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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佑二年的礼部唱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五十余日的锁院期间，才华横溢的考官们相互唱和赠答，创作了大量诗作。这些诗的内容大致为三个方面：描写考试场景，反映科举取士情况;描写考官日常生活;咏物诗。这些唱和诗作不仅起到了揭示文坛时弊，改革文风的作用，也发展了“以文为诗”的风格，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嘉佑二年;科举考试;唱和诗
一.礼部唱和的背景及概况
宋代的科举制度相较于唐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考试显得更为公平。宋代省试由礼部主持，其考试场所称为礼部贡院。“锁院”制度，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变革过程中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项制度。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朝廷任命的知贡举、同知贡举以及其他考官就必须立刻到考试场所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宋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和对考官的防范之严，是前所未有的。
主试官进入礼部贡院后，最初六七日是出试题的时间，接着进行考试，每日一场，考三场或四场，余下便是考校试卷、定等、核对字号等工作，最后是拆封出榜，锁院天数视考官人数和试卷数量而定。王珪《呈永叔书事》：“诏书初捧下西厢，重棘连催暮钥忙”[1]28，即写得诏、入院、锁宿情况。这次锁院是从正月初七开始的，至二月底出闱。梅尧臣《出省有日书事和永叔》云：“辞家彩胜人为日，归路梨花合雨晴”[2]936，可知出省之日已是二月底梨花盛开时节。
锁院期间，朝廷拨给专项经费，使得考官的生活十分优裕。在这种条件下，考官们长期与外界隔离，过着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而权知举、权同知诸官都是一时文学之选，多为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之士。因此在锁院期间，他们往往以唱和为事，创作诗文，相互酬答，以排遣寂寞时光。锁院唱和，在两宋期间渐成风气，在诗坛产生广泛的影响。
嘉佑二年的礼部唱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要考官和诸科考试官都是当时文坛名流。“嘉佑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3]4236其中只有韩绛一人为开封雍州（今河南杞县）人，但他知成都府期间，多咏蜀中事，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历来多有唱和。其他四人皆为四川人，欧阳修籍贯江西而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王珪、范镇皆为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梅挚为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宋代文学活动的地域性特征。
二.唱和诗作内容
这部一百七十首的礼部唱和诗集今已失传，保留至今的约有九十多首。这些诗篇，不仅富有文学意味，更具有珍贵的科举史料价值。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描写考试情景。
梅尧臣《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力捶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淡墨牓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寻。”[2]930首联以及颔联描写了考场环境和考生辛勤作答的情景;颈联写考官挑拣淘汰的过程，“力捶顽石”，正是描写当时阅卷工作的艰苦;尾联描写考生展望张榜录取的情况。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宋代科举举子们临场答卷，考官们衡文判卷的历史情景。
宋代评卷定等的过程非常周密复杂。这一全过程在欧阳修等人的唱和诗中都有所反映。王珪《信字卷子》、《仁字卷子》等诗题中，可以看出卷子分类归档的方法。梅尧臣《定号依韵和禹玉》云：“天下持平手，毫偏不置胸。文从有司较，卷是近臣封。”[2]936王珪《喜定号》：“冤家成行对，侧理入腰封。海阔珠難探，山辉玉易攻”[1]12，这些都写出了考官们判卷的慎重和公正。
在此次的礼部唱和中，欧阳修等人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太学体”的沉重贬抑。欧阳修《和景仁试明经大义多不通有感》：“庠序制犹阙，郷闾教不行。古于经学政，今也艺虚名。来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轻。无徒诮其陋，讲劝在公卿。”[4]103诗中对“古于经学政，今也艺虚名”的太学体十分不满，类似的诗作还有欧阳修的《和公仪进士场终有作》：“朝家意在取遗才，乐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励贤敦古学，可嗟趋利竞朋来。”[4]220，梅尧臣的《明经试大义多不通有感依韵和范景仁舍人》：“明经与进士，皆欲取公卿。自是俗儒陋，非于吾道轻[2]935”，都痛斥了这种只为追逐功名，毫无实用价值的浮华文风。
其二，描写考官们的日常生活。
欧阳修等诸位考官在正月初七进入贡院，而考试期间锁院时间长达五十日，其中经历了宋代最热闹的元宵节。元宵佳节，火树银花不夜天，考官们身在贡院中不得外出游赏，只能登楼远眺，遥寄情思。登楼遥望元夕灯火已经成为锁院期间考官比较普遍的一项娱乐活动和生活消遣。梅尧臣先作《莫登楼》诗，诸公与之相和，后来又作《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三首，欧阳修、王珪亦各作和诗三首，均极力描写灯市热闹和上元之夜的繁华。梅尧臣《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诗，登楼观赏京城节日的繁华盛况：“阊阖前临万岁山，烛龙衔火夜珠还。高楼迥出星辰里，曲盖遥瞻紫翠间。轣辘车声碾明月，参差莲焰竞红顔。谁教言语如鹦鹉，便着金笼密锁关。”[2]922囿居于贡院之中，平日生活悠闲自得的考官们，他们面对封闭的环境不能不感到压抑，因此也跟梅尧臣这句“便着金笼密锁关”一样，常以笼中鹦鹉自喻。王珪《又东楼诗》：“应为能言锁鹦鹉，翻愁无思学杨花。”[1]27欧阳修《和圣俞春雨》也有“身遭锁闭如鹦鹉”[4]211之句。
