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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MBA教育，真的“病”入膏肓了吗？
不容置否，“水土不服”的MBA教育在入世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
让人担忧的是：如何培养国际化的商务人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MBA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崛起将会对MBA教育有什么要求？现代社会对管理者全面素质有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又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2007年1月15日，北京。第三届“商学院与中国”商学院院长圆桌论坛落下帷幕。
主持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当场抛出一系列商学院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其一是师资问题；其二是商学院人才培养如何更紧密与企业接轨的问题；其三是在世界扁平化的今天，面对外来国际商学院的挑战，中国商学院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的传统人文内容如何融入中国的商学院教育。
这就不能不联系起中国MBA教育的现状和境遇。“盛宴”过后，中国的MBA教育，遭遇入世以来的更大挑战：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对MBA的质疑，MBA人才也逐渐褪去它明星的光环，甚至开始一路走低。中国的MBA教育，似乎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怎样才能规避甚至革除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对MBA教育的不良影响，培养出国际化的商务人才？如今，问题越发清晰和突出。
颓势汹涌
“每个MBA的毕业生，都应该在自己的前额烙上骷髅图标记，并写上‘我不适合做经理人’的警告词。”作此惊人之语者，乃世界著名的“经理角色学派”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明茨伯格就提出:“是时候停止流行的MBA课程了。我们必须创造真正的经理，而不是在教室里假装创造他们。”明茨伯格和他的助手曾跟踪1990年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奥秘》列举的19名MBA校友，看他们在CEO位置上到底干得如何，结果发现：截止到2003年，这19个人中有10人很明显失败了，在给公司带来灾难后被扫地出门、无所作为，另外4人的能力被质疑，仅剩下5位合格者。
另一位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百般无奈:“把MBA课程教给23岁的人，这让我很吃惊，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浪费时间。他们缺少经验背景。你可以教他们技能，比如会计，但你不能教他们管理。”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最高层前三名领导中，只有20%的人拥有MBA学位。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由《财富》杂志在1999年所报道的38位最失败的CEO中，40％都有MBA学位。
在大洋此岸的这个古老国度里，中国的MBA更是问题多多，劣质MBA过剩现象已成危机。就像当初新闻媒介不遗余力地追捧MBA一样，时下关于MBA尤其是国内MBA教育的媒体评价，贬多于褒。
中国MBA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MBA的教学质量，一是MBA的入学考试。前者属于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MBA存在的问题，的确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人甚至宿命地指出：MBA这个舶来品一进入中国，就难以逃脱沾染中国教育弊端的尴尬境地。
这个问题实在是块禁区，在中国，有管理经验的人未必考得过刚刚工作的人，而管理经验又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中能够学习的。问题是，谁能就此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有人宣称，这将是中国的MBA能否真正国际化的重要障碍之一。
在2005年，顶着多方质疑的声音，中国MBA教育市场意外地得到一个小小的转机：连续两年都持续下降的MBA联考报名人数，终于有了回升趋势，尽管报名人数仍然与三年前相差甚远。一些人，将这个现象看作中国MBA回暖的信号，而另外一些人，视其为中国劣质MBA的挣扎。
MBA，这个曾经一度荣耀的学历光环，似乎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据资料统计，中国1991年只有9所院校开办MBA教育，但是到了2004年，院校数量已经达到了90所左右，读MBA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0万。
国际血统“中国症”
具有国际贵族血统的MBA教育，在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因水土不服？轻易做这样的结论并不科学，有必要先来了解所谓“中国症”之一二。
逃课，是中国大学课堂教育一大现象，老师往往要靠点名签到来维持到课率。而在MBA教育里，逃课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大家不用“逃”，就读MBA的学生，不去学校上课是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在读MBA的人，通常还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不少还是企业老板、经理，为了生意，根本无暇他顾，他们的目的就是交钱，拿文凭。
如果说，MBA学员不去上课让学校感到无奈的话，上门服务则成为中国MBA教育的另一大“特色”。一家企业的MBA学员陈先生谈到自己在山西某大学读MBA，学校给他们企业开设了MBA教育上门服务，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内每个月拿出两个周末到公司的会议室上课，课程结束之后他们只要通过国家的MBA联考就可以拿MBA学位了。
