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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在1932年四月间，受沈兼士先生邀约，在辅仁大学做演讲的记录。演讲看上去是随性发挥，实则包含有周作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一、关于文学的问题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讨论了关于文学的6个问题。第一，文学是什么。周作人对其定义中的“美妙”“独特”“愉快”都是没有明确概念的词。第二，文学的范围。将文学的全部比作山，纯文学是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山底是原始文学和通俗文学。为其观察到戊戌变法后的白话和文学革命后的白话之间的差别打下了基础。第三，研究对象。作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历史中总结、论证文学的发展规律。第四，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讲述文学与文字、生物學、历史的亲密关系。第五，文学的起源。他指出文学起源于宗教，又与宗教存在差异，从而说明文学的无目的性。第六，文学的用处。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本身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使读者获得快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讲中，周作人关注到“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方面，文学表达的是“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这里的“独特”并不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要不一样，因为“思想而求其独特，已经不易，感情而求其独特，怕不可能”。且因为发出思想和情感的个体不同，每个个体所表达思想和情感便有所不同，从而使“独特”有了意。另一方面，提倡要以整体的视角关注文学，关注通俗文学和原始文学，将可以发声的个体范围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平民百姓。
二、中国文学的变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可以说是全书的精髓，在简要地梳理从晚周到清代的文学潮流更替后，周作人将民国的文学潮流与明末进行对比，得出了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像公安派，俞平伯与废名两人的作品像竟陵派的结论。周作人通过引述袁宏道等人的文章来点明公安派的文学史观，袁宏道等人所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代兴论”的观念。诚然，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擅长并且繁荣的文体，用这种文体（形式）上的独特性来总结文学的历史规律不十分恰当，于是周作人转而从文学的主义或态度（内容）上来对文学史进行归纳。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将周作人的该结论概括为“历史循环论”，作者关注外在力（作为阻力存在的石头）对文学潮流（河流）的作用，而忽视了河流本身的发展因素。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是文学自身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应激反应。
在这里，周作人似乎有意总结文学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有两种潮流更替这一预设结论之后，便努力地在历史中寻求依据，并且刻意修饰不利于结论的部分。比如，在说明唐代的文学潮流是“载道”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李白等浪漫主义文人，而是说“我们可以很武断地拿韩愈作代表”。周作人很机智地挑选了唐代“载道”文人中的翘楚，但在论述时，又说韩愈几篇较好的“言志”作品，是在忘记载道时偶尔写出来的。比如，在论述新文学是“言志”时，选取的是胡适、冰心、徐志摩等“言志派”作家的例子，舍去了其他如鲁迅等作家的例子。采取了结论先行的论述模式。在举例上，周作人大多举的是散文的例子，这和他擅长散文有关，这便让文学史的河流变为散文史的河流了。
周作人在论述各朝代文学潮流时，也很有技巧。他指出，“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背反着的”，之后便将这个结论简单地与两种潮流套用在一起，也并未做太多说明。诚然，政治与文学存在着某种关联，但贸然下这种结论有待商榷。作者将明代分为明和明末，并认为明是“载道派”，明末是“言志派”。这样说来，每个朝代将要结束动荡之时都要单列出来，显然是不太可行的。
文中，作者的这种潮流更替的思想，实则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虽然作者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将“载道”的“道”分为“他人之道”和“自己之道”，认为载自己之道时是与“言志”一致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言志”也可以分为“言小我之志”和“言大我之志”，从而认为“言大我之志”与“载道”是一致的？另外，纯粹的哲思性文章和描景状物的文章又该如何归类，是否要再衍生出“载大道之道”和“言无志之志”？
再来看“循环”。作者将两种潮流的起伏比作弯曲的河流，似乎是大自然的规律，无法避免。如果说无法避免，那进行文学革命的意义何在，只是起了催化的作用吗？河流在弯曲时，是一种回旋式的摇摆还是螺旋式的上升？若是摇摆，那变动的意义何在，若是上升，那不同时期的“载道”与“载道”、“言志”与“言志”之间的差别何在？然而，尽管“循环”的文学史观在今天看来存有弊病，但在当时却是有意义的。
三、清代文学的反动——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