其三，咏物诗。
锁院期间相互唱和，常常以同一题目共同作诗唱和。而咏物就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命题方式。诗作具有明显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娱乐戏谑的成份明显增多，与以前借咏物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或愤世嫉俗之情大有异趣。
他们所咏的事物大多是平常事物，寄寓的是作者淡雅清闲之情趣。梅尧臣、梅挚、欧阳修等咏白鹤、白鹇的诗作多达十余首。这些咏物诗作，如对“白兔”、“鹤”、“白鹇”、“鸭脚”等事物的唱和带有明显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对“雪”、“琴”、“茶”等事物的唱和也寄寓著作者自身的品格和气质，与宋代君子人格的文化精神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少咏物之作，可以看出写作态度十分轻松，戏谑的成份十分明显，以诗逗趣，文人情趣十分浓厚。欧阳修一再强调的“滑稽嘲谑，形于风刺”的特点，从这些咏物诗中就可以感受出来。诗人们从生活琐事中，努力开掘诗歌题材，以俗为雅，在普通日常生活中注入诗文情趣。在诗歌题材的开拓上，这对宋诗通俗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礼部唱和的影响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嘉佑时期，欧阳修处于文坛的核心地位，当时在京城的大批文人学士纷纷投于欧阳修门下，一时间形成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嘉佑文人集团。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的“险怪奇涩”的文风早有不满，决心利用这次知贡举的机会痛斥这种不良的文风，对其大加贬抑。欧阳修主持嘉佑二年贡举，有自己明确的取舍标准，对以往的考风形成巨大的冲击，也损害了一部分考生的利益，特别是许多对本次科举满怀期望的太学生。因此落榜的考生对考官们极度不满，群起而攻之，考官们在锁院期间相互唱和也成为“罪状”之一。
北宋文风的转变，当日的试官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可是很多人也正因此而被淘汰，他们看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句，认为考官只是开心酬唱，无暇仔细评文，甚至以五星自比而以举子为“春蚕”、“白蚁”。他们除了给欧阳修送去祭文之外，还造出不少流言蜚语。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试官们在试场不敢作诗，当真做到了欧阳修“但饮酒，莫吟诗”两句。但欧阳修等人对当时的文坛时弊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太学体”几乎从此淡出文坛。他们此次的唱和诗作对平易自然的文风的提倡，对宋诗追求平淡的境界的审美情趣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王珪.华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0.
[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关键词】：嘉佑二年;科举考试;唱和诗
一.礼部唱和的背景及概况
宋代的科举制度相较于唐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考试显得更为公平。宋代省试由礼部主持，其考试场所称为礼部贡院。“锁院”制度，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变革过程中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项制度。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朝廷任命的知贡举、同知贡举以及其他考官就必须立刻到考试场所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宋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和对考官的防范之严，是前所未有的。
主试官进入礼部贡院后，最初六七日是出试题的时间，接着进行考试，每日一场，考三场或四场，余下便是考校试卷、定等、核对字号等工作，最后是拆封出榜，锁院天数视考官人数和试卷数量而定。王珪《呈永叔书事》：“诏书初捧下西厢，重棘连催暮钥忙”[1]28，即写得诏、入院、锁宿情况。这次锁院是从正月初七开始的，至二月底出闱。梅尧臣《出省有日书事和永叔》云：“辞家彩胜人为日，归路梨花合雨晴”[2]936，可知出省之日已是二月底梨花盛开时节。
锁院期间，朝廷拨给专项经费，使得考官的生活十分优裕。在这种条件下，考官们长期与外界隔离，过着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而权知举、权同知诸官都是一时文学之选，多为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之士。因此在锁院期间，他们往往以唱和为事，创作诗文，相互酬答，以排遣寂寞时光。锁院唱和，在两宋期间渐成风气，在诗坛产生广泛的影响。
嘉佑二年的礼部唱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要考官和诸科考试官都是当时文坛名流。“嘉佑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3]4236其中只有韩绛一人为开封雍州（今河南杞县）人，但他知成都府期间，多咏蜀中事，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历来多有唱和。其他四人皆为四川人，欧阳修籍贯江西而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王珪、范镇皆为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梅挚为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宋代文学活动的地域性特征。
二.唱和诗作内容
