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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地震举世震惊，而震后空前的信息透明在学界所产生的震动丝毫不亚于一场8．0级地震，评价此次新闻报道的形容词，举目皆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令人惊讶”。对于这次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几乎所有人都持积极的评价态度，中国政府和新闻媒介在这次意外的考试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高分。
不平静的一年酝酿着不平凡的突破
地震突如其来，而地震信息的全方位透明也如同井喷一般，令人连呼意外。实际上在这暗流涌动云谲波诡的一年里，许多看似彼此没有关联的事件为这次信息的透明开辟了道路。
2007年，我国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引发国内外新闻舆论界的特别关注。与新闻媒体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有关的法律性文件，这在我国立法和行政部门制定的众多法律法规中含有。2007年4月2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2007年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此前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以及“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规定。①在当时，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仅得到部分业内人士的关注，盖因类似法律尽管颁布，却常常无法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现在看来，这两部法律在此次信息公开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其意义可谓深远。
在今年年初的雪灾报道以及禽流感报道中，各地宣传部门和媒体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4月28日的胶济铁路出轨经媒介实时披露，信息公开在地震报道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直到5月12日的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地震。
这一年中内忧外患总爆发令人震惊。必须承认，以上事件有经验更有教训，而经验往往是由惨痛的教训换来的。而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在雪灾报道中初现端倪的信息公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的施行为契机而令人惊喜地出现在业界、学界和中国人民面前。
变“及时上报”为“即时播报”
这次地震报道的公开透明和迅速程度，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信息透明公开全方位展示在受众和世界各国媒体面前。
首先是消息披露及时，用ＣＣＴＶ新闻中心制片人包军昊的话说就是：中央有明确的说明，遇到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速报。以前“及时报”不是马上报道，而是马上向上级汇报。②而这次则变成了“即时播报”，灾区全部地区第一时间开放给世界所有新闻媒体，而中央级媒体也立即开始24小时滚动直播，央视时事记者立即搭温总理专机奔赴灾区。和唐山大地震七年以后才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前往震区相比，这次信息公开的程度可谓空前，而允许刚刚对中国做了大量不实报道的ＣＮＮ前往灾区进行报道，则更显示出了政府的胸襟和信心。
政府的自信还体现在允许此次电视媒体的全程直播上，管理层对直播可能造成的影响准备充分，各种消息不加剪辑地同步播出，反映了政府新闻宣传思维的成熟，推而广之，这也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开放程度。
在新闻真实性方面也值得书写一笔，有关各方都没有刻意隐瞒诸如伤亡数字等敏感信息，也没有回避负面信息，例如校舍大量垮塌等问题。在这一点上，刚刚大规模批评过我国的西方媒体的反应很有参考价值，它们普遍给中国政府打了高分，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西方媒体都有较高的评价。从广义层面上说，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是有险恶用心的，但实际上不了解情况所造成的歪曲报道和妖魔化也应当占到很大一部分比例，以开放的制度和态度让别人了解我们，必然会有好的国际形象。
在信息提供的技巧方面，政府在所有层面上学习了如何在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和媒体打交道。例如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媒体和媒体面前的官员都学习了应当如何互动，这一互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面对媒体很笨拙的固有印象，而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废墟上的记者招待会则体现了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的进步，“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作为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总理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意义，既在于总理强调的开放原则，也体现出了信息公开手段和公关技巧的逐渐成熟。
信息透明度大幅提高的积极意义
许多人赞扬此次地震报道的公开和透明，却常常本末倒置忘记了最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信息公开对救灾的巨大帮助。谣言止于公开，这次地震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混乱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猜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公开，地震初发时，有谣言称都江堰一化工厂爆炸，成都水质污染，但这些很快被公开透明的信息一一澄清，之后类似的谣言就再也没有市场，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满城风雨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悲惨的灾难信息不加隐瞒地传向世界各地，反而激起了全球华人同仇敌忾之心。同时筹措了大量善款，公开信息的力量瞬间超越了千山万水和家国阻隔，成功地安定和凝聚了民心。