学校热衷于开办MBA教育是“上门服务”的前提，而这个前提的前提是：MBA是一项赚钱的教育。考研网曾经对中国各高校MBA历年的收费情况做过统计，国内MBA的学费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且呈逐年上涨趋势。
高昂的学费自然吸引了要创收的学校，于是许多高校想尽办法也要开设MBA教育。开设MBA的院校多了，招生竞争也激烈了，“上门服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种走过场的教育，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中国MBA还在教育模式上受到社会的根本质疑。
“参加MBA联考的很多人不过是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考不上的，从专业素质来说比任何其他研究生都差。”中国人民大学成人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副主任张民教授曾这样评价。他还认为，MBA的教育者同样不合格。
曾在人大做了7年MBA中心副主任的张民认为，那些从西方引进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模型也早已跟不上经济环境的变迁和企业实际情况的复杂变化。如此，怎样能够教会学生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去完成各种工作？
MBA教师似乎也得不到学员的认可。不少MBA学院觉得在课堂上也确实学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授课老师从来没卖过一件东西，整天忙着上课、评职称，自己的知识体系都无法更新，上课的时候，总是灌输一些西方的经典理论，或是拿一些遥远而没有实用价值的案例胡乱分析一通，懂的东西还不如MBA学员多。
人才贬值
问题的出现，往往导致一系列链状的连锁反应。表面繁荣的中国MBA教育，虚热之下引发了MBA人才严重贬值的恶性后果。
据悉，十多年来，中国MBA的数量保持了高速增长，1991年全国MBA仅招生百余人，而去年入校的MBA学员达到了12173人。目前全国共有12041人获得MBA学位，在校学员为32393人。在62所院校中，以北大、复旦、清华的MBA最为看好。但近年来低迷的就业市场以及外界对“MBA神话破灭”后的简单否定，使得MBA开始面临种种危机。
MBA一度是世界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在中国也是这样。但近年来，伴随着MBA的质疑声浪，MBA人才也逐渐褪去明星的光环，甚至开始一路走低。
对许多正在攻读MBA的人来说，有了MBA的入场券，并不意味着必然拿到学位，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这些不定因素迫使更多的人思考，整个MBA的求学历程究竟是一次学术提高呢，还是一次职业训练的新体验？
李先生是某高科技公司的业务副经理，他认为即使将来拿到MBA学位，也未必意味着就是一个好人才。李先生坦言，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教育界人士将MBA教育作为一项学术教育来抓，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上。尽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尽心尽力，在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上也相当可观，但在标准和培养目标上与国际顶尖商学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
一个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事实是，创维集团曾在全国引进了8名MBA，但一年内他们几乎都离开了创维。这样的经历使创维在今后的招聘中不得不更加谨慎，人事主管感慨地说:“MBA给我的感觉确实一般！”事实上，企业需要的是那些能做事情、有实际管理经验、有行业背景的人才，而遗憾的是很多MBA除了有一张学历证明之外，并不具备这些东西。
MBA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缺乏真正的商务经验，教材落后，教学模式不合理、门槛太低；许多学校将之视为敛钱之道；而对于学员，大多视之为取得研究生文凭的好平台，同时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市场太大，工作要价太高等等。最终导致这个本该得到社会认可的MBA文凭大大缩水。
“病症”何来？
看病还需先把脉。要探究MBA的中国积弊，并不太难。国内教育的许多弊病，在很多方面不利于通才式MBA的培养，首先一条就是国内教育清规戒律过多，十分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而国外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更注重于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个性，特别是创造性的培养。
此外，国内教育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管理和规划体系，千百万学生都受同一个教育大纲的制约，每年都读一样的课文，做一样的数学题或物理、化学实验；写作文是同样的格式，引着同一段鲁迅的话，背着相同的名言警句，同样的思维方式，高考用同样的试题。政治理论中学学了，大学又要学，研究生还要学。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付考试。这种教学体系十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特别不利于那种有独到见解，注重创造性、个性，思维多元化的人才。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有位学者说，在韦伯的发现中，其实还发现中国教育的一个秘密：所有的教育都让人去掉鲜活的个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弊病就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各大学的教师和教授大部分都是本校毕业后留校的老师，“杂交优势”不明显。而在国外，这种现象十分少见。北美的商学院，其教授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大学，大家都带来了独到新颖的教学经验，有益于人才的培养。
