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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写作如此燥热而又无比喧闹的情境中，评价一个人的诗有多大的意义呢？这是我近来的追问。我从不否认这是一个无时不在产生“好诗”的年代，但是“好诗”往往容易蹈入光滑的平庸。这个时代稀缺的却是那些具有重要性的诗，尽管它们也许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命运感和时代的整体经验与精神情势。
读到这期《清明》的诗作时，我想到一个作者说过：“某种程度上说，写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掏空，让另一个精神上的‘我’在文字中得以延续、完成。这种‘掏空’的过程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这也许正是冷暖自知的由诗人的感喟带来的诗歌的常识或秘密。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德里克· 沃尔科特终于突破了写作经验的限囿而找到了自己语言谱系和意义织体中耀眼的“白鹭”，而活了五十八岁的杜甫则在五十四岁时完成了独步古今的《秋兴八首》。在诗歌伦理化愈益突出的时代，有哪个诗人能抵得上老杜的这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当在终极意义上以“诗歌中的诗歌”“诗人中的诗人”来衡量当下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而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白鹭”在哪里呢？
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常识或秘密，其中不能回避的是诗人的存在感和时间体验。而这种存在感与时间体验既与整体性的时代氛围有关，又与具体的不能再具体的诗人命运有关。而当我们回到一个诗人的具体命运那里，身体状态、精神特质、幻想、白日梦甚至死亡成为诗人命运的特殊表征——“让人心慌的事物，/ 到了坟上，就平静了”（阿成《清明》）。
尤其是诗歌已经成为诗人们不约而同的面向内心深处的减速带，这成为我阅读这几位诗人的突出感受。
快速的生活、高速的时代带来了眩晕和离心力，诗人必须在减速中重新检省自我、审慎对待所遭受的一切——包括那些迷离、破碎的日常之物和时代景观，人在本质意义上是抵制旋转木马般生活的特殊群体。中年写作或秋天黄昏般的写作总会到来的，一个诗人在往昔的激动和燥热中停歇下来，看着喷薄又将迅速熄灭的落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宿命——不安与宁静相伴，生存与死亡并置。这直接导致的写作结果就是知性、精神性、冥想性和自审性的增强，“烈火中，一枚噼啪作响的果实 / 正等待命运之手的占卜……”（阿成《暮晚》）。诗人是对另一种时间、另一层空间以及“另一个世界”在词语中的寻找和发现。这甚至成为诗人写作的内驱力。
孙启放在组诗《请融化我》中，在喑哑的夜晚或斑驳的黄昏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碎片——“碎片知晓一切”，而碎片化写作正是这一时代诗人的写作宿命。由此，语言和自我以及时代碎片之间的对视和遭遇就在众多诗人那里发生了。而诗歌则维持了碎片中的“幻象”“天光”，持有了内心世界的那一点亮光和瞬间的闪电，并且还要完成另一种工作——“那些散落的正是我要拾取的。”（《碎片》）时间带来了葳蕤，也裹挟着萧瑟，而这又对应于各种生命的过程，“那些梅花 / 在我年轻时按着同一种体态开放 / 现在，却有了一万种踌躇”（《关于冬天》）“老一套的轮回，与更新的必然 / 如何在纠缠中精准对接？”（《乱春诀》）。面对着时间的暗疾和飞逝的流年，诗人目睹的则是“最后天光的针尖，无影的暗器 / 正惊飞诗歌中的一些词 / 蝙蝠一般腾起”（《秋暮》）。
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而海饼干的诗则在“对话”“致敬”和“自问”中完成了争辩与和解。这种争辩与和解既是个人性和精神性的，又是时代和整体性的，甚至还不乏戏剧性——“它像一头漂亮的牲口，被售楼小姐 / 牵出来，在众人面前展示—— / 一排整齐如牙齿般的黑栅栏。”（《在如山湖》）
诗人必须注意那些细节和微小之物，比如草木，比如那些“快要收工回家的甲虫”。更为重要的，诗人还要承担起“望气的人”的责任，对不可见之物保持观照。他于山川河泽、莽莽草木中生发出精神端倪和内心气象。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的驻足凝望和辨别的时刻正是生命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叠合。诗歌正是对时间的回望和验证，由此，阿成将诗人的眼光对准了那些群山、流水和夜色中的树木——“夜色中，流水比往日低了一些”（《大风》），甚至神祇也在其中现身，“云层中，神祇若隐若现”（《暮晚》）。这是诗人在时间中的静观、反观，这也正是诗人内心的减速带与精神愿景。
徐春芳的组诗《守望美好时光》则带给我们的是缓慢、清丽，一种现代性中的古典氛围。这些诗更像是转译的古诗、小词，实际上这种写作也存在着被强大的写作传统吸附进去的危险。但是，作为诗人的一种精神生活，这种写作愿景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城市丛林取代山水草木的时代。
而无论是作为秘密，还是一种尝试，这个时代在裹挟而来的“日常之诗”的趣味中渐渐丧失的正是见证的诗。诗人必须就此重新审视词与物、日常与现实的关系。截取，变形，过滤和转换，这是诗人的要义。这提醒同时代的诗人同行们，生存景象乃至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实际上更难的还是在“日常”中写作，这要求诗人具有更高的发现能力。这种打通性更为关键的是“个人”在日常中的位置以及精神的完型。田斌则在组诗《闪电的火焰》中如此发问——“尘世的美环湖而居，环湖 / 而散”（《环湖》），对逝去之物保持了长久的挽留和叹息，比如《蛹》。
