逻辑思维的认知局限，从而进入一个体万物而不遗的自由境界。
其次，从人类身体和心理的感知局限性而言，习武亦有其独特的超越方法。传统武术技击功用的实现是建立在自我身体机能和心理素质改善的基础之上的。武术的习练过程，势必提高习武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官能，习武所练就的这种感知的敏感，与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人相比，自然能够扩大其认知现象世界时的领域和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习武还能因为身体机能的改变而改变习武者的精神气质，有时甚至是心性的质的改观。比如，形意名家耿诚信先生在练形意明劲阶段时，“自觉周身之气质，腹内之性情，与前大不相同，回思昔年所做之事，对于人所发之性情言语，时时心中甚觉愧悔”，习练暗劲时“每见同道之人，无不相合，遇有技术在我之上者，亦无不称扬之”，及至练习化劲，“自此方无有彼此之分，门户之见。”〔5〕李仲轩先生在口述其习武见闻时讲道：“以前老辈拳师不识字，可气质高雅，很有涵养，因为形意拳是内家拳，不但改造人体还改造心志。”〔6〕“唐师不识字，生活范围窄，但一谈起拳来，也是天南地北的，令人感到很奇怪。”〔6〕可以肯定的是，习武对人之气质和心性的这种改变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乃至从根本上破除执着心、分别心，进而变换习武者看待万事万物的视角和“心量”，由此极大地提升习武者的认知境界。
再次，从超越经验心、彰显超验心方面来看，通过习武变化气质从而提升认知能力尚属于人在现象世界中对“经验心”的丰富和提升的领域；而从根本上破除“我执”和“分别心”，使习武者无为而无不为的本心得以显露，已属于“超验心” 之彰显的范畴。对此，乔凤杰先生在其《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有着深刻而系统的剖析。习武者通过对武术各种功法、技法的反复锤炼，是在构建自己的经验之心，这个过程也是习武者认知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在“经验心”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再通过“无化”的心法消除“经验心”，使“超验心”得以显露，习武者才能“道近乎技”，此时的实践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最大潜能才能够得以彰显。
22习武对认知的遮蔽
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为世人皆知，而习武对认知的遮蔽作用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从根本上讲，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在帮助实践者丰富经验心，提升认知能力的同时，都会因为对已知经验的固有执着而影响此经验心的继续构建，也就对人的认知进步产生难以避免的遮蔽作用。武术作为众多实践方式中的一种，当然也毫不例外。
习武活动遮蔽认知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拘泥于语言文字者，则对拳谱、拳谚、口诀、歌诀奉若至宝，对其做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然后刻舟求剑式地往自己身上去找“先人的感受”，殊不知这些拳学语言大多为个人感悟，是必须考虑到创立者的个体实际情况的，比如其身材体型、性情脾气、文化程度、传承脉络、体悟环境、所处年代、生活阅历等，皆能影响到这些拳学语言的表述方式。有些习武者执着于某一门派、某一宗师、某一风格、某一招法、某一练法、某一感受等，强行将这些具有个体化特征的表达方式与其创立者的实际情形割裂开来，仅仅从表面上对这些表达做一模仿，便掩耳盗铃地认为已经获得了拳学真谛，这样的习武者往往经受不住实战的考验。李小龙说：“许多武术家照搬套路，做出机械反应，而不能适应实战的情形。他们不再‘倾听’实战情形，而是‘背诵’实战情形。”〔7〕他还认为，“一旦接受了被人强加给自己的固定套路或招式，一个人就不能充分表现自己。”〔7〕可见，对所练武术的过度执着，势必把部分当做整体，把特殊当做一般，把形式当做内容，从而遮蔽了习武者的认知能力。
要从根本上不受这种遮蔽作用的影响，使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得以发挥，就必须破除对武术语言的执着，透过武术语言的表象去体悟其言外之意；破除对个别练拳时感受的执着，对这些所谓练拳感受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弄清拳理，不被一时之习武感受所羁绊；破除对固有的习武经验的执着，清空自己，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唯有如此才能使自我之经验心无限丰富，最终通达超验之境地，使认知能力达到最高境界。
3认知对习武的助益与阻碍
习武对认知具有开发作用，同时还常常遮蔽习武者对真理的认知。反过来讲，一定的认知基础，对于武术的习练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可是，带有主观偏见的片面认知对习武活动的阻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31 认知对习武的助益
习练武术总要有一定的认知经验做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习武者能更快、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之技艺。
