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学勤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家中给研究生授课，谈到政府的性质时，脱口一句“政府是合法的黑社会，黑社会是非法的政府”。一语既出，不仅把研究生吓了一跳，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朱学勤可能不知，150年前，法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就在他那本经典的《法律》（THE LAW）里，明确地把政府界定为“合法的抢掠者”（LEGAL PLUNDER）。
　　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法国浪漫思想传统的一个倒影。但熟悉法国这个传统的学者，往往忽略了法国思想中的“英美个人主义思想”的因素。哈耶克就在他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个人主义：真实的和虚假的》中，宣称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反对自发秩序的市场解释。但是在19世纪早期，法国理论中的自由放任传统比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语古典传统，却走得更为彻底。巴师夏就是法国市场理论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干将。为什么这个传统后来发生了历史的中断和转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巴师夏的思想集中在《法律》这本小册子里，书很薄，还不到100页，一会儿就可以翻完，但要真正理解却殊为不易，可以说现在很多所谓著名的论著，远远未达其思想深度。1848年，巴师夏在法国关于自由贸易的论战中，深深感受到各种社会主义试验的困扰，为了对抗新集体主义思想的威胁，巴师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了大量论文和短评进行了批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部《法律》。巴师夏注意到，在19世纪，法律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工具，而不是自由的侍女。他写道：“法律不再是被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是压迫者的武器；法律不再是一面盾，而是一把利剑。”巴师夏论证道，政府运用法律，变成了经济领域积极的干预者，而停止了对人们的生命、自由以及自由交换的保护。法律只是权力的工具。
　　巴师夏认为法律需要道德标准，尤其是法律被不适当地运用的时候。他强调道德的特征包括自由、正义和产权，这一观点无疑和洛克是一脉相承的。巴师夏是坚定的自然权利的信仰者，他认为实证法不会创造权利，自由也不是立法者的礼物。巴师夏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立场，他认为“正义的实现只有当不正义被放弃”。现代社会，所谓“社会公正”已经越来越成为立法者的目的。对巴师夏来说，这不仅是没有效率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巴师夏这种极端的逻辑立场，可能会导致很多人的反感。我却对他存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想想19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狂飚运动，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极端的立场的拉力，或许还没有出声，旋即就被声浪淹没。中国的思想传统就缺乏这种相互外拉的角力，所以现代结构就不可能在传统内部发生，需要有外来力量的冲击，才会生发出一个新的传统来。我的理解仅限于思想层面，社会层面其本身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结，不只是一个思想的逻辑问题或者立场问题。
　　在巴师夏诞辰200年的时候，伦敦经济事务社重新印制了巴师夏这本《法律》新的英文译本，并且约请了诺曼·伯里教授撰写了长篇导言。从1850年出版第一版，至今已经有152年。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经济学家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及破坏不能创造财富等理论，其原始概念都来自巴师夏这本书里（林行止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巴师夏是“最出色的经济记者”。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推进法治，探索自由竞争政策，引进巴师夏可以说必要的。但国内对巴师夏可能还较为陌生。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现代思想丛书”里有巴师夏的一本《和谐经济论》，算是对得起了巴师夏在著作中对中国寓言的引用，让他的书来到了中国。但是他这本最著名的《法律》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却是的确可以让汉语思想界感到难堪的。薄薄一本不到100页的经典著作，汉语界还要让它在门外徘徊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