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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为中国的未来规划了一个美好的梦:教育之梦、经济之梦、科技之梦、文化之梦、体育之梦……开始了改革开放。
30年间,我们的父辈,在改革开放中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感受着梦想变为现实的种种喜悦。
30年,一个人的梦想, 13亿人的梦想,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
中国梦之一:教育大国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教育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恢复对外派遣留学生,普九,高校大扩招,助学政策出台,义务教育免费……30年来中国崛起成为教育大国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
李圣宜采访1961年出生的姨妈,她在1978年的梦想——
拥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在“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岁月里,学生停课闹革命,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被停止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大学招新生靠推荐,要“根正苗红”,学生了没有学习知识的动力和积极性。
1977年,恢复高考,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恢复,更是社会公平的重建。然而人们却一时不知上哪儿去找复习资料。那一年,姐姐参加了那一届高考,却落榜了。
姐姐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指着桌上一堆“课本”对我说:“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1978年,姐姐参工了,在砖厂当了一名工人。而这一年,我也将参加高考。
父亲为了帮助我复习,托人四处收集了各科的教科书。可那些书,是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套真正意义的教科书。
幸运的是,我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板书在黑板上,我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我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我并不知道的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1978年秋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级新生,都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书。如今,我已经是一名校长,知道的是67家出版社出版了175套教科书,学校可以按需挑选适合的。
邓淼采访1966出生的爸爸,他读书时的梦想——
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那个时候,为了读小学,7岁的我要挑着两个礼拜的米粮翻过两个山头,到大一点的村里求学。
学校是由一座小寺庙改造而来的,三间房,一间学生宿舍、一间老师宿舍,还有一间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教室了。学校操场——寺庙外的平地上,有一口用木杆撑起的大钟,每到上课下课的时候,负责敲钟的就用东西击打,使之咚咚作响来通知我们上下课。也没有电,天气不好的时候,教室里就黑糊糊一片,眼前的字儿都看不清。
1978年的夏天,县一中首次面向全县招生,我考中了。从此,从县城到我家那条23公里的长路,我用脚丈量了整整三年,近百次的东奔西走。
当时,家里很穷。每星期母亲只发给我七角钱。三毛五分交给管伙的老师,作为生食变熟食的加工费,另外的三毛五分是我买诸如作业本之类的杂费。杂费自然是不够的,往往需要捡一些废纸做习纸。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便从县城步行回家。路上到处是坑,砾石满地。我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土布鞋,鞋里垫着演草纸。这样的鞋子走这样的路,掌灯时分才回到家里,脚上往往会打几个血泡。星期日的下午早早吃了午饭,便又踏上了返校的路,背包里装着下一周的口粮:七八个粗粮制作的馒头,五六斤面粉,还有一小罐咸菜。
1980年的夏天,一场大雨过后,路有些滑,走出家五六里,一个半山腰处,我一不小心,连人带干粮滚到了百米之下的山脚。满坡的荆棘挂得我满身伤痕,我爬起来,顾不得擦脸上的血,而是满坡寻找丢失的干粮。八个带泥的馒头总算找到了,散落的面粉却再也收不起来。
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可以吃上新鲜菜。