其实，中国历来都有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渊源。在古代教育中，对通才教育也很重视，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六艺，只是这个传统渐渐褪色。古人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在近代也有演绎，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有四大强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尽其才。邓小平也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样，也应在培养通才式MBA过程中有所侧重。
那中国的MBA教育，真的“病”入膏肓了吗？不容置否，MBA教育在入世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如何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MBA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崛起将会对MBA教育有什么要求？现代社会对管理者全面素质有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又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对策是逼出来的，更是识时务者想出来的。
沉疴猛治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和迫于相关压力，国内开设MBA课程的各商学院已纷纷开始行动起来，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手开拓国际合作项目。
美国小伙Sun曾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澳大利亚一所商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像他这样的外籍学生班上还有5名，这也为这些项目增添了许多国际色彩。曾经在美国波音公司工作的Sun，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开设一家贸易公司，而在这个课堂中有许多中国同学，对他而言也是个收获。
引入各种原版洋教材也成了各个商学院工作的重点之一。许多教授开始操练起英语授课。而实力雄厚的商学院更早一步起飞。早在2000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顾问委员会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和中国几家顶尖企业的最高企业领导人，其阵容之强、层次之高，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家商学院。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要通过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了解经济的新动向，相应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杨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种作用是显著的，清华同哈佛商学院在高层经理培训方面的合作，就是在顾问委员会的推动下成功进行的。
有业内人士提出，应改革MBA的培养体制和考试录取制度，如向国外的GMAT考试方式靠拢，减少考试科目，用综合考试代替某些单科考试，将靠拢性考试改为资格性考试，重视面试在选拔机制中的作用，研究适合MBA专业特点的、有效规范的面试方法。在此基础上设立全国最低录取分数线，让更多的考生取得复试资格，为招生学校创造更大通过面试或其他测试选择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管理人员的空间。
对于中国MBA的质量问题，中国的MBA教育家们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杨斌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前三批57所MBA培养学院共有从事MBA课程教学的教师2501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2075人，占教师总数的83%。近年来，MBA师资参加培训或进修2834人次，其中出国进修1088人次。
“清华每年都在派出教师进修，我们还在案例教学上下大功夫。其实每一家试点学校做的工作都不止这些，毕竟MBA在中国还未成年。”杨斌说。
中国正在走上重视商务通才培养的主轨道。当然，念正式的商学院并非成为一个商人的必经之途，也并非一定要留学才能成为一名通才式MBA。其实，不管任何学科的教育，都是培养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的是一种悟性，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如果能有很好的实践机会，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
这些理念上的转变，昭示MBA通才教育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回顾：中国MBA备忘录
认真追溯起来，中国第一批MBA诞生于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
当时，出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需要，美国政府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在全国728个考生中招收了40个人。这些当时并不知道MBA为何物的人，在国家管理教育的基地之一—大连培训中心经过近半年的语言和管理知识强化培训，通过GMAT考试后，39人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学业训练。
1986年夏天，他们赶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39人的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其中，去美国实习的往返机票就是2万多元，而当时他们每月工资才55元。不过，尽管国家付出了高额成本，首批MBA中，有2/3的学员回到原单位后，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有下车间、有做翻译的。同时，因为是公费出国，原单位还不同意调离，户口、档案还有党、团关系都卡在单位。
