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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界之形成，始于1980年代。
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改革共识的时代，共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摆脱教条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基于上述共识，政治家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理论家积极论述这种改革的合法性，社会大众踊跃地投身改革的洪流。
但改革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它必然带来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到了1980 年代后期和1990 年代初，改革向何处去的争论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具体到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实在缺乏共识。
左右分歧之辨思想界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由此也导致了思想界本身的严重分化。
1997 年前后，知识分子中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逐渐形成，这种对立后来甚至发展到了相互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在一些思想讨论沙龙里，某些所谓名人的表现无异于泼妇骂街。在网络世界，自由主义者被新左派封为“带路党”，新左派则被自由主义者反讥为“五毛党”。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截然不同。左右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主义拥抱普世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中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下一步应该全面落实其他普世价值。新左派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必须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
二、在对1990 年代以来出现的腐败问题的诊断上，自由主义认为，腐败产生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要铲除腐败，就得限制政府权力，彻底推进市场化。新左派认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腐败正是打着自由主义和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过是为权贵掠夺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证而已。自由主义强调起点的公平和程序正义，但新左派认为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应该追问并落实结果的公平，而经济民主就是实现结果公平的有效手段。
三、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是尚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代议制政府，通过代议制落实公民权利，实现权力制衡。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的实质是“贵族的自由”，与老百姓无关，以“间接民主”为特色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选主”，他们要落实的是“积极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
中国思想界的纷争主要体现为左右两派的对立，其他各派思潮间的论争几乎都可以从左右对立中找到线索。
新思潮特色鲜明在思想界左右两派渐趋对立的前后一段时期，另外几种思潮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中国要走向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新权威来主导，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大乱。新权威主义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它无法证明，稳定的社会就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宪政。
文化保守主义即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儒家的内圣即便开不出外王，但它至少可以为中国人提供文化认同和心灵安顿。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也必须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否则很难稳立。但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思想纷杂的群体，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公然反对现代化，明确主张复古，并以“反动”为荣。
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则是在承认中国现实的前提下，试图指出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但社会民主主义仅限于倡导层面，宪政社会主义则难免过于顾及现实，以至于妥协性大于建设性。
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也逐渐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们主张中国“耀武扬威”，扩展势力范围，但清醒的批评者指出，民族主义的亢奋非但不会为国家带来利益，反倒会带来灾难。
对当今中国而言，自由、民主、宪政等理念都是稀缺资源，它们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矛盾（比如，极度的自由其实是排斥民主的，而极度的民主显然又会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恰恰不是这几个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而是那些被伪装起来的封建余毒的蔓延。
其实，只要老百姓普遍存在不安全感，自由就是人们永恒的诉求；只要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平等就有激发人们变革激情的正当性。
如果“右”就是指自由优先，“左”是指平等优先，我们可否取消这个谁优先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能同时争取这两种对现代社会都重要的价值吗？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政体制运转起来以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宪政体制本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是一套建构型理论，新左派的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对新左派来说，如何落实民主与平等的理念是一个现实的课题。离开代议制的架构，靠社会运动、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的发展就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出现了新问题，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完全抛开这一套而追求民主与平等，是否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可以说新左派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修正和补充，但修正和补充不能代替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基础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实为不刊之论。
能否产生共识改革需要共识，一个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稳步前进。
共识能否产生？我认为，只要左右双方都具备历史感和现实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中国教条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确有重视“消极自由”（政府无权侵犯的私人领域的自由）而轻视“积极自由”
（积极参与政治的自由）的倾向，但没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如何获得，如何保障？代议制民主主要解决的是限制公权力的问题，但共和主义民主解决的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更注重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共和主义民主的当代形态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等理论虽然尚需建制化，但哈贝马斯等人事实上已经探索出了部分可能，代议制民主为何不能吸收这部分可能并转换为现实制度？
另外，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既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便成为现实，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如果中国还不算一个高福利国家，我们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福利水平的必要？
对新左派而言，即便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跳过历史发展阶段、抛弃代议制民主能实现这种可能吗？全球化并非黄金世界，但只要不自外于世界，一国的力量可能抗衡全球化吗？如果不可能，我们为何不拿全球化的有利因素为我所用？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这不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吗？一些新左派鼓吹中国模式，难道中国模式能不包括市场化和对全球化的融入吗？腐败虽然是打着自由主义和市场化的旗号进行的，但自由主义和市场化难道因此就该为腐败负责？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就没有腐败吗？经济民主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避免以经济民主为名行抢劫私产之实？直接民主的理想固然好，但如何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民粹式的民主和暴民政治？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论，直接民主如果发展成有些人所说的“抽签民主”是不是也过于不现实了？
总之，在左右问题上，我赞成吴敬琏的看法。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极左和极右都危险”。杨继绳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
大转型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出现，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并为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操作性理論的人。“极高明而道中庸。”诚哉斯言！