信息的透明显示了政府信心的增强，不但是从容应对如此灾难，而且是从容面对诸多负面信息。而笔者认为，此次地震对政府而言，最大收获是新闻传播界重拾对法律执行力的信心。长期以来，我国常常出现虽有法律却执行不力的问题，法律往往是一纸空文，这种情况在新闻界尤其明显。而此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能够得到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既彰显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体现了改革的决心，这是政府在执政基础巩固之外的一大收获，也是新闻媒介的一大收获。
政府在精神层面的收获不仅仅是媒介的信任，还有广大人民群众固有印象的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宣传策略的巨大改变，即以透明来消除负面信息的负面影响。这一策略甚至成功到出现了地震初期众多受众为我国政府进行辩护，对持不同意见者群起而攻之的场面，这种景象发生在喜欢站在政府对立面的受众，特别是广大网友身上，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而另一方面信息的公开将政府努力救援的场景真实地传递到人民面前，实干换来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
而新闻媒介，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介在此次事件中的收获尤其巨大。以往的负面报道，往往是非主流媒体抢在前面，而这次则是主流媒体成了地震报道的中流砥柱，而且灾难报道在绝大多数媒体都被放在了显要位置，这也是对传统灾难报道模式的一大突破。以往的负面信息在主流媒体方面经常出现迟报甚至不报，使一些个人或部门的面子暂时得到保全，而整个媒体的公信力则愈加衰弱，这次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成功地扭转了这一印象，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恢复。
而在另一方面，信息的公开透明也使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之改观，提高了国际认知度，尤其是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后，西方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误解达到高峰的时候。用事实说话是最高明的宣传策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珍在灾区采访时就强调：“作为一名记者，也许我不该说这么多好话，但这确实是我看到的真实情况。”③
而从长远看来，这次地震对未来的信息公开透明化进程有极大的前瞻意义。地震中拍摄过著名的《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照片的美籍独立摄影记者沈祺徕说：“我非常希望中国新闻能一直开放下去。”④而废墟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用两个永不改变回答了这位记者的担心，“我们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以及国内其他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门开了就不会关上，这次地震报道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历史的契机，以数万死难者的名义，中国新闻开放和信息透明将会持续下去。
不应过于拔高此次透明度的提高的意义
在为这次信息公开击节叫好的同时，笔者认为也不应过度拔高此次地震报道的意义，这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此次灾难为天灾，政府没有舆论和道德压力，而面对人祸就未必如此透明。笔者无意贬低这次地震报道的信息透明度问题，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样的先例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仅举离地震时间非常接近的3月份，始发于安徽阜阳的手足口病疫情的迟报就很能说明问题，疫情还仅仅是天灾的范畴，而类似松花江水污染这样的事件，也不过是近两年发生的事件。
而具体到这次地震报道中，在一些涉及“人祸”的问题上，如校舍大量倒塌的问题、灾区部分人哄抢救灾物资问题、救灾款审计的问题等，许多时候各级政府仍然顾左右而言他，发布的信息无法触及实质，反而示人以心中有愧或必有内幕。例如四川省建设厅发布的校舍倒塌问题的五点原因，即使以外行人的眼光看来也不值一驳，如此公开透明恐怕很难服众。显然，信息公开透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重重的阻力要突破，既包括一些固有的观念，也包括一些既得利益者。
抛开对天灾和人祸的探讨不提，各级政府对待媒介的技巧也尚待改进。新闻发布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部门显然还未完全学会如何应对媒介，念通稿，按统一口径回答问题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问题的回答缺乏实际意义，且常常答非所问，回答质量不高；发布的信息时效性很差，无法做到对最新信息进行及时发布，有时尚不如提问记者消息灵通；一些发言人口齿不清，令人误解其心中有鬼。这一切都在无形中降低了透明度带来的积极意义。
在另一方面，此次报道中传统媒体的把关仍有选择性，最能反映民意的网络媒介的声音还尚未被传统媒介所重视和充分报道。可以说，信息的透明仍然仅仅是单向的透明，面向媒体的透明，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面向全体受众的信息透明，在地震报道的后期，又出现了传统的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倾向，这些都是让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
当然，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汶川地震，震出了一个开放的中国，透明的中国，这应当是被载入中国开放史册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注释：