诚然，周作人的“循环史观”存在弊端，但他确实关注到了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具有前瞻性。他在《散文一集·导言》中也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肯定了传统对新文学的影响，而不是像胡适等，将传统视为新文学的阻力，将两者对立起来。
第三讲，作者先总览清代文学，指出这段时间的文学与前一段文学在潮流上是相悖的。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中指出八股的研究价值，阐明了其想要把八股文当作一门课程来教授的想法。八股文有其独特的魅力，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它用汉字的形音义写文章，游戏文字的快感让人着迷。当然，八股文也有其弊端，其中包含服从和模仿的根性。但是，这个弊端也有其研究价值，可以用来检验自己的文章是否跳出了八股的泥淖。
桐城派所作为词章，所讲为义理。在文词方面，有所谓的“桐城义法”，认为文章必须“有关圣道”，并且要“雅正”。桐城派古文引发的变动在于内容，在于思想。桐城派基于“文以载道”的理念，认为国外作品用载道的理念写出，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而才有了价值。然而，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从而产生了冲突。
周作人的循环论则将传统与新文学联系起来，为新文学找寻其在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根”。
四、文学革命运动
作者讲述的必须用白话的两点理由有点牵强。第一理由是“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但在论述时说，现在新出的专有名词古文是没有的，古文的词汇量跟不上时代发展，在这里，古文似乎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前文在论述白话没有死去时又说，现在的白话文用的几乎都是古字，文字的死活因排列方法而不同。在这里，古文字似乎又有了灵性。作者的第一点理由，忽视了文字本身的创造性和多变性，面对新生名词，文字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专有名词来应对，这时的专有名词，又如何判定是古文还是白话呢？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没有过多的论述，直接点明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文体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体对“言志”的抒发、文章的传播和社会的接纳有多大影响，并没有说明。这个影响，是来自文体，还是文字的排列方式，无法说明。
五、结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经问世，便受到关注。该书对中国文学史的归纳、总结让大家耳目一新，像钱钟书、张荫麟、金克木等文学家、历史学家都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而黄修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则是：“这部著作是‘论’，不是‘史’，是借‘史’谈‘论’。”止庵先生也认为这本书是系统理论的总结之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关于文学的问题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讨论了关于文学的6个问题。第一，文学是什么。周作人对其定义中的“美妙”“独特”“愉快”都是没有明确概念的词。第二，文学的范围。将文学的全部比作山，纯文学是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山底是原始文学和通俗文学。为其观察到戊戌变法后的白话和文学革命后的白话之间的差别打下了基础。第三，研究对象。作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历史中总结、论证文学的发展规律。第四，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讲述文学与文字、生物學、历史的亲密关系。第五，文学的起源。他指出文学起源于宗教，又与宗教存在差异，从而说明文学的无目的性。第六，文学的用处。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本身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使读者获得快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讲中，周作人关注到“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方面，文学表达的是“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这里的“独特”并不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都要不一样，因为“思想而求其独特，已经不易，感情而求其独特，怕不可能”。且因为发出思想和情感的个体不同，每个个体所表达思想和情感便有所不同，从而使“独特”有了意。另一方面，提倡要以整体的视角关注文学，关注通俗文学和原始文学，将可以发声的个体范围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平民百姓。
二、中国文学的变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可以说是全书的精髓，在简要地梳理从晚周到清代的文学潮流更替后，周作人将民国的文学潮流与明末进行对比，得出了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像公安派，俞平伯与废名两人的作品像竟陵派的结论。周作人通过引述袁宏道等人的文章来点明公安派的文学史观，袁宏道等人所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代兴论”的观念。诚然，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擅长并且繁荣的文体，用这种文体（形式）上的独特性来总结文学的历史规律不十分恰当，于是周作人转而从文学的主义或态度（内容）上来对文学史进行归纳。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将周作人的该结论概括为“历史循环论”，作者关注外在力（作为阻力存在的石头）对文学潮流（河流）的作用，而忽视了河流本身的发展因素。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是文学自身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应激反应。