那是一个举国振奋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改革共识的时代，共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摆脱教条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基于上述共识，政治家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理论家积极论述这种改革的合法性，社会大众踊跃地投身改革的洪流。
但改革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它必然带来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到了1980 年代后期和1990 年代初，改革向何处去的争论出现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具体到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实在缺乏共识。
左右分歧之辨思想界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由此也导致了思想界本身的严重分化。
1997 年前后，知识分子中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逐渐形成，这种对立后来甚至发展到了相互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在一些思想讨论沙龙里，某些所谓名人的表现无异于泼妇骂街。在网络世界，自由主义者被新左派封为“带路党”，新左派则被自由主义者反讥为“五毛党”。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截然不同。左右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主义拥抱普世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中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下一步应该全面落实其他普世价值。新左派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必须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
二、在对1990 年代以来出现的腐败问题的诊断上，自由主义认为，腐败产生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要铲除腐败，就得限制政府权力，彻底推进市场化。新左派认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腐败正是打着自由主义和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过是为权贵掠夺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证而已。自由主义强调起点的公平和程序正义，但新左派认为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应该追问并落实结果的公平，而经济民主就是实现结果公平的有效手段。
三、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是尚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代议制政府，通过代议制落实公民权利，实现权力制衡。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的实质是“贵族的自由”，与老百姓无关，以“间接民主”为特色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选主”，他们要落实的是“积极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
中国思想界的纷争主要体现为左右两派的对立，其他各派思潮间的论争几乎都可以从左右对立中找到线索。
新思潮特色鲜明在思想界左右两派渐趋对立的前后一段时期，另外几种思潮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中国要走向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新权威来主导，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大乱。新权威主义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它无法证明，稳定的社会就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宪政。
文化保守主义即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儒家的内圣即便开不出外王，但它至少可以为中国人提供文化认同和心灵安顿。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也必须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否则很难稳立。但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思想纷杂的群体，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公然反对现代化，明确主张复古，并以“反动”为荣。
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则是在承认中国现实的前提下，试图指出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但社会民主主义仅限于倡导层面，宪政社会主义则难免过于顾及现实，以至于妥协性大于建设性。
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也逐渐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们主张中国“耀武扬威”，扩展势力范围，但清醒的批评者指出，民族主义的亢奋非但不会为国家带来利益，反倒会带来灾难。
对当今中国而言，自由、民主、宪政等理念都是稀缺资源，它们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矛盾（比如，极度的自由其实是排斥民主的，而极度的民主显然又会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恰恰不是这几个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而是那些被伪装起来的封建余毒的蔓延。
其实，只要老百姓普遍存在不安全感，自由就是人们永恒的诉求；只要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平等就有激发人们变革激情的正当性。
如果“右”就是指自由优先，“左”是指平等优先，我们可否取消这个谁优先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能同时争取这两种对现代社会都重要的价值吗？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政体制运转起来以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宪政体制本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是一套建构型理论，新左派的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对新左派来说，如何落实民主与平等的理念是一个现实的课题。离开代议制的架构，靠社会运动、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的发展就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出现了新问题，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完全抛开这一套而追求民主与平等，是否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可以说新左派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修正和补充，但修正和补充不能代替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基础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实为不刊之论。
能否产生共识改革需要共识，一个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稳步前进。
共识能否产生？我认为，只要左右双方都具备历史感和现实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中国教条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确有重视“消极自由”（政府无权侵犯的私人领域的自由）而轻视“积极自由”
（积极参与政治的自由）的倾向，但没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如何获得，如何保障？代议制民主主要解决的是限制公权力的问题，但共和主义民主解决的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更注重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共和主义民主的当代形态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等理论虽然尚需建制化，但哈贝马斯等人事实上已经探索出了部分可能，代议制民主为何不能吸收这部分可能并转换为现实制度？
另外，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既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便成为现实，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如果中国还不算一个高福利国家，我们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福利水平的必要？
对新左派而言，即便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跳过历史发展阶段、抛弃代议制民主能实现这种可能吗？全球化并非黄金世界，但只要不自外于世界，一国的力量可能抗衡全球化吗？如果不可能，我们为何不拿全球化的有利因素为我所用？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这不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吗？一些新左派鼓吹中国模式，难道中国模式能不包括市场化和对全球化的融入吗？腐败虽然是打着自由主义和市场化的旗号进行的，但自由主义和市场化难道因此就该为腐败负责？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就没有腐败吗？经济民主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避免以经济民主为名行抢劫私产之实？直接民主的理想固然好，但如何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民粹式的民主和暴民政治？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论，直接民主如果发展成有些人所说的“抽签民主”是不是也过于不现实了？
总之，在左右问题上，我赞成吴敬琏的看法。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极左和极右都危险”。杨继绳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
大转型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出现，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并为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操作性理論的人。“极高明而道中庸。”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