这种人才浪费的状况，在1987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一文中首次披露。报道发出第二天，原国家经委就打电话说想开一个座谈会，由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主持，代总理李鹏也很关注。原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此后，报社收到许多电报要这批MBA，最终，有近1/3的人流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1991年，教育部批准清华、人大等9所高校开始正式招收MBA，招收了86人。到2005年，27个省市，87所院校可以招收MBA，32家可以招收EMBA。去年全国MBA招生将近2万人，就读EMBA的人数也达到4000人。
然而，随着中国大陆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对MBA需求增长，用人单位对于教育部统一安排国内高校培养的“体制内”MBA毕业生开始褒贬不一。美国大使馆委托盖洛普公司对跨国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和学科设置的缺陷，以及缺乏合格的师资和优良的教学方法，中国国内的MBA和EMBA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出现了结构性矛盾。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商学院采用联考的方式招生，主要以分数见高低。这些商学院属于名牌大学，采用国家统一的招生办法、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发国家承认的学位证书。
联考招生给应试能力强的人提供了机会。就像考托福、GRE一样，工作经验不足而又有足够时间的年轻人往往擅长“题海战术”，而有工作经验和背景的人往往工作繁忙、复习不充分，导致成绩不高，失去了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颜世富副教授曾对188名MBA在读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如今MBA学员最急需的是培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希望的教学方式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兴起。
截至1997年，由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MBA项目达到10个，2004年达到165个，与此同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也正一步步建立。2003年3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一年以后，该条例的实施办法也经教育部讨论通过。
由于MBA不是“国产”，作为国外商学院进入中国的渠道，中外合作办学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办学质量令人担忧。有些学校只是为了获取联办方的名头、为了拉生源而夸大办学质量。而培养MBA是一个长期效应，不仅指学生得到了高质量教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这需要长时间的考察，用时间来证明办学质量。
事实上，中国的MBA市场还没有步入成熟期，只靠体制外的独立商学院不可能带来中国MBA市场的全面发展和繁荣，综合性大学商学院的潜力有待挖掘。而国外许多优秀的商学院都以综合大学为依托，因为学校活动不限于专门技能的培训，而且可以在理论创新方面走在前头。这一点，不论是北大、清华还是其他国内名校都是认同的，所需要的，也许仅仅是时间。
——资料来源:《南风窗》
不容置否，“水土不服”的MBA教育在入世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
让人担忧的是：如何培养国际化的商务人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MBA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崛起将会对MBA教育有什么要求？现代社会对管理者全面素质有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又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2007年1月15日，北京。第三届“商学院与中国”商学院院长圆桌论坛落下帷幕。
主持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当场抛出一系列商学院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其一是师资问题；其二是商学院人才培养如何更紧密与企业接轨的问题；其三是在世界扁平化的今天，面对外来国际商学院的挑战，中国商学院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的传统人文内容如何融入中国的商学院教育。
这就不能不联系起中国MBA教育的现状和境遇。“盛宴”过后，中国的MBA教育，遭遇入世以来的更大挑战：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对MBA的质疑，MBA人才也逐渐褪去它明星的光环，甚至开始一路走低。中国的MBA教育，似乎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怎样才能规避甚至革除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对MBA教育的不良影响，培养出国际化的商务人才？如今，问题越发清晰和突出。
颓势汹涌
“每个MBA的毕业生，都应该在自己的前额烙上骷髅图标记，并写上‘我不适合做经理人’的警告词。”作此惊人之语者，乃世界著名的“经理角色学派”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明茨伯格就提出:“是时候停止流行的MBA课程了。我们必须创造真正的经理，而不是在教室里假装创造他们。”明茨伯格和他的助手曾跟踪1990年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奥秘》列举的19名MBA校友，看他们在CEO位置上到底干得如何，结果发现：截止到2003年，这19个人中有10人很明显失败了，在给公司带来灾难后被扫地出门、无所作为，另外4人的能力被质疑，仅剩下5位合格者。
另一位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百般无奈:“把MBA课程教给23岁的人，这让我很吃惊，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浪费时间。他们缺少经验背景。你可以教他们技能，比如会计，但你不能教他们管理。”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最高层前三名领导中，只有20%的人拥有MBA学位。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由《财富》杂志在1999年所报道的38位最失败的CEO中，40％都有MBA学位。