①展江：《大陆新闻立法加速》，《凤凰周刊》，2008年第8期。
②包军昊、石岩：《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③④平客：《外国媒体在灾区》，《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
不平静的一年酝酿着不平凡的突破
地震突如其来，而地震信息的全方位透明也如同井喷一般，令人连呼意外。实际上在这暗流涌动云谲波诡的一年里，许多看似彼此没有关联的事件为这次信息的透明开辟了道路。
2007年，我国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引发国内外新闻舆论界的特别关注。与新闻媒体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有关的法律性文件，这在我国立法和行政部门制定的众多法律法规中含有。2007年4月2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2007年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此前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以及“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规定。①在当时，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仅得到部分业内人士的关注，盖因类似法律尽管颁布，却常常无法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现在看来，这两部法律在此次信息公开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其意义可谓深远。
在今年年初的雪灾报道以及禽流感报道中，各地宣传部门和媒体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4月28日的胶济铁路出轨经媒介实时披露，信息公开在地震报道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直到5月12日的那场震动整个中国的地震。
这一年中内忧外患总爆发令人震惊。必须承认，以上事件有经验更有教训，而经验往往是由惨痛的教训换来的。而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在雪灾报道中初现端倪的信息公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的施行为契机而令人惊喜地出现在业界、学界和中国人民面前。
变“及时上报”为“即时播报”
这次地震报道的公开透明和迅速程度，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信息透明公开全方位展示在受众和世界各国媒体面前。
首先是消息披露及时，用ＣＣＴＶ新闻中心制片人包军昊的话说就是：中央有明确的说明，遇到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速报。以前“及时报”不是马上报道，而是马上向上级汇报。②而这次则变成了“即时播报”，灾区全部地区第一时间开放给世界所有新闻媒体，而中央级媒体也立即开始24小时滚动直播，央视时事记者立即搭温总理专机奔赴灾区。和唐山大地震七年以后才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前往震区相比，这次信息公开的程度可谓空前，而允许刚刚对中国做了大量不实报道的ＣＮＮ前往灾区进行报道，则更显示出了政府的胸襟和信心。
政府的自信还体现在允许此次电视媒体的全程直播上，管理层对直播可能造成的影响准备充分，各种消息不加剪辑地同步播出，反映了政府新闻宣传思维的成熟，推而广之，这也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开放程度。
在新闻真实性方面也值得书写一笔，有关各方都没有刻意隐瞒诸如伤亡数字等敏感信息，也没有回避负面信息，例如校舍大量垮塌等问题。在这一点上，刚刚大规模批评过我国的西方媒体的反应很有参考价值，它们普遍给中国政府打了高分，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西方媒体都有较高的评价。从广义层面上说，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是有险恶用心的，但实际上不了解情况所造成的歪曲报道和妖魔化也应当占到很大一部分比例，以开放的制度和态度让别人了解我们，必然会有好的国际形象。
在信息提供的技巧方面，政府在所有层面上学习了如何在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和媒体打交道。例如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媒体和媒体面前的官员都学习了应当如何互动，这一互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面对媒体很笨拙的固有印象，而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废墟上的记者招待会则体现了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的进步，“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作为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总理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意义，既在于总理强调的开放原则，也体现出了信息公开手段和公关技巧的逐渐成熟。
信息透明度大幅提高的积极意义
许多人赞扬此次地震报道的公开和透明，却常常本末倒置忘记了最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信息公开对救灾的巨大帮助。谣言止于公开，这次地震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混乱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猜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公开，地震初发时，有谣言称都江堰一化工厂爆炸，成都水质污染，但这些很快被公开透明的信息一一澄清，之后类似的谣言就再也没有市场，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满城风雨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悲惨的灾难信息不加隐瞒地传向世界各地，反而激起了全球华人同仇敌忾之心。同时筹措了大量善款，公开信息的力量瞬间超越了千山万水和家国阻隔，成功地安定和凝聚了民心。