首先，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能够对语言有更好的领悟力，更容易过滤掉语言本身对其背后“真意”的遮蔽作用，从而领悟武学的窍要。据说形意拳大师尚云祥总是要求徒弟多读书，说文化人学拳快，一个练武的要比一个书生还文质彬彬，才是真练武的，“一天到晚只知剑拔弩张，练不出上乘功夫。因为拳谱上许多意会的东西，文人一看便懂，武人反而难了〔6〕。”
其次，认知能力较高的习武者拥有更敏锐的文化感悟力，更强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也就拓宽了其对武术的感知深度和广度。有文化的武术家对于武术的继承、完善和发扬也大有帮助。例如，清末武坛崛起的三大内家拳，其影响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文人习武，主动地将中华文化的营养吸收到武术中来，才出现了以太极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拳，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这些拳种理论系统，拳械套路规范，文化品位高，最终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这不能不说是文人之功。而文武双全的吴殳、武禹襄、苌乃周、李亦畬、孙禄堂、薛巅等，在总结自身所学的基础上，对原有武术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并纷纷著书立说，阐明拳学旨归，裨益后世，使传统武学之真意不致湮没不彰。故此，有文化、认知力较强的习武者无论是对于武术的理解和掌握，还是对于武术之总结、创新、发扬，都有着不可轻视的助益作用。 再次，对于有文化、认知力强的习武者来说，其在武术修为过程中，更能自觉地进行武术技法的总结与归纳，从而构建其日渐丰富的经验心；同时较之文化程度较低者，更能体悟到传统文化中对“道”这一超验性本体进行追求的践行方法，能更自觉地做到基于既有技法而又不执着于既有技法，从而使自己的超验之心得以显露，通达“拳与道合”的至高境界。武术史上能做到拳合于道者，大多为文武兼修、文通武备之人，如太极名家武禹襄、孙式太极拳创立者孙禄堂、形意名家尚云祥等。
32认知对习武的阻碍
一个人原有的认知基础对于武术的习练而言，未必总是有帮助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往往有着阻碍的作用。同样，我们仍可以从影响认知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一个有些文化基础，但文化自觉意识不强，知行尚未合一的习武者而言，其既有之知识及见解极易成为习武之障碍。这是因为，这些习武者习惯于对武术语言作主观性解读，往往被困在自己原有的认知圈子里无法自拔。比如，一贯接受现代科学教育、对于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的人，对于武术语言中“神”、“意”、“气”等内容理解起来就颇为困难，武断的学习者会曲解甚至还会直接否定这些不易感知内容的客观存在；对于“力”、“劲”等武术语言，则习惯于从物理学上的力学角度进行简单分析，殊不知“内劲”这样的内功劲力可感而难以言传，其复杂微妙非测量仪器所能完整捕捉，如此等等。
其次，既有之认知，往往形成庄子所说的心智之“盲聋”，从而阻塞了习武者对武学真相的完整感知。比如崇信西医而排斥中医的既有认知、肯定散打怀疑传统武术的既有认知、幻想影视武术为真实存在的既有认知、推崇内家拳贬低外家拳的既有认知，等等。这些主观成见抑或偏见性认知，对于习武者全面深入地学习传统武术有着巨大阻碍作用。从根本上讲，这些心智之“盲聋”的出现皆缘于“自我之执着”，而且越是脾气秉性不够中和之人，这种执着心就越是明显。因此，形意名家李仲轩先生说：“一个人有谦逊之心，他的拳一定能练得很好。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往往头脑都比较简单，越来越缺乏灵气，是练不出功夫的。”〔6〕
最后，从消泯经验心、彰显超验心这一习武之终极追求的角度看，对既有认知的执着是拳合于道的根本障碍。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8〕。认知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知识的不断积累，然而认知能力若要达到最高之境界，则要朝与知识积累相反的方向努力，即采取老子所说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策略。功夫明星李小龙在跟随叶问师父学拳时，他在实战中始终不能做到放松与超然。叶问越是向他强调这一点，他越是想做到“放松”，反而越难以“放松”。最终，叶问让他不要练了，回家好好想一想。后来，他在海上泛舟之际，无意间从水的特性中悟出了功夫的道理，从此其搏击水平和武术境界才日臻上乘〔7〕。李小龙从武术中悟道的经历，即是“执着反困顿，空无倒融通”的真实写照。倘若他对于“如何放松”继续进行执着研究而不是心无旁骛地泛舟海上，恐怕他是难以悟出松柔之真谛的。
4知行合一：习武与认知的双向互动
就习武与认知的相互关系而言，其实按照明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习武和认知是无法分开的。王阳明讲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9〕这里的“知”，乃是通过“行”所得之价值认同；这里的“行”乃是根于真知之自觉作为。就武术习练活动而言，其实践过程亦是认知形成之过程；反过来，通过武术实践所获得的认知，又能指导新一轮的武术实践。除此之外，习武者的全部实践是包括武术实践和武术之外的生活实践的，习武者武术之外生活实践所产生之认知，势必会反映到习武实践中来；而习武实践所产生之认知，也一定能够影响到武术之外的生活实践。故此，一个习武之人的人生状态，乃是以武术为重要修身方式背景下，习武与认知的一种双向互动。这种互动是复杂的、微妙的，也是螺旋的、并进的、不分先后的、互为前提的。理解了习武如何开发与遮蔽认知，以及认知对习武的助益和阻碍，才能更好地发挥武术的修身价值，真正践履古人所讲的“知行合一”。