在这里，周作人似乎有意总结文学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有两种潮流更替这一预设结论之后，便努力地在历史中寻求依据，并且刻意修饰不利于结论的部分。比如，在说明唐代的文学潮流是“载道”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李白等浪漫主义文人，而是说“我们可以很武断地拿韩愈作代表”。周作人很机智地挑选了唐代“载道”文人中的翘楚，但在论述时，又说韩愈几篇较好的“言志”作品，是在忘记载道时偶尔写出来的。比如，在论述新文学是“言志”时，选取的是胡适、冰心、徐志摩等“言志派”作家的例子，舍去了其他如鲁迅等作家的例子。采取了结论先行的论述模式。在举例上，周作人大多举的是散文的例子，这和他擅长散文有关，这便让文学史的河流变为散文史的河流了。
周作人在论述各朝代文学潮流时，也很有技巧。他指出，“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背反着的”，之后便将这个结论简单地与两种潮流套用在一起，也并未做太多说明。诚然，政治与文学存在着某种关联，但贸然下这种结论有待商榷。作者将明代分为明和明末，并认为明是“载道派”，明末是“言志派”。这样说来，每个朝代将要结束动荡之时都要单列出来，显然是不太可行的。
文中，作者的这种潮流更替的思想，实则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虽然作者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将“载道”的“道”分为“他人之道”和“自己之道”，认为载自己之道时是与“言志”一致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言志”也可以分为“言小我之志”和“言大我之志”，从而认为“言大我之志”与“载道”是一致的？另外，纯粹的哲思性文章和描景状物的文章又该如何归类，是否要再衍生出“载大道之道”和“言无志之志”？
再来看“循环”。作者将两种潮流的起伏比作弯曲的河流，似乎是大自然的规律，无法避免。如果说无法避免，那进行文学革命的意义何在，只是起了催化的作用吗？河流在弯曲时，是一种回旋式的摇摆还是螺旋式的上升？若是摇摆，那变动的意义何在，若是上升，那不同时期的“载道”与“载道”、“言志”与“言志”之间的差别何在？然而，尽管“循环”的文学史观在今天看来存有弊病，但在当时却是有意义的。
三、清代文学的反动——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
诚然，周作人的“循环史观”存在弊端，但他确实关注到了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具有前瞻性。他在《散文一集·导言》中也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肯定了传统对新文学的影响，而不是像胡适等，将传统视为新文学的阻力，将两者对立起来。
第三讲，作者先总览清代文学，指出这段时间的文学与前一段文学在潮流上是相悖的。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中指出八股的研究价值，阐明了其想要把八股文当作一门课程来教授的想法。八股文有其独特的魅力，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它用汉字的形音义写文章，游戏文字的快感让人着迷。当然，八股文也有其弊端，其中包含服从和模仿的根性。但是，这个弊端也有其研究价值，可以用来检验自己的文章是否跳出了八股的泥淖。
桐城派所作为词章，所讲为义理。在文词方面，有所谓的“桐城义法”，认为文章必须“有关圣道”，并且要“雅正”。桐城派古文引发的变动在于内容，在于思想。桐城派基于“文以载道”的理念，认为国外作品用载道的理念写出，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而才有了价值。然而，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从而产生了冲突。
周作人的循环论则将传统与新文学联系起来，为新文学找寻其在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根”。
四、文学革命运动
作者讲述的必须用白话的两点理由有点牵强。第一理由是“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但在论述时说，现在新出的专有名词古文是没有的，古文的词汇量跟不上时代发展，在这里，古文似乎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前文在论述白话没有死去时又说，现在的白话文用的几乎都是古字，文字的死活因排列方法而不同。在这里，古文字似乎又有了灵性。作者的第一点理由，忽视了文字本身的创造性和多变性，面对新生名词，文字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专有名词来应对，这时的专有名词，又如何判定是古文还是白话呢？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没有过多的论述，直接点明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文体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文体对“言志”的抒发、文章的传播和社会的接纳有多大影响，并没有说明。这个影响，是来自文体，还是文字的排列方式，无法说明。
五、结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经问世，便受到关注。该书对中国文学史的归纳、总结让大家耳目一新，像钱钟书、张荫麟、金克木等文学家、历史学家都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而黄修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则是：“这部著作是‘论’，不是‘史’，是借‘史’谈‘论’。”止庵先生也认为这本书是系统理论的总结之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