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作为一个在新加坡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受到的资本市场监管自然不必多说。本文主要就国有资本出资者的外部监管再谈几句。在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困惑是：监管过头了，就可能越俎代疱，甚至有“抢班夺权”的嫌疑；监管不到位，就可能失去控制，甚至处于“独裁统治”的状态。如何通过监管形成一种制衡机制，使经理人既能放开手脚去开拓创新，又避免出现“脱缰野马”的“赌徒心理”呢？
　　众所周知，企业运营是人性与制度相互博弈的衍生物，而最完美的境界则是这种博弈达到均衡的状态。经理人与企业制度博弈的失衡，特别是家长型企业领袖的个人影响力达到足以使制度失败的程度，企业就到了衰退的边缘。在不少企业，监事会名不符实，总是那么一些“不监事”的监事经常在稀里糊涂地开会，茫然不知所措地举手，人云亦云地表决。即使如此，监事的差事反倒变成了企业领导给予的施舍和照顾，监事会也就成了“橡皮图章”。在内部监管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人们期盼着来自于外部的“铁拳”监管能够吹来一股强劲之风。不可否认，在国资委时代，“九龙治水”现象消除了，企业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埋怨“婆婆”太多了，而是只盯住“国资委”一家就行。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与经理人之间的一场“婆媳之争”依旧存在，随后的问题是，国资委一个“婆婆”显然管不了那么多“媳妇”，其监督之手也时常显得疲软无力，事后还可以被“摆平”。对经营者而言，当获取的“利润”远远超过“风险”时，他们并不觉得是在铤而走险，反而只是舒畅而行罢了。如果在无人看管之真空状态，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洁身自好”。但是，当监管之手变得强硬，当被“发现”的概率达到极高，当惩罚达到“可怕”的程度，“伸手者”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监管是委托代理经济条件下出资者的本能。但是，监管机制如何由以运动与权力为主导转移到以预防为主、以治本为主上来，扎好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篱笆”却一直是我们的困惑。运动式监管意味着通过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防止各种贪污腐败、资产流失和经济损失现象，其基本逻辑是将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管效能发挥到极致；权力性监管是针对经理人腐败行为的查处与遏制，其逻辑是将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管发挥到极致。运动监管与权力监管的缺陷不在于所依托的两条不同路径，而是在于其不能保证监管实战的稳定性、前瞻性与日常性。而企业经营是连续不断的，其风险、其决策也是经常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对这些监管机制进行扬弃。
　　不仅如此，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也是监督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因为权力本身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如果权力监督主体失去应有的独立性，对权力的制约缺乏强制性，那么对权力机关和企业经理的监督就会软弱无力，甚至使监督主体成为权力的附庸。而在现实的监管工作中，由于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常常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管是有效的，而即便是上级委派的专职监管者，也常常会面临级别高低的尴尬。有专职监管人感叹：从表面上看，自己是代表上级出资人的，但在现实中，既算不上是上级机构的人，当然也不能陷入被监管企业的一员，常常被悬在半空中，处于不上不下的困境。其实，国资监管本身也是一门学问，靠行政命令不行，靠盲目蛮干也不行；国企监管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去探究、去创新。监管的灵魂在于构建一种科学、和谐的监管观，这就需要科学的体制和制度来保证。没有科学的体制与制度，监管是没有办法落实的。
　　末了，忽想起一位老人的话：“如果你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固然可以随心所欲，但最容易受到要挟的可能就是你。因为你可能把权力滥用到极致才能满足你身边人的无穷欲望，到那时，你就由权力的受益者蜕变为权力的受害者”。我想此番告诫对经理人、对监管者来说可谓一语中的，值得三思。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王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