后来我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现在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年少时的种种梦想都成为了现实:乡村小学修建一新,而我曾经就读的县中也迈进了省重,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食堂功能完善。
中国梦之二:经济大国
短短30年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以上,进出口贸易总额29年间增长了近100倍,城乡居民储蓄则增长了700多倍,由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一跃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王小璐采访1975年出生的舅舅,他在童年的最大梦想——
天天都过年,顿顿有鸡吃
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闪现着一锅炖得肉烂汤浓的鸡。
小时候,物质紧缺,吃的用的都凭票供应,平日里,家里都是粗茶淡饭,可以混个肚饱,却难见荤腥。唯有一年一度的春节隆重奢侈,父母要提前攒下肉和糖,我们孩子,自然是巴不得天天都过年。临近过年的每个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掰着手指倒数日子。
记得1980年的春节,妈妈带着我回了趟老家。回城时,外婆抓了一只鸡,那是她做醋卖了钱,从一个亲戚那儿换来的。妈妈准备元宵节那天杀了,炖上一锅鸡汤。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元宵节那天,爸爸老家的两个远方亲戚突然造访,实诚又讲究礼数的爸爸,喊妈妈端上炖好的鸡肉,还把家里准备的两斤汤圆也给煮了。
照家里的规矩,有客人在时,孩子是不能上桌的。我就趴在堂屋的窗子外,想着等他们吃得差不多了,第一个冲进去尝个鲜。
可是,这两位客人很“实在”,大概也是一年当中吃不到什么荤腥,毫不客气地把一只炖鸡和二斤汤圆吃了个精光,连点汤都没剩。
我气得哇哇大哭,嚷着、叫着……爸爸生怕在客人跟前丢了面子,一把把我拖出院子外,照着我的屁股猛打了两大巴掌,顿时把我打“哑”了声。
客人走后,妈妈把爸爸数落了一顿,埋怨爸爸的亲戚连点谦让的礼数都不讲,也不替主人家想想。那顿饭,爸爸也没吃上几筷子,我们姐弟俩和母亲连点味都没闻着。
那个元宵节后,一连好些天,我都在梦里想着那锅鸡肉的味道。
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拿着一份还算丰厚的薪水,过着还算富足的生活。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鸡鸭鱼肉,海鲜山珍,我早已不再盼望过年过节,因为只要我愿意,可以把每一天都精心打扮成节日。
余涛采访1967年出生的爸爸,他在孩提时代的梦想——
顿顿吃上白米饭
我的家乡在贫困偏远的山区,在改革开放前,家里人多劳力少,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吃饭,从年头忙到年尾,挣的工分很少,分到的那点粮食粒儿也少得可怜。
粮食不够,瓜菜来凑。于是,除了逢年过节能吃上米面,其他时候,都是与野菜、高粱壳和麦皮、玉米渣相伴,半饥半饱地度日。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饱饱地吃上一顿纯白米干饭,连打嗝都是大米饭的香味。
儿时伙伴的乳名儿,也都烙上了那个年代的印记,不叫“大饱”“永饱”,就叫“满仓”“饱粮”之类,因为人们对粮食,实在有着太大的渴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中按人口分得了地。不吃大锅饭了,一份劳动就有一份收获,揣着粮食满仓的梦想,人人都有了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只记得那时候父母没白没黑地忙碌在责任田里。于是,顿顿吃上白米饭不再是梦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耕地种田增加了科技含量,立体种植,大棚温室,间作间收,复种复收,多种经营……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了。
吃饱吃好之后,大家又想着如何多挣钱,有人买了卡车跑运输,有人进城当装修工组建了装修队,有人做起了农副产品加工,我呢,仍丢不开土地,弄了个枇杷果园……眼见宽敞平坦的大马路修到了家,村里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现在我们想的,是在舒适的环境里,如何健康地吃。
中国梦之三:幸福之国
30年来,伴随经济、教育、科技的发展,国人不仅仅能吃饱穿暖,还有了丰富的娱乐生活。城乡差距在一步步缩小,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健全,社会更加和谐包容,国人的幸福指数得到极大提升。
吴文铭采访1974年出生的小姑妈,她在7岁时的梦想——
天天都能看电影
小时候,父母忙着工作,把我送到了乡下奶奶家。
那时的乡村还没有通电,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一月一次的露天电影。
只要听说电影队要到村子来,我就高兴得什么事也做不了了,上课在想着电影,下课在谈着电影。盼呀盼呀,终于盼来了放电影的那一天,一放学回家,我将书包往屋里一扔,顾不得吃晚饭,早早拎着小板凳去占领有利位置。