这部一百七十首的礼部唱和诗集今已失传，保留至今的约有九十多首。这些诗篇，不仅富有文学意味，更具有珍贵的科举史料价值。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描写考试情景。
梅尧臣《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力捶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淡墨牓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寻。”[2]930首联以及颔联描写了考场环境和考生辛勤作答的情景;颈联写考官挑拣淘汰的过程，“力捶顽石”，正是描写当时阅卷工作的艰苦;尾联描写考生展望张榜录取的情况。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宋代科举举子们临场答卷，考官们衡文判卷的历史情景。
宋代评卷定等的过程非常周密复杂。这一全过程在欧阳修等人的唱和诗中都有所反映。王珪《信字卷子》、《仁字卷子》等诗题中，可以看出卷子分类归档的方法。梅尧臣《定号依韵和禹玉》云：“天下持平手，毫偏不置胸。文从有司较，卷是近臣封。”[2]936王珪《喜定号》：“冤家成行对，侧理入腰封。海阔珠難探，山辉玉易攻”[1]12，这些都写出了考官们判卷的慎重和公正。
在此次的礼部唱和中，欧阳修等人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太学体”的沉重贬抑。欧阳修《和景仁试明经大义多不通有感》：“庠序制犹阙，郷闾教不行。古于经学政，今也艺虚名。来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轻。无徒诮其陋，讲劝在公卿。”[4]103诗中对“古于经学政，今也艺虚名”的太学体十分不满，类似的诗作还有欧阳修的《和公仪进士场终有作》：“朝家意在取遗才，乐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励贤敦古学，可嗟趋利竞朋来。”[4]220，梅尧臣的《明经试大义多不通有感依韵和范景仁舍人》：“明经与进士，皆欲取公卿。自是俗儒陋，非于吾道轻[2]935”，都痛斥了这种只为追逐功名，毫无实用价值的浮华文风。
其二，描写考官们的日常生活。
欧阳修等诸位考官在正月初七进入贡院，而考试期间锁院时间长达五十日，其中经历了宋代最热闹的元宵节。元宵佳节，火树银花不夜天，考官们身在贡院中不得外出游赏，只能登楼远眺，遥寄情思。登楼遥望元夕灯火已经成为锁院期间考官比较普遍的一项娱乐活动和生活消遣。梅尧臣先作《莫登楼》诗，诸公与之相和，后来又作《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三首，欧阳修、王珪亦各作和诗三首，均极力描写灯市热闹和上元之夜的繁华。梅尧臣《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诗，登楼观赏京城节日的繁华盛况：“阊阖前临万岁山，烛龙衔火夜珠还。高楼迥出星辰里，曲盖遥瞻紫翠间。轣辘车声碾明月，参差莲焰竞红顔。谁教言语如鹦鹉，便着金笼密锁关。”[2]922囿居于贡院之中，平日生活悠闲自得的考官们，他们面对封闭的环境不能不感到压抑，因此也跟梅尧臣这句“便着金笼密锁关”一样，常以笼中鹦鹉自喻。王珪《又东楼诗》：“应为能言锁鹦鹉，翻愁无思学杨花。”[1]27欧阳修《和圣俞春雨》也有“身遭锁闭如鹦鹉”[4]211之句。
其三，咏物诗。
锁院期间相互唱和，常常以同一题目共同作诗唱和。而咏物就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命题方式。诗作具有明显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娱乐戏谑的成份明显增多，与以前借咏物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或愤世嫉俗之情大有异趣。
他们所咏的事物大多是平常事物，寄寓的是作者淡雅清闲之情趣。梅尧臣、梅挚、欧阳修等咏白鹤、白鹇的诗作多达十余首。这些咏物诗作，如对“白兔”、“鹤”、“白鹇”、“鸭脚”等事物的唱和带有明显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对“雪”、“琴”、“茶”等事物的唱和也寄寓著作者自身的品格和气质，与宋代君子人格的文化精神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少咏物之作，可以看出写作态度十分轻松，戏谑的成份十分明显，以诗逗趣，文人情趣十分浓厚。欧阳修一再强调的“滑稽嘲谑，形于风刺”的特点，从这些咏物诗中就可以感受出来。诗人们从生活琐事中，努力开掘诗歌题材，以俗为雅，在普通日常生活中注入诗文情趣。在诗歌题材的开拓上，这对宋诗通俗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礼部唱和的影响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嘉佑时期，欧阳修处于文坛的核心地位，当时在京城的大批文人学士纷纷投于欧阳修门下，一时间形成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嘉佑文人集团。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的“险怪奇涩”的文风早有不满，决心利用这次知贡举的机会痛斥这种不良的文风，对其大加贬抑。欧阳修主持嘉佑二年贡举，有自己明确的取舍标准，对以往的考风形成巨大的冲击，也损害了一部分考生的利益，特别是许多对本次科举满怀期望的太学生。因此落榜的考生对考官们极度不满，群起而攻之，考官们在锁院期间相互唱和也成为“罪状”之一。
北宋文风的转变，当日的试官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可是很多人也正因此而被淘汰，他们看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句，认为考官只是开心酬唱，无暇仔细评文，甚至以五星自比而以举子为“春蚕”、“白蚁”。他们除了给欧阳修送去祭文之外，还造出不少流言蜚语。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试官们在试场不敢作诗，当真做到了欧阳修“但饮酒，莫吟诗”两句。但欧阳修等人对当时的文坛时弊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太学体”几乎从此淡出文坛。他们此次的唱和诗作对平易自然的文风的提倡，对宋诗追求平淡的境界的审美情趣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王珪.华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0.
[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