参考文献
〔1〕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5
〔2〕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0：9
〔3〕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M〕 北京：三联书店，1988：21
〔5〕孙叔容，李斌孙禄堂武学著作大全增订本
〔M〕 香港：香港迷思达蕾科艺公司，2007：344
〔6〕李仲轩，徐皓峰逝去的武林〔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28； 148； 106； 123
〔7〕〔美〕约翰·里特编著，刘军平译 李小龙：生活的艺术家〔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156； 149； 16-17
〔8〕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1
〔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
（责任编辑：阎 彬）
【关键词】习武；认知；遮蔽；互动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人们追求技击、健身、修心、审美等多元价值的一种实践方式。不可否认的是，习练武术的过程对习武者的认知能力和认识境界有着密切影响；反过来讲，习武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认识境界对武术习练活动本身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所讲的习武，乃是指传统武术的习练而言；本文所讲的认知，主要是指作为习武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思维意识层面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的认知潜力的最大开发状态，亦即人之本心所具有的根本智慧。探究习武与认知的双向互动，不仅有助于理解习武活动本身何以影响人的认识能力，而且能够解释人原有之认识能力何以左右武术习练活动本身。在对习武与认知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影响人类认知的主要因素作一分析。
1影响人类认知的因素
概而言之，影响人类认知的因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1从经验到超验
从哲学上讲，人类在经验世界里所进行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以现象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而各种作为人之认识和改造对象的现象，则只是 “超验性主体”所呈现出来的可被人类经验的部分而已。
经验，是主客二分思维下主体对于现象世界的感知与体验；超验，乃是与道合一境况下主体所具有的超越于普通经验的根本智慧。就经验、超验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而言，世间所有能被人所经验并进而认知到的现象都是超验性主体所呈现出来的，而非这一超验性主体本身。中华文化中喜欢将这一超验性主体称为“道”，如何去除经验世界中“现象”对“道”这一超验性主体的遮蔽作用，让“道”这一根本存在得以显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最高命题，也是包括武术家在内的各类实践者提升自我认知最大潜能的基本思路。人类在提升认知能力、达到认知潜力的最大状态方面，有两种思路可以遵循，“即由经验心向内展开的直接以消除经验心为手段来彰显超验心的专门性修炼和在建构经验心、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再超越经验心、消除经验心的生活性修炼〔1〕。”历史上的一些武术家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突破其认知局限，在不断的武术实践中证得大道，从而达到较高的武学造诣和认知境界。
12从现象到感知
既然我们都生活在超验性主体所投射出的一个由“现象”所构成的世界里，那么，我们运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应该是可以认知这个现象世界的。然而，人的感知能力却又是有限制的，这就注定我们对于这个现象世界的认知，也是不充分、不确切的。例如，人类的听力、视力、嗅觉等官能，与自然界的许多动物相比都是相形见绌的，所以这个现象世界里的一些声音、色彩、气味等是不能够被人类充分感知到的。
生理的局限性对认知的影响是易于理解的，而心理的局限对于认知的影响往往易被世人所忽视。对此，庄子借连叔之口说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智亦有之。”〔2〕庄子认为，像“盲聋”这样的缺陷不单单是形骸才会有的，“知”（智）的层面也会有“盲聋”。人的脾气秉性、对既有知识和认知方式的执着，都会影响到对现象世界真实、充分、完整的认知。
人类感官和心智偏见的局限性，使得人对于现象世界的认知也是不充分的。习武者的武术实践以及其认知能力的发展，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两方面的影响。而要去除包括习武者在内的人类感知能力之局限性对认知潜力的阻碍，一方面要“以心视而不以目视，循耳目而内通于心”，尽量不被自身感官能力之限所束缚；另一方面则要去除“我执”，不带主观成见地洞察世间万物。