空地上已经立两个木杆子,把幕布挂在木杆子上,再加一台发电机和放映机,就准备就绪了。在乡村静寂的晚上,当发电机的轰鸣宛如惊雷滚过,白亮的灯光刹那间刺破暗夜的长空,昏昏欲睡的村庄顷刻清醒过来。这时候,大人们也走出各自的院子,浩浩荡荡汇聚到放映场地。幕布正面站不下了,便有人转到幕布后面,反着看。
那时的影片都有一个规律,浓眉大眼的一定是好人,贼眉鼠眼的一定是坏蛋,生产队长一律是抽着旱烟袋的骠悍大叔,穿黑绸马褂的铁定是汉奸……我们小孩子看电影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谁能第一个指出潜伏的坏人,而我最崇拜的,自然是电影里的英雄了。
换胶片的时候,我们就钻到机器前,在机器发出的白光前做各种各样的手势,看着手势放大数倍成像于宽大的屏幕上,发出惊奇的欢笑。电影放完,带着无穷的回味回到家里,竟一点也不觉得肚子饿。
天天都能看电影,是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甚至想长大了要做个电影放映员。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我就和几个小伙伴跟在电影队的屁股后头连着跑几个村子。
后来回到县城上学,再看电影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电影院了。木质的翻板座位,只记得离场时,人们起身,板凳收起那一片啪啪的声响。票价很便宜,大部分都是一角钱一张,电影还是大多数家庭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
1983年,爸爸托人买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记得爸爸把电视机抱回家那个夜晚,我兴奋地睡不着。当《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上海滩》播出的时候,可谓万人空巷。
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背投、等离子、液晶电视,没等到我当上电影放映员,电影已经开始慢慢淡出了我的生活。
现在,电影院的设施越来越高档,不仅仅有舒适的靠椅,座椅间的行距、倾斜角度、音响的分贝数都经过科学的测量,扶手边设置有放饮料的底座,就连海报的招贴也讲求创意,但人们对电影的热情早已不复当年。如今可以吸引人眼球的娱乐项目太多了,窝在家里,可以用DVD放碟看大片,可以在网上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
杜均元采访1971年出生的爸爸,他在1988年的梦想——
我要当个城里人
16岁时,因为付不起学费,我辍学在家里干农活。
那是1987年的大山深处,地薄天旱,打出的粮食仅仅够一家人吃,穷得叮当响。父亲说:树挪死,人挪活,你跟你在新疆当兵的哥联系一下,出去闯闯吧。
可是,路费怎么办呢?向信用社贷了200块钱,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先是在餐厅里当洗碗工,每月120元,管吃管住。干了一年多,存了1000元钱,赶紧给家里寄了200元,把贷款还上。
刚来的那几年,城里隔三岔五就查暂住证,我舍不得花200元办,每次遇到查证,就东躲西藏,心惊肉跳。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大街上。
在餐厅我一干就是8年。这8年,我娶了同在餐厅打工一个四川妹子,1993年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靠我们夫妻在餐厅打工挣的那点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就打算自己干点小本生意。餐厅里每天都要买菜,于是,我决定摆摊卖菜。
那时候,外地人想要在城市做生意,必须是本市户口,我只好找到转业在本地工作的大哥,借用了他的户口。
我们租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地下室,吃饭、睡觉、储藏菜全在里面。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做起来那么容易,最大的困难,是城市人瞧不起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人,称呼我们为“盲流”“外地赖瓜子”。
1999年,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生意,我们有了一些积蓄,花8万块钱,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那一年,孩子该上学了,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城里的学校都不接收,最后找了一家子弟校,交了些钱,通过了考试才上成了学。
2000年,我花了8000元将妻子的户口办过来,4年后,我和孩子的户口才先后转过来。
现在,老家的一个堂弟也过来打工了,他比我幸运, 因为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农民工子女免除借读费,从明年开始,将逐步试行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向“居住证”制度的转变。