在大洋此岸的这个古老国度里，中国的MBA更是问题多多，劣质MBA过剩现象已成危机。就像当初新闻媒介不遗余力地追捧MBA一样，时下关于MBA尤其是国内MBA教育的媒体评价，贬多于褒。
中国MBA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MBA的教学质量，一是MBA的入学考试。前者属于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MBA存在的问题，的确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人甚至宿命地指出：MBA这个舶来品一进入中国，就难以逃脱沾染中国教育弊端的尴尬境地。
这个问题实在是块禁区，在中国，有管理经验的人未必考得过刚刚工作的人，而管理经验又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中能够学习的。问题是，谁能就此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有人宣称，这将是中国的MBA能否真正国际化的重要障碍之一。
在2005年，顶着多方质疑的声音，中国MBA教育市场意外地得到一个小小的转机：连续两年都持续下降的MBA联考报名人数，终于有了回升趋势，尽管报名人数仍然与三年前相差甚远。一些人，将这个现象看作中国MBA回暖的信号，而另外一些人，视其为中国劣质MBA的挣扎。
MBA，这个曾经一度荣耀的学历光环，似乎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据资料统计，中国1991年只有9所院校开办MBA教育，但是到了2004年，院校数量已经达到了90所左右，读MBA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0万。
国际血统“中国症”
具有国际贵族血统的MBA教育，在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因水土不服？轻易做这样的结论并不科学，有必要先来了解所谓“中国症”之一二。
逃课，是中国大学课堂教育一大现象，老师往往要靠点名签到来维持到课率。而在MBA教育里，逃课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大家不用“逃”，就读MBA的学生，不去学校上课是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在读MBA的人，通常还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不少还是企业老板、经理，为了生意，根本无暇他顾，他们的目的就是交钱，拿文凭。
如果说，MBA学员不去上课让学校感到无奈的话，上门服务则成为中国MBA教育的另一大“特色”。一家企业的MBA学员陈先生谈到自己在山西某大学读MBA，学校给他们企业开设了MBA教育上门服务，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内每个月拿出两个周末到公司的会议室上课，课程结束之后他们只要通过国家的MBA联考就可以拿MBA学位了。
学校热衷于开办MBA教育是“上门服务”的前提，而这个前提的前提是：MBA是一项赚钱的教育。考研网曾经对中国各高校MBA历年的收费情况做过统计，国内MBA的学费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且呈逐年上涨趋势。
高昂的学费自然吸引了要创收的学校，于是许多高校想尽办法也要开设MBA教育。开设MBA的院校多了，招生竞争也激烈了，“上门服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种走过场的教育，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中国MBA还在教育模式上受到社会的根本质疑。
“参加MBA联考的很多人不过是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考不上的，从专业素质来说比任何其他研究生都差。”中国人民大学成人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副主任张民教授曾这样评价。他还认为，MBA的教育者同样不合格。
曾在人大做了7年MBA中心副主任的张民认为，那些从西方引进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模型也早已跟不上经济环境的变迁和企业实际情况的复杂变化。如此，怎样能够教会学生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去完成各种工作？
MBA教师似乎也得不到学员的认可。不少MBA学院觉得在课堂上也确实学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授课老师从来没卖过一件东西，整天忙着上课、评职称，自己的知识体系都无法更新，上课的时候，总是灌输一些西方的经典理论，或是拿一些遥远而没有实用价值的案例胡乱分析一通，懂的东西还不如MBA学员多。
人才贬值
问题的出现，往往导致一系列链状的连锁反应。表面繁荣的中国MBA教育，虚热之下引发了MBA人才严重贬值的恶性后果。
据悉，十多年来，中国MBA的数量保持了高速增长，1991年全国MBA仅招生百余人，而去年入校的MBA学员达到了12173人。目前全国共有12041人获得MBA学位，在校学员为32393人。在62所院校中，以北大、复旦、清华的MBA最为看好。但近年来低迷的就业市场以及外界对“MBA神话破灭”后的简单否定，使得MBA开始面临种种危机。
MBA一度是世界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在中国也是这样。但近年来，伴随着MBA的质疑声浪，MBA人才也逐渐褪去明星的光环，甚至开始一路走低。
对许多正在攻读MBA的人来说，有了MBA的入场券，并不意味着必然拿到学位，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这些不定因素迫使更多的人思考，整个MBA的求学历程究竟是一次学术提高呢，还是一次职业训练的新体验？
李先生是某高科技公司的业务副经理，他认为即使将来拿到MBA学位，也未必意味着就是一个好人才。李先生坦言，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教育界人士将MBA教育作为一项学术教育来抓，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上。尽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尽心尽力，在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上也相当可观，但在标准和培养目标上与国际顶尖商学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