13从感知到言辞
就人类所能感知到的那部分内容而言，要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需要借助语言的媒介作用，而语言本身虽然能够表征感知内容，却并非感知内容本身。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3〕。语言是一切交流的基础，然而语言产生以后，语言对于万物的代替作用逐渐被人类所遗忘，从而充当了万物本身的角色。这就像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价值，而只是价值的替代符号而已。
人所感知到的内容是未表达之时的完整语意，也是语言学上所说的“所指”，而语言这一替代性符号系统则是“能指”。在“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人类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所表达的又永远不可能是表达者的完整、真实的本意，这就是语言本身的二重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既澄明又遮蔽”的东西〔4〕。
为了克服语言对人所感知到并意欲表达的本意的遮蔽作用，中国古人在语言的使用上有着鲜明的“意象”特征。从“言外之意”和“象外之音”中体悟出言者的本意，成为领悟禅宗、文学、艺术、武术等内容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巧妙地使用语言，同时又尽量克服语言对“真意”的遮蔽，成为包括习武者在内的实践者提高实践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基本思路。
2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与遮蔽
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然而习武作为一种以自我身体为实践对象的活动，其所展开的乃是人类认知的根本命题，即对人自己的认知。人也只有在对自己有所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认知客观世界。然而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也并非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常常会遮蔽人对真理的认知。
21习武对认知的开发
人之认知能力的发展赖以实践活动，以身体为实践对象的习武者自然能够通过对武术的躬身践履来开发自己的认知潜能。六祖慧能曾说过：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在过去，大量没有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武术家照样练出绝世武功，个人的修养和认知境界也高于常人，比如民国时期李存义的徒弟之一唐维禄是不识字的农民，商式形意拳大师商长锁曾经只是卖烧饼的小贩。那么，习武对认知的开发是如何实现的呢？前文分析了影响认知的三个主要方面，不妨仍从这三个角度对习武开发认知的机理进行阐述。 首先，语言的使用对于认知具有一定的遮蔽作用，而武术的身体实践性使其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超越语言的表意局限，使习武者能够感知到语言所无法表述的真实。虽然武术的完整习练过程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诸如拳谱、拳谚以及师父的口授等仍然属于语言的运用，但是习练武术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朦胧的、感性的、微妙的身心体验，属于难以言表之“此中真意”。即便是对于语言的使用，武术家们所采用的也是注重整体体悟的表述策略，诸如“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站如松，立如鸡，转如轮，折如弓，快如风，缓如鹰，轻如叶，重如铁”之类的意象化表述，并不妨碍习武者的整体感悟。习武的这种体悟特性使其能够超越建立在语言概念基础之上的逻辑思维的认知局限，从而进入一个体万物而不遗的自由境界。
其次，从人类身体和心理的感知局限性而言，习武亦有其独特的超越方法。传统武术技击功用的实现是建立在自我身体机能和心理素质改善的基础之上的。武术的习练过程，势必提高习武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官能，习武所练就的这种感知的敏感，与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人相比，自然能够扩大其认知现象世界时的领域和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习武还能因为身体机能的改变而改变习武者的精神气质，有时甚至是心性的质的改观。比如，形意名家耿诚信先生在练形意明劲阶段时，“自觉周身之气质，腹内之性情，与前大不相同，回思昔年所做之事，对于人所发之性情言语，时时心中甚觉愧悔”，习练暗劲时“每见同道之人，无不相合，遇有技术在我之上者，亦无不称扬之”，及至练习化劲，“自此方无有彼此之分，门户之见。”〔5〕李仲轩先生在口述其习武见闻时讲道：“以前老辈拳师不识字，可气质高雅，很有涵养，因为形意拳是内家拳，不但改造人体还改造心志。”〔6〕“唐师不识字，生活范围窄，但一谈起拳来，也是天南地北的，令人感到很奇怪。”〔6〕可以肯定的是，习武对人之气质和心性的这种改变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乃至从根本上破除执着心、分别心，进而变换习武者看待万事万物的视角和“心量”，由此极大地提升习武者的认知境界。