改革开放仍在继续,中国的追梦步伐仍在向前。
期待着30年之后,我们讲述自己的追梦故事,描绘中国梦实现的一个个辉煌……
30年间,我们的父辈,在改革开放中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感受着梦想变为现实的种种喜悦。
30年,一个人的梦想, 13亿人的梦想,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
中国梦之一:教育大国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教育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恢复对外派遣留学生,普九,高校大扩招,助学政策出台,义务教育免费……30年来中国崛起成为教育大国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
李圣宜采访1961年出生的姨妈,她在1978年的梦想——
拥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在“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岁月里,学生停课闹革命,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被停止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大学招新生靠推荐,要“根正苗红”,学生了没有学习知识的动力和积极性。
1977年,恢复高考,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恢复,更是社会公平的重建。然而人们却一时不知上哪儿去找复习资料。那一年,姐姐参加了那一届高考,却落榜了。
姐姐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指着桌上一堆“课本”对我说:“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1978年,姐姐参工了,在砖厂当了一名工人。而这一年,我也将参加高考。
父亲为了帮助我复习,托人四处收集了各科的教科书。可那些书,是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套真正意义的教科书。
幸运的是,我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板书在黑板上,我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我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我并不知道的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1978年秋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级新生,都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书。如今,我已经是一名校长,知道的是67家出版社出版了175套教科书,学校可以按需挑选适合的。
邓淼采访1966出生的爸爸,他读书时的梦想——
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那个时候,为了读小学,7岁的我要挑着两个礼拜的米粮翻过两个山头,到大一点的村里求学。
学校是由一座小寺庙改造而来的,三间房,一间学生宿舍、一间老师宿舍,还有一间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教室了。学校操场——寺庙外的平地上,有一口用木杆撑起的大钟,每到上课下课的时候,负责敲钟的就用东西击打,使之咚咚作响来通知我们上下课。也没有电,天气不好的时候,教室里就黑糊糊一片,眼前的字儿都看不清。
1978年的夏天,县一中首次面向全县招生,我考中了。从此,从县城到我家那条23公里的长路,我用脚丈量了整整三年,近百次的东奔西走。
当时,家里很穷。每星期母亲只发给我七角钱。三毛五分交给管伙的老师,作为生食变熟食的加工费,另外的三毛五分是我买诸如作业本之类的杂费。杂费自然是不够的,往往需要捡一些废纸做习纸。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便从县城步行回家。路上到处是坑,砾石满地。我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土布鞋,鞋里垫着演草纸。这样的鞋子走这样的路,掌灯时分才回到家里,脚上往往会打几个血泡。星期日的下午早早吃了午饭,便又踏上了返校的路,背包里装着下一周的口粮:七八个粗粮制作的馒头,五六斤面粉,还有一小罐咸菜。
1980年的夏天,一场大雨过后,路有些滑,走出家五六里,一个半山腰处,我一不小心,连人带干粮滚到了百米之下的山脚。满坡的荆棘挂得我满身伤痕,我爬起来,顾不得擦脸上的血,而是满坡寻找丢失的干粮。八个带泥的馒头总算找到了,散落的面粉却再也收不起来。
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可以吃上新鲜菜。
后来我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现在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年少时的种种梦想都成为了现实:乡村小学修建一新,而我曾经就读的县中也迈进了省重,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食堂功能完善。