一个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事实是，创维集团曾在全国引进了8名MBA，但一年内他们几乎都离开了创维。这样的经历使创维在今后的招聘中不得不更加谨慎，人事主管感慨地说:“MBA给我的感觉确实一般！”事实上，企业需要的是那些能做事情、有实际管理经验、有行业背景的人才，而遗憾的是很多MBA除了有一张学历证明之外，并不具备这些东西。
MBA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缺乏真正的商务经验，教材落后，教学模式不合理、门槛太低；许多学校将之视为敛钱之道；而对于学员，大多视之为取得研究生文凭的好平台，同时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市场太大，工作要价太高等等。最终导致这个本该得到社会认可的MBA文凭大大缩水。
“病症”何来？
看病还需先把脉。要探究MBA的中国积弊，并不太难。国内教育的许多弊病，在很多方面不利于通才式MBA的培养，首先一条就是国内教育清规戒律过多，十分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而国外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更注重于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个性，特别是创造性的培养。
此外，国内教育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管理和规划体系，千百万学生都受同一个教育大纲的制约，每年都读一样的课文，做一样的数学题或物理、化学实验；写作文是同样的格式，引着同一段鲁迅的话，背着相同的名言警句，同样的思维方式，高考用同样的试题。政治理论中学学了，大学又要学，研究生还要学。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付考试。这种教学体系十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特别不利于那种有独到见解，注重创造性、个性，思维多元化的人才。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有位学者说，在韦伯的发现中，其实还发现中国教育的一个秘密：所有的教育都让人去掉鲜活的个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弊病就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各大学的教师和教授大部分都是本校毕业后留校的老师，“杂交优势”不明显。而在国外，这种现象十分少见。北美的商学院，其教授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大学，大家都带来了独到新颖的教学经验，有益于人才的培养。
其实，中国历来都有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渊源。在古代教育中，对通才教育也很重视，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六艺，只是这个传统渐渐褪色。古人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在近代也有演绎，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有四大强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尽其才。邓小平也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样，也应在培养通才式MBA过程中有所侧重。
那中国的MBA教育，真的“病”入膏肓了吗？不容置否，MBA教育在入世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如何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MBA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崛起将会对MBA教育有什么要求？现代社会对管理者全面素质有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又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对策是逼出来的，更是识时务者想出来的。
沉疴猛治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和迫于相关压力，国内开设MBA课程的各商学院已纷纷开始行动起来，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手开拓国际合作项目。
美国小伙Sun曾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澳大利亚一所商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像他这样的外籍学生班上还有5名，这也为这些项目增添了许多国际色彩。曾经在美国波音公司工作的Sun，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开设一家贸易公司，而在这个课堂中有许多中国同学，对他而言也是个收获。
引入各种原版洋教材也成了各个商学院工作的重点之一。许多教授开始操练起英语授课。而实力雄厚的商学院更早一步起飞。早在2000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顾问委员会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和中国几家顶尖企业的最高企业领导人，其阵容之强、层次之高，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家商学院。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要通过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了解经济的新动向，相应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杨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种作用是显著的，清华同哈佛商学院在高层经理培训方面的合作，就是在顾问委员会的推动下成功进行的。
有业内人士提出，应改革MBA的培养体制和考试录取制度，如向国外的GMAT考试方式靠拢，减少考试科目，用综合考试代替某些单科考试，将靠拢性考试改为资格性考试，重视面试在选拔机制中的作用，研究适合MBA专业特点的、有效规范的面试方法。在此基础上设立全国最低录取分数线，让更多的考生取得复试资格，为招生学校创造更大通过面试或其他测试选择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管理人员的空间。