再次，从超越经验心、彰显超验心方面来看，通过习武变化气质从而提升认知能力尚属于人在现象世界中对“经验心”的丰富和提升的领域；而从根本上破除“我执”和“分别心”，使习武者无为而无不为的本心得以显露，已属于“超验心” 之彰显的范畴。对此，乔凤杰先生在其《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有着深刻而系统的剖析。习武者通过对武术各种功法、技法的反复锤炼，是在构建自己的经验之心，这个过程也是习武者认知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在“经验心”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再通过“无化”的心法消除“经验心”，使“超验心”得以显露，习武者才能“道近乎技”，此时的实践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最大潜能才能够得以彰显。
22习武对认知的遮蔽
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为世人皆知，而习武对认知的遮蔽作用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从根本上讲，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在帮助实践者丰富经验心，提升认知能力的同时，都会因为对已知经验的固有执着而影响此经验心的继续构建，也就对人的认知进步产生难以避免的遮蔽作用。武术作为众多实践方式中的一种，当然也毫不例外。
习武活动遮蔽认知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拘泥于语言文字者，则对拳谱、拳谚、口诀、歌诀奉若至宝，对其做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然后刻舟求剑式地往自己身上去找“先人的感受”，殊不知这些拳学语言大多为个人感悟，是必须考虑到创立者的个体实际情况的，比如其身材体型、性情脾气、文化程度、传承脉络、体悟环境、所处年代、生活阅历等，皆能影响到这些拳学语言的表述方式。有些习武者执着于某一门派、某一宗师、某一风格、某一招法、某一练法、某一感受等，强行将这些具有个体化特征的表达方式与其创立者的实际情形割裂开来，仅仅从表面上对这些表达做一模仿，便掩耳盗铃地认为已经获得了拳学真谛，这样的习武者往往经受不住实战的考验。李小龙说：“许多武术家照搬套路，做出机械反应，而不能适应实战的情形。他们不再‘倾听’实战情形，而是‘背诵’实战情形。”〔7〕他还认为，“一旦接受了被人强加给自己的固定套路或招式，一个人就不能充分表现自己。”〔7〕可见，对所练武术的过度执着，势必把部分当做整体，把特殊当做一般，把形式当做内容，从而遮蔽了习武者的认知能力。
要从根本上不受这种遮蔽作用的影响，使习武对认知的开发作用得以发挥，就必须破除对武术语言的执着，透过武术语言的表象去体悟其言外之意；破除对个别练拳时感受的执着，对这些所谓练拳感受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弄清拳理，不被一时之习武感受所羁绊；破除对固有的习武经验的执着，清空自己，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唯有如此才能使自我之经验心无限丰富，最终通达超验之境地，使认知能力达到最高境界。
3认知对习武的助益与阻碍
习武对认知具有开发作用，同时还常常遮蔽习武者对真理的认知。反过来讲，一定的认知基础，对于武术的习练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可是，带有主观偏见的片面认知对习武活动的阻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31 认知对习武的助益
习练武术总要有一定的认知经验做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习武者能更快、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之技艺。
首先，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能够对语言有更好的领悟力，更容易过滤掉语言本身对其背后“真意”的遮蔽作用，从而领悟武学的窍要。据说形意拳大师尚云祥总是要求徒弟多读书，说文化人学拳快，一个练武的要比一个书生还文质彬彬，才是真练武的，“一天到晚只知剑拔弩张，练不出上乘功夫。因为拳谱上许多意会的东西，文人一看便懂，武人反而难了〔6〕。”
其次，认知能力较高的习武者拥有更敏锐的文化感悟力，更强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也就拓宽了其对武术的感知深度和广度。有文化的武术家对于武术的继承、完善和发扬也大有帮助。例如，清末武坛崛起的三大内家拳，其影响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文人习武，主动地将中华文化的营养吸收到武术中来，才出现了以太极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拳，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这些拳种理论系统，拳械套路规范，文化品位高，最终成为中华武术的代表，这不能不说是文人之功。而文武双全的吴殳、武禹襄、苌乃周、李亦畬、孙禄堂、薛巅等，在总结自身所学的基础上，对原有武术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并纷纷著书立说，阐明拳学旨归，裨益后世，使传统武学之真意不致湮没不彰。故此，有文化、认知力较强的习武者无论是对于武术的理解和掌握，还是对于武术之总结、创新、发扬，都有着不可轻视的助益作用。 再次，对于有文化、认知力强的习武者来说，其在武术修为过程中，更能自觉地进行武术技法的总结与归纳，从而构建其日渐丰富的经验心；同时较之文化程度较低者，更能体悟到传统文化中对“道”这一超验性本体进行追求的践行方法，能更自觉地做到基于既有技法而又不执着于既有技法，从而使自己的超验之心得以显露，通达“拳与道合”的至高境界。武术史上能做到拳合于道者，大多为文武兼修、文通武备之人，如太极名家武禹襄、孙式太极拳创立者孙禄堂、形意名家尚云祥等。