中国梦之二:经济大国
短短30年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以上,进出口贸易总额29年间增长了近100倍,城乡居民储蓄则增长了700多倍,由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一跃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王小璐采访1975年出生的舅舅,他在童年的最大梦想——
天天都过年,顿顿有鸡吃
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闪现着一锅炖得肉烂汤浓的鸡。
小时候,物质紧缺,吃的用的都凭票供应,平日里,家里都是粗茶淡饭,可以混个肚饱,却难见荤腥。唯有一年一度的春节隆重奢侈,父母要提前攒下肉和糖,我们孩子,自然是巴不得天天都过年。临近过年的每个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掰着手指倒数日子。
记得1980年的春节,妈妈带着我回了趟老家。回城时,外婆抓了一只鸡,那是她做醋卖了钱,从一个亲戚那儿换来的。妈妈准备元宵节那天杀了,炖上一锅鸡汤。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元宵节那天,爸爸老家的两个远方亲戚突然造访,实诚又讲究礼数的爸爸,喊妈妈端上炖好的鸡肉,还把家里准备的两斤汤圆也给煮了。
照家里的规矩,有客人在时,孩子是不能上桌的。我就趴在堂屋的窗子外,想着等他们吃得差不多了,第一个冲进去尝个鲜。
可是,这两位客人很“实在”,大概也是一年当中吃不到什么荤腥,毫不客气地把一只炖鸡和二斤汤圆吃了个精光,连点汤都没剩。
我气得哇哇大哭,嚷着、叫着……爸爸生怕在客人跟前丢了面子,一把把我拖出院子外,照着我的屁股猛打了两大巴掌,顿时把我打“哑”了声。
客人走后,妈妈把爸爸数落了一顿,埋怨爸爸的亲戚连点谦让的礼数都不讲,也不替主人家想想。那顿饭,爸爸也没吃上几筷子,我们姐弟俩和母亲连点味都没闻着。
那个元宵节后,一连好些天,我都在梦里想着那锅鸡肉的味道。
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拿着一份还算丰厚的薪水,过着还算富足的生活。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鸡鸭鱼肉,海鲜山珍,我早已不再盼望过年过节,因为只要我愿意,可以把每一天都精心打扮成节日。
余涛采访1967年出生的爸爸,他在孩提时代的梦想——
顿顿吃上白米饭
我的家乡在贫困偏远的山区,在改革开放前,家里人多劳力少,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吃饭,从年头忙到年尾,挣的工分很少,分到的那点粮食粒儿也少得可怜。
粮食不够,瓜菜来凑。于是,除了逢年过节能吃上米面,其他时候,都是与野菜、高粱壳和麦皮、玉米渣相伴,半饥半饱地度日。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饱饱地吃上一顿纯白米干饭,连打嗝都是大米饭的香味。
儿时伙伴的乳名儿,也都烙上了那个年代的印记,不叫“大饱”“永饱”,就叫“满仓”“饱粮”之类,因为人们对粮食,实在有着太大的渴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中按人口分得了地。不吃大锅饭了,一份劳动就有一份收获,揣着粮食满仓的梦想,人人都有了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只记得那时候父母没白没黑地忙碌在责任田里。于是,顿顿吃上白米饭不再是梦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耕地种田增加了科技含量,立体种植,大棚温室,间作间收,复种复收,多种经营……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了。
吃饱吃好之后,大家又想着如何多挣钱,有人买了卡车跑运输,有人进城当装修工组建了装修队,有人做起了农副产品加工,我呢,仍丢不开土地,弄了个枇杷果园……眼见宽敞平坦的大马路修到了家,村里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现在我们想的,是在舒适的环境里,如何健康地吃。
中国梦之三:幸福之国
30年来,伴随经济、教育、科技的发展,国人不仅仅能吃饱穿暖,还有了丰富的娱乐生活。城乡差距在一步步缩小,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健全,社会更加和谐包容,国人的幸福指数得到极大提升。
吴文铭采访1974年出生的小姑妈,她在7岁时的梦想——
天天都能看电影
小时候,父母忙着工作,把我送到了乡下奶奶家。
那时的乡村还没有通电,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一月一次的露天电影。
只要听说电影队要到村子来,我就高兴得什么事也做不了了,上课在想着电影,下课在谈着电影。盼呀盼呀,终于盼来了放电影的那一天,一放学回家,我将书包往屋里一扔,顾不得吃晚饭,早早拎着小板凳去占领有利位置。