对于中国MBA的质量问题，中国的MBA教育家们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杨斌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前三批57所MBA培养学院共有从事MBA课程教学的教师2501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2075人，占教师总数的83%。近年来，MBA师资参加培训或进修2834人次，其中出国进修1088人次。
“清华每年都在派出教师进修，我们还在案例教学上下大功夫。其实每一家试点学校做的工作都不止这些，毕竟MBA在中国还未成年。”杨斌说。
中国正在走上重视商务通才培养的主轨道。当然，念正式的商学院并非成为一个商人的必经之途，也并非一定要留学才能成为一名通才式MBA。其实，不管任何学科的教育，都是培养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的是一种悟性，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如果能有很好的实践机会，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
这些理念上的转变，昭示MBA通才教育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回顾：中国MBA备忘录
认真追溯起来，中国第一批MBA诞生于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
当时，出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需要，美国政府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在全国728个考生中招收了40个人。这些当时并不知道MBA为何物的人，在国家管理教育的基地之一—大连培训中心经过近半年的语言和管理知识强化培训，通过GMAT考试后，39人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学业训练。
1986年夏天，他们赶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39人的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其中，去美国实习的往返机票就是2万多元，而当时他们每月工资才55元。不过，尽管国家付出了高额成本，首批MBA中，有2/3的学员回到原单位后，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有下车间、有做翻译的。同时，因为是公费出国，原单位还不同意调离，户口、档案还有党、团关系都卡在单位。
这种人才浪费的状况，在1987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一文中首次披露。报道发出第二天，原国家经委就打电话说想开一个座谈会，由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主持，代总理李鹏也很关注。原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此后，报社收到许多电报要这批MBA，最终，有近1/3的人流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1991年，教育部批准清华、人大等9所高校开始正式招收MBA，招收了86人。到2005年，27个省市，87所院校可以招收MBA，32家可以招收EMBA。去年全国MBA招生将近2万人，就读EMBA的人数也达到4000人。
然而，随着中国大陆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对MBA需求增长，用人单位对于教育部统一安排国内高校培养的“体制内”MBA毕业生开始褒贬不一。美国大使馆委托盖洛普公司对跨国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和学科设置的缺陷，以及缺乏合格的师资和优良的教学方法，中国国内的MBA和EMBA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出现了结构性矛盾。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商学院采用联考的方式招生，主要以分数见高低。这些商学院属于名牌大学，采用国家统一的招生办法、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发国家承认的学位证书。
联考招生给应试能力强的人提供了机会。就像考托福、GRE一样，工作经验不足而又有足够时间的年轻人往往擅长“题海战术”，而有工作经验和背景的人往往工作繁忙、复习不充分，导致成绩不高，失去了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颜世富副教授曾对188名MBA在读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如今MBA学员最急需的是培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希望的教学方式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兴起。
截至1997年，由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MBA项目达到10个，2004年达到165个，与此同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也正一步步建立。2003年3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一年以后，该条例的实施办法也经教育部讨论通过。
由于MBA不是“国产”，作为国外商学院进入中国的渠道，中外合作办学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办学质量令人担忧。有些学校只是为了获取联办方的名头、为了拉生源而夸大办学质量。而培养MBA是一个长期效应，不仅指学生得到了高质量教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这需要长时间的考察，用时间来证明办学质量。
事实上，中国的MBA市场还没有步入成熟期，只靠体制外的独立商学院不可能带来中国MBA市场的全面发展和繁荣，综合性大学商学院的潜力有待挖掘。而国外许多优秀的商学院都以综合大学为依托，因为学校活动不限于专门技能的培训，而且可以在理论创新方面走在前头。这一点，不论是北大、清华还是其他国内名校都是认同的，所需要的，也许仅仅是时间。
——资料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