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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产业结构的改革浪潮中,国际产业转移对其结构的调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转移的结构是部分产业在输出国逐渐衰落,而承接转移过则逐步发展。从近几年的发展势态来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正在逐步深入,产业转移对中国而言,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面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中国如何合理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环境约束;资源约束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渊源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国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如下:
国际上对于产业转移理论研究最早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济学家赤松越的雁行发展模式。他在研究日本棉纱工业史时.发现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国内需求增加,棉线、棉织物的进口也随之扩大。不久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进口产量。随着国内产量的不断增加,出口便开始扩大。赤松约把这种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称之为“雁行形态”。把这一过程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倒“V”型就象三只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的“雁行形态”。
美国学者刘易斯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在此期间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两类不同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程度方面的差异是产生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很显然Lewis是建立在H一0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之上来分析国际产业转移。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比较成本原理”角度分析国际产业转移,他认为应当转移那些在国内已经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投资对象国具有或者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转移,对于投资国或者投资对象国都是福利最大化的选择。
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
第一阶段:1979至1991年。这一时期,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还处于小规模、试验性投资阶段,中国引进的外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更少。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对外借款金额是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两倍。此阶段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处于起步阶段,承接的产业主要是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行业,如服装、玩具、鞋帽及家用电器等,加工贸易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利用外资,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占得了先机,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腾飞。
第二阶段:1992至2001年。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承接了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此阶段中国承接的产业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为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和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上海,但对华南沿海地区的投资偏少。上海在此阶段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的更加开放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到2005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50家在中国投资。
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面临的新问题
(一)目前我国所承接的国际产业当中重污染行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的承接大国,同时也是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大国,在我国承接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污染性产业。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投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有32%是高污染性产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等国家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产业相继落户到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冶金、化工、制革、纺织、石化和造纸六大行业是目前中国承接国际重污染产业当中污染影响最大的六个行业。而中国在承接这些产业当中,很少设置进入壁垒,意味的将经济效益的标准放在首位,很少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结果在引进项目的同时失去了碧水蓝天,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圈都出现了类似的不良情况。
(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当中存在着重大的资源浪费,许多地区只重视承接规模不注重承接质量
我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土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瓶颈状况十分严重,由于我国是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国,它的发展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在我国许多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带有浓重的政绩工程色彩,只注重承接的数量和规模,对承接的质量却不重视,导致该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下滑的不良局面。
(三)高新技术产业引进的空心化现象严重
中国在引进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当中,由于部分地区领导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国外一些非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打着高新技术的口号堂而皇之的入驻中国并且享受土地征用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但其产品和技术却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产业。据统计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真正拥有高新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不足10%,其他均以空壳的形式盘踞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区。
四、中国合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对策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既是一次全方位的检验,更是一次强有力的促动。处在金融时期的中国能否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国际产业新一轮的转移机遇,按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化、高质化和高新化转型,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在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也不能以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来促进出口
在中国未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首先我们应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努力做到以下四点:把握好环境的监控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居民都是监控的主体,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那些规模较大、污染程度较重的企业,地方政府既要协助中央政府对本地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进行环境监控,又要对本地区的其他企业进行环境监控,居民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对环境污染的感受最深,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往往是企业污染的最早发现者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监督者;把握跨国公司的入门关。对于跨国公司我们要切记来者不拒,在它进入中国之前,我们要对其产业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估,严格禁止没有污染治理能力的境外企业投资;要把好环保制度的建设关,为避免承接污染企业,我国还要搞好环保制度的建设,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以严厉的法律制裁来提高违反环境保护企业的成本,斌且对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要把好环保制度的执行关,其核心是落实环境污染责任制,必须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的过程中,要有一个统一的执法尺度,这样才能为我们承接好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内环境。其次,逐步确立绿色经济的主导地位。面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推出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均带有明显的“绿色”印记,美、欧、日、韩等过政府纷纷提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以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是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增强综合实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取向。发展绿色经济要求我们根据环境容量和循环经济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能耗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绿色产业,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合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尤其是在新形势下,瞄准节能和环保的产业快速发展这一世界产业发展的新主流,积极推动高效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与产业的引进。
(二)我国的产业转移要以资源节约为主
将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结合,我国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的供给状况以及国内产业的发展装状况,引导外商投资于资源消耗少,资源有效配置率高的产业,限制外商进入资源密集型的行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结合,我国在承接国际转移过程中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转变;二是跨国公司的在华产业链由地段向中高端延伸;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与我国的节能产业相结合,国家应加大对节能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国际节能产业转移,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开放型资源战略的实施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弥补国内资源短缺。
(三)加快承接国际高技术转移
国际技术转移时指一国将其拥有的技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让给另一国使用的过程,技术型产业转移的的原因包括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发展等。在我国承接国际技术产业转移需引进电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培育高技术产业群。技术型产业国际转移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改善本国的收支状况;有利于本国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对技术输出企业而言,可进一步延长技术寿命,并通过现有的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对输入国而言,可大量节省研究开发费用,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跳跃式发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使本国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利用,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实施进口导向或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提高产品的自给能力和出口能力;对于技术输入企业而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高档化。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毕世杰.《发展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朱宝宪 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5] 刘张君 等.《现代投资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关键词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环境约束;资源约束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渊源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国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如下:
国际上对于产业转移理论研究最早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济学家赤松越的雁行发展模式。他在研究日本棉纱工业史时.发现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国内需求增加,棉线、棉织物的进口也随之扩大。不久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进口产量。随着国内产量的不断增加,出口便开始扩大。赤松约把这种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称之为“雁行形态”。把这一过程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倒“V”型就象三只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的“雁行形态”。
美国学者刘易斯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在此期间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两类不同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程度方面的差异是产生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很显然Lewis是建立在H一0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之上来分析国际产业转移。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比较成本原理”角度分析国际产业转移,他认为应当转移那些在国内已经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投资对象国具有或者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转移,对于投资国或者投资对象国都是福利最大化的选择。
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
第一阶段:1979至1991年。这一时期,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还处于小规模、试验性投资阶段,中国引进的外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更少。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对外借款金额是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两倍。此阶段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处于起步阶段,承接的产业主要是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行业,如服装、玩具、鞋帽及家用电器等,加工贸易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利用外资,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占得了先机,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腾飞。
第二阶段:1992至2001年。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承接了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此阶段中国承接的产业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为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和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上海,但对华南沿海地区的投资偏少。上海在此阶段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的更加开放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到2005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50家在中国投资。
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面临的新问题
(一)目前我国所承接的国际产业当中重污染行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的承接大国,同时也是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大国,在我国承接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污染性产业。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投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有32%是高污染性产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等国家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产业相继落户到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冶金、化工、制革、纺织、石化和造纸六大行业是目前中国承接国际重污染产业当中污染影响最大的六个行业。而中国在承接这些产业当中,很少设置进入壁垒,意味的将经济效益的标准放在首位,很少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结果在引进项目的同时失去了碧水蓝天,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圈都出现了类似的不良情况。
(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当中存在着重大的资源浪费,许多地区只重视承接规模不注重承接质量
我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土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瓶颈状况十分严重,由于我国是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国,它的发展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在我国许多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带有浓重的政绩工程色彩,只注重承接的数量和规模,对承接的质量却不重视,导致该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下滑的不良局面。
(三)高新技术产业引进的空心化现象严重
中国在引进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当中,由于部分地区领导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国外一些非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打着高新技术的口号堂而皇之的入驻中国并且享受土地征用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但其产品和技术却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产业。据统计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真正拥有高新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不足10%,其他均以空壳的形式盘踞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区。
四、中国合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对策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既是一次全方位的检验,更是一次强有力的促动。处在金融时期的中国能否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国际产业新一轮的转移机遇,按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化、高质化和高新化转型,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在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也不能以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来促进出口
在中国未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首先我们应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努力做到以下四点:把握好环境的监控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居民都是监控的主体,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那些规模较大、污染程度较重的企业,地方政府既要协助中央政府对本地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进行环境监控,又要对本地区的其他企业进行环境监控,居民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对环境污染的感受最深,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往往是企业污染的最早发现者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监督者;把握跨国公司的入门关。对于跨国公司我们要切记来者不拒,在它进入中国之前,我们要对其产业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估,严格禁止没有污染治理能力的境外企业投资;要把好环保制度的建设关,为避免承接污染企业,我国还要搞好环保制度的建设,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以严厉的法律制裁来提高违反环境保护企业的成本,斌且对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要把好环保制度的执行关,其核心是落实环境污染责任制,必须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的过程中,要有一个统一的执法尺度,这样才能为我们承接好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内环境。其次,逐步确立绿色经济的主导地位。面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推出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均带有明显的“绿色”印记,美、欧、日、韩等过政府纷纷提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以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是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增强综合实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取向。发展绿色经济要求我们根据环境容量和循环经济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能耗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绿色产业,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合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尤其是在新形势下,瞄准节能和环保的产业快速发展这一世界产业发展的新主流,积极推动高效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与产业的引进。
(二)我国的产业转移要以资源节约为主
将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结合,我国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的供给状况以及国内产业的发展装状况,引导外商投资于资源消耗少,资源有效配置率高的产业,限制外商进入资源密集型的行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结合,我国在承接国际转移过程中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转变;二是跨国公司的在华产业链由地段向中高端延伸;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与我国的节能产业相结合,国家应加大对节能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国际节能产业转移,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开放型资源战略的实施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弥补国内资源短缺。
(三)加快承接国际高技术转移
国际技术转移时指一国将其拥有的技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让给另一国使用的过程,技术型产业转移的的原因包括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发展等。在我国承接国际技术产业转移需引进电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培育高技术产业群。技术型产业国际转移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改善本国的收支状况;有利于本国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对技术输出企业而言,可进一步延长技术寿命,并通过现有的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对输入国而言,可大量节省研究开发费用,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跳跃式发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使本国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利用,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实施进口导向或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提高产品的自给能力和出口能力;对于技术输入企业而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高档化。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毕世杰.《发展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朱宝宪 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5] 刘张君 等.《现代投资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