空地上已经立两个木杆子,把幕布挂在木杆子上,再加一台发电机和放映机,就准备就绪了。在乡村静寂的晚上,当发电机的轰鸣宛如惊雷滚过,白亮的灯光刹那间刺破暗夜的长空,昏昏欲睡的村庄顷刻清醒过来。这时候,大人们也走出各自的院子,浩浩荡荡汇聚到放映场地。幕布正面站不下了,便有人转到幕布后面,反着看。
那时的影片都有一个规律,浓眉大眼的一定是好人,贼眉鼠眼的一定是坏蛋,生产队长一律是抽着旱烟袋的骠悍大叔,穿黑绸马褂的铁定是汉奸……我们小孩子看电影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谁能第一个指出潜伏的坏人,而我最崇拜的,自然是电影里的英雄了。
换胶片的时候,我们就钻到机器前,在机器发出的白光前做各种各样的手势,看着手势放大数倍成像于宽大的屏幕上,发出惊奇的欢笑。电影放完,带着无穷的回味回到家里,竟一点也不觉得肚子饿。
天天都能看电影,是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甚至想长大了要做个电影放映员。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我就和几个小伙伴跟在电影队的屁股后头连着跑几个村子。
后来回到县城上学,再看电影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电影院了。木质的翻板座位,只记得离场时,人们起身,板凳收起那一片啪啪的声响。票价很便宜,大部分都是一角钱一张,电影还是大多数家庭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
1983年,爸爸托人买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记得爸爸把电视机抱回家那个夜晚,我兴奋地睡不着。当《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上海滩》播出的时候,可谓万人空巷。
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背投、等离子、液晶电视,没等到我当上电影放映员,电影已经开始慢慢淡出了我的生活。
现在,电影院的设施越来越高档,不仅仅有舒适的靠椅,座椅间的行距、倾斜角度、音响的分贝数都经过科学的测量,扶手边设置有放饮料的底座,就连海报的招贴也讲求创意,但人们对电影的热情早已不复当年。如今可以吸引人眼球的娱乐项目太多了,窝在家里,可以用DVD放碟看大片,可以在网上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
杜均元采访1971年出生的爸爸,他在1988年的梦想——
我要当个城里人
16岁时,因为付不起学费,我辍学在家里干农活。
那是1987年的大山深处,地薄天旱,打出的粮食仅仅够一家人吃,穷得叮当响。父亲说:树挪死,人挪活,你跟你在新疆当兵的哥联系一下,出去闯闯吧。
可是,路费怎么办呢?向信用社贷了200块钱,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先是在餐厅里当洗碗工,每月120元,管吃管住。干了一年多,存了1000元钱,赶紧给家里寄了200元,把贷款还上。
刚来的那几年,城里隔三岔五就查暂住证,我舍不得花200元办,每次遇到查证,就东躲西藏,心惊肉跳。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大街上。
在餐厅我一干就是8年。这8年,我娶了同在餐厅打工一个四川妹子,1993年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靠我们夫妻在餐厅打工挣的那点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就打算自己干点小本生意。餐厅里每天都要买菜,于是,我决定摆摊卖菜。
那时候,外地人想要在城市做生意,必须是本市户口,我只好找到转业在本地工作的大哥,借用了他的户口。
我们租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地下室,吃饭、睡觉、储藏菜全在里面。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做起来那么容易,最大的困难,是城市人瞧不起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人,称呼我们为“盲流”“外地赖瓜子”。
1999年,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生意,我们有了一些积蓄,花8万块钱,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那一年,孩子该上学了,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城里的学校都不接收,最后找了一家子弟校,交了些钱,通过了考试才上成了学。
2000年,我花了8000元将妻子的户口办过来,4年后,我和孩子的户口才先后转过来。
现在,老家的一个堂弟也过来打工了,他比我幸运, 因为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农民工子女免除借读费,从明年开始,将逐步试行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向“居住证”制度的转变。
改革开放仍在继续,中国的追梦步伐仍在向前。
期待着30年之后,我们讲述自己的追梦故事,描绘中国梦实现的一个个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