32认知对习武的阻碍
一个人原有的认知基础对于武术的习练而言，未必总是有帮助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往往有着阻碍的作用。同样，我们仍可以从影响认知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一个有些文化基础，但文化自觉意识不强，知行尚未合一的习武者而言，其既有之知识及见解极易成为习武之障碍。这是因为，这些习武者习惯于对武术语言作主观性解读，往往被困在自己原有的认知圈子里无法自拔。比如，一贯接受现代科学教育、对于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的人，对于武术语言中“神”、“意”、“气”等内容理解起来就颇为困难，武断的学习者会曲解甚至还会直接否定这些不易感知内容的客观存在；对于“力”、“劲”等武术语言，则习惯于从物理学上的力学角度进行简单分析，殊不知“内劲”这样的内功劲力可感而难以言传，其复杂微妙非测量仪器所能完整捕捉，如此等等。
其次，既有之认知，往往形成庄子所说的心智之“盲聋”，从而阻塞了习武者对武学真相的完整感知。比如崇信西医而排斥中医的既有认知、肯定散打怀疑传统武术的既有认知、幻想影视武术为真实存在的既有认知、推崇内家拳贬低外家拳的既有认知，等等。这些主观成见抑或偏见性认知，对于习武者全面深入地学习传统武术有着巨大阻碍作用。从根本上讲，这些心智之“盲聋”的出现皆缘于“自我之执着”，而且越是脾气秉性不够中和之人，这种执着心就越是明显。因此，形意名家李仲轩先生说：“一个人有谦逊之心，他的拳一定能练得很好。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往往头脑都比较简单，越来越缺乏灵气，是练不出功夫的。”〔6〕
最后，从消泯经验心、彰显超验心这一习武之终极追求的角度看，对既有认知的执着是拳合于道的根本障碍。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8〕。认知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知识的不断积累，然而认知能力若要达到最高之境界，则要朝与知识积累相反的方向努力，即采取老子所说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策略。功夫明星李小龙在跟随叶问师父学拳时，他在实战中始终不能做到放松与超然。叶问越是向他强调这一点，他越是想做到“放松”，反而越难以“放松”。最终，叶问让他不要练了，回家好好想一想。后来，他在海上泛舟之际，无意间从水的特性中悟出了功夫的道理，从此其搏击水平和武术境界才日臻上乘〔7〕。李小龙从武术中悟道的经历，即是“执着反困顿，空无倒融通”的真实写照。倘若他对于“如何放松”继续进行执着研究而不是心无旁骛地泛舟海上，恐怕他是难以悟出松柔之真谛的。
4知行合一：习武与认知的双向互动
就习武与认知的相互关系而言，其实按照明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习武和认知是无法分开的。王阳明讲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9〕这里的“知”，乃是通过“行”所得之价值认同；这里的“行”乃是根于真知之自觉作为。就武术习练活动而言，其实践过程亦是认知形成之过程；反过来，通过武术实践所获得的认知，又能指导新一轮的武术实践。除此之外，习武者的全部实践是包括武术实践和武术之外的生活实践的，习武者武术之外生活实践所产生之认知，势必会反映到习武实践中来；而习武实践所产生之认知，也一定能够影响到武术之外的生活实践。故此，一个习武之人的人生状态，乃是以武术为重要修身方式背景下，习武与认知的一种双向互动。这种互动是复杂的、微妙的，也是螺旋的、并进的、不分先后的、互为前提的。理解了习武如何开发与遮蔽认知，以及认知对习武的助益和阻碍，才能更好地发挥武术的修身价值，真正践履古人所讲的“知行合一”。
参考文献
〔1〕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5
〔2〕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0：9
〔3〕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M〕 北京：三联书店，1988：21
〔5〕孙叔容，李斌孙禄堂武学著作大全增订本
〔M〕 香港：香港迷思达蕾科艺公司，2007：344
〔6〕李仲轩，徐皓峰逝去的武林〔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28； 148； 106； 123
〔7〕〔美〕约翰·里特编著，刘军平译 李小龙：生活的艺术家〔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156； 149； 16-17
〔8〕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1
〔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
（责任编辑：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