我一直在心里盘问，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悲观主义者吗？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栖身于词语，写作据此成为了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們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责任编辑 赵宏兴
读到这期《清明》的诗作时，我想到一个作者说过：“某种程度上说，写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掏空，让另一个精神上的‘我’在文字中得以延续、完成。这种‘掏空’的过程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这也许正是冷暖自知的由诗人的感喟带来的诗歌的常识或秘密。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德里克· 沃尔科特终于突破了写作经验的限囿而找到了自己语言谱系和意义织体中耀眼的“白鹭”，而活了五十八岁的杜甫则在五十四岁时完成了独步古今的《秋兴八首》。在诗歌伦理化愈益突出的时代，有哪个诗人能抵得上老杜的这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当在终极意义上以“诗歌中的诗歌”“诗人中的诗人”来衡量当下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而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白鹭”在哪里呢？
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常识或秘密，其中不能回避的是诗人的存在感和时间体验。而这种存在感与时间体验既与整体性的时代氛围有关，又与具体的不能再具体的诗人命运有关。而当我们回到一个诗人的具体命运那里，身体状态、精神特质、幻想、白日梦甚至死亡成为诗人命运的特殊表征——“让人心慌的事物，/ 到了坟上，就平静了”（阿成《清明》）。
尤其是诗歌已经成为诗人们不约而同的面向内心深处的减速带，这成为我阅读这几位诗人的突出感受。
快速的生活、高速的时代带来了眩晕和离心力，诗人必须在减速中重新检省自我、审慎对待所遭受的一切——包括那些迷离、破碎的日常之物和时代景观，人在本质意义上是抵制旋转木马般生活的特殊群体。中年写作或秋天黄昏般的写作总会到来的，一个诗人在往昔的激动和燥热中停歇下来，看着喷薄又将迅速熄灭的落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宿命——不安与宁静相伴，生存与死亡并置。这直接导致的写作结果就是知性、精神性、冥想性和自审性的增强，“烈火中，一枚噼啪作响的果实 / 正等待命运之手的占卜……”（阿成《暮晚》）。诗人是对另一种时间、另一层空间以及“另一个世界”在词语中的寻找和发现。这甚至成为诗人写作的内驱力。
孙启放在组诗《请融化我》中，在喑哑的夜晚或斑驳的黄昏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碎片——“碎片知晓一切”，而碎片化写作正是这一时代诗人的写作宿命。由此，语言和自我以及时代碎片之间的对视和遭遇就在众多诗人那里发生了。而诗歌则维持了碎片中的“幻象”“天光”，持有了内心世界的那一点亮光和瞬间的闪电，并且还要完成另一种工作——“那些散落的正是我要拾取的。”（《碎片》）时间带来了葳蕤，也裹挟着萧瑟，而这又对应于各种生命的过程，“那些梅花 / 在我年轻时按着同一种体态开放 / 现在，却有了一万种踌躇”（《关于冬天》）“老一套的轮回，与更新的必然 / 如何在纠缠中精准对接？”（《乱春诀》）。面对着时间的暗疾和飞逝的流年，诗人目睹的则是“最后天光的针尖，无影的暗器 / 正惊飞诗歌中的一些词 / 蝙蝠一般腾起”（《秋暮》）。
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而海饼干的诗则在“对话”“致敬”和“自问”中完成了争辩与和解。这种争辩与和解既是个人性和精神性的，又是时代和整体性的，甚至还不乏戏剧性——“它像一头漂亮的牲口，被售楼小姐 / 牵出来，在众人面前展示—— / 一排整齐如牙齿般的黑栅栏。”（《在如山湖》）
诗人必须注意那些细节和微小之物，比如草木，比如那些“快要收工回家的甲虫”。更为重要的，诗人还要承担起“望气的人”的责任，对不可见之物保持观照。他于山川河泽、莽莽草木中生发出精神端倪和内心气象。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的驻足凝望和辨别的时刻正是生命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叠合。诗歌正是对时间的回望和验证，由此，阿成将诗人的眼光对准了那些群山、流水和夜色中的树木——“夜色中，流水比往日低了一些”（《大风》），甚至神祇也在其中现身，“云层中，神祇若隐若现”（《暮晚》）。这是诗人在时间中的静观、反观，这也正是诗人内心的减速带与精神愿景。
徐春芳的组诗《守望美好时光》则带给我们的是缓慢、清丽，一种现代性中的古典氛围。这些诗更像是转译的古诗、小词，实际上这种写作也存在着被强大的写作传统吸附进去的危险。但是，作为诗人的一种精神生活，这种写作愿景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城市丛林取代山水草木的时代。
而无论是作为秘密，还是一种尝试，这个时代在裹挟而来的“日常之诗”的趣味中渐渐丧失的正是见证的诗。诗人必须就此重新审视词与物、日常与现实的关系。截取，变形，过滤和转换，这是诗人的要义。这提醒同时代的诗人同行们，生存景象乃至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实际上更难的还是在“日常”中写作，这要求诗人具有更高的发现能力。这种打通性更为关键的是“个人”在日常中的位置以及精神的完型。田斌则在组诗《闪电的火焰》中如此发问——“尘世的美环湖而居，环湖 / 而散”（《环湖》），对逝去之物保持了长久的挽留和叹息，比如《蛹》。
我一直在心里盘问，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悲观主义者吗？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栖身于词语，写作据此成为了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們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