信息的透明显示了政府信心的增强，不但是从容应对如此灾难，而且是从容面对诸多负面信息。而笔者认为，此次地震对政府而言，最大收获是新闻传播界重拾对法律执行力的信心。长期以来，我国常常出现虽有法律却执行不力的问题，法律往往是一纸空文，这种情况在新闻界尤其明显。而此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能够得到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既彰显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体现了改革的决心，这是政府在执政基础巩固之外的一大收获，也是新闻媒介的一大收获。
政府在精神层面的收获不仅仅是媒介的信任，还有广大人民群众固有印象的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宣传策略的巨大改变，即以透明来消除负面信息的负面影响。这一策略甚至成功到出现了地震初期众多受众为我国政府进行辩护，对持不同意见者群起而攻之的场面，这种景象发生在喜欢站在政府对立面的受众，特别是广大网友身上，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而另一方面信息的公开将政府努力救援的场景真实地传递到人民面前，实干换来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
而新闻媒介，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介在此次事件中的收获尤其巨大。以往的负面报道，往往是非主流媒体抢在前面，而这次则是主流媒体成了地震报道的中流砥柱，而且灾难报道在绝大多数媒体都被放在了显要位置，这也是对传统灾难报道模式的一大突破。以往的负面信息在主流媒体方面经常出现迟报甚至不报，使一些个人或部门的面子暂时得到保全，而整个媒体的公信力则愈加衰弱，这次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成功地扭转了这一印象，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恢复。
而在另一方面，信息的公开透明也使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之改观，提高了国际认知度，尤其是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后，西方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误解达到高峰的时候。用事实说话是最高明的宣传策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珍在灾区采访时就强调：“作为一名记者，也许我不该说这么多好话，但这确实是我看到的真实情况。”③
而从长远看来，这次地震对未来的信息公开透明化进程有极大的前瞻意义。地震中拍摄过著名的《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照片的美籍独立摄影记者沈祺徕说：“我非常希望中国新闻能一直开放下去。”④而废墟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用两个永不改变回答了这位记者的担心，“我们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以及国内其他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门开了就不会关上，这次地震报道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历史的契机，以数万死难者的名义，中国新闻开放和信息透明将会持续下去。
不应过于拔高此次透明度的提高的意义
在为这次信息公开击节叫好的同时，笔者认为也不应过度拔高此次地震报道的意义，这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此次灾难为天灾，政府没有舆论和道德压力，而面对人祸就未必如此透明。笔者无意贬低这次地震报道的信息透明度问题，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样的先例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仅举离地震时间非常接近的3月份，始发于安徽阜阳的手足口病疫情的迟报就很能说明问题，疫情还仅仅是天灾的范畴，而类似松花江水污染这样的事件，也不过是近两年发生的事件。
而具体到这次地震报道中，在一些涉及“人祸”的问题上，如校舍大量倒塌的问题、灾区部分人哄抢救灾物资问题、救灾款审计的问题等，许多时候各级政府仍然顾左右而言他，发布的信息无法触及实质，反而示人以心中有愧或必有内幕。例如四川省建设厅发布的校舍倒塌问题的五点原因，即使以外行人的眼光看来也不值一驳，如此公开透明恐怕很难服众。显然，信息公开透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重重的阻力要突破，既包括一些固有的观念，也包括一些既得利益者。
抛开对天灾和人祸的探讨不提，各级政府对待媒介的技巧也尚待改进。新闻发布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部门显然还未完全学会如何应对媒介，念通稿，按统一口径回答问题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问题的回答缺乏实际意义，且常常答非所问，回答质量不高；发布的信息时效性很差，无法做到对最新信息进行及时发布，有时尚不如提问记者消息灵通；一些发言人口齿不清，令人误解其心中有鬼。这一切都在无形中降低了透明度带来的积极意义。
在另一方面，此次报道中传统媒体的把关仍有选择性，最能反映民意的网络媒介的声音还尚未被传统媒介所重视和充分报道。可以说，信息的透明仍然仅仅是单向的透明，面向媒体的透明，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面向全体受众的信息透明，在地震报道的后期，又出现了传统的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倾向，这些都是让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
当然，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汶川地震，震出了一个开放的中国，透明的中国，这应当是被载入中国开放史册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注释：
①展江：《大陆新闻立法加速》，《凤凰周刊》，2008年第8期。
②包军昊、石岩：《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③④平客：《外国媒体在灾区》，《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