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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童年的旧事大多已淡忘。如今能够沉淀下来的，都是一些特别有感触或特别有意义的片断。这份记忆，相信，随着时间的洗礼与沉淀，将越发珍贵，越发深刻，越发绵长。
一、艰辛童年
1970年6月，我出生在湖南绥宁一个叫武阳大溪头的偏远小山村，那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有茂密的森林，有新鲜的空气，有潺潺的流水，有欢快的小鸟，还有淳朴的民风。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我一天天长大。
记得那时整个村子搞集体化，全村的人统一劳作，统一开餐，那个场面，热闹喧嚣，自是孩子们喜欢的去处。当然，大人们是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小孩的，每天还没露出晨曦，大人们便在黑暗中摸索着起床，拿上农具出工了。这一切，为的是多挣点工分，以求年底能多些收成，让全家过年的时候吃上一顿饱饭。大人们的忙碌，自然给了小孩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和玩耍的时机，在同小伙伴的嬉戏里，我的童年充满了天真与快乐。
记得小时候，我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能有一大碗稀饭填满肚子就算美餐了。大人们常常在照得见人影的稀饭里放上几片薯条，喝着稀饭，看着薯条在碗里荡漾，那种感觉，现在也许觉得浪漫，但在那时，却是单调和无奈，当汤喝完的时候，我才舍得用勺子把薯条送进嘴里。平时，实在饿得不行，大人们就叫我们喝一杯热水来充饥，这个方法还真简单有效。
三岁的时候，我破天荒地吃了几天饱饭。母亲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进行结扎手术，我陪着母亲在医院里住了三天。那三天，每餐都有一碗白花花的米饭。于是每到开饭的时候，我就守在母亲身旁，盯着米饭，馋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母亲常常把饭的一大半分给我。我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吃完了，然后还非要到母亲碗里再舀上几口。吃饱了，我就蹦跳着到外面院坪里，尽情和小伙伴们玩耍。后面传来母亲一句接一句的叮嘱声：“儿啊，在外面玩儿要当心，不要摔伤了！”我是一句也没有理会。
当然，穿着方面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年代，每家每户至少有三五个小孩，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烂了补补继续穿，一套衣服要穿好多年，实在烂得不行了，才用来做鞋底，或做补衣服的配料布，谁也舍不得丢弃。记得衣角有时还有一根根细长的吊带，微风吹拂，宛如一面面小红旗在迎风飘荡。当然，家境稍好的时候，大人们有时也要给小孩子添新衣服，不过一般都是春节前几天买，春节时穿几天，春节一过，大人们马上把新衣服洗干净后藏起来，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走亲戚时才拿出来穿。
日子虽然贫穷，但孩子们照样玩得尽兴。记得两岁的时候，我就跑到邻居家玩耍了，同一帮小伙伴们做捉迷藏、老鹰抓小鸡、狼捉小兔的游戏；我跟在大孩子身后疯跑，喊声、叫声、笑声、哭声，不绝于耳。有时，我和小弟玩泥巴沙子，一玩就是一整天。每当大人们天黑收工回家，找不到小孩，就会满村子叫喊。找到之后，把小孩拖回家，或责骂，或体罚，各家都会传出大人的吆喝声和小孩的哭闹声。
二、惊险一幕
记得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叫同伴砍柴，不小心遇到一条大灰狗，狂吠着追赶我。我跑了好一阵，还是被狗追上，狗把我冲倒，在我大腿上一阵猛咬，顿时鲜血直流，最后还是同伴的父母赶来，用木棒赶走了恶狗。同伴的父母看到我血流不止，赶紧用木凳根部的泥土涂在我的伤口上，才止住了血。那天，我忍着疼痛砍柴后才回家，父母知道后，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只是扒开我的裤子看了一下伤口。咬伤三天后，因伤口痛得历害，没办法，父亲带我赶到武阳卫生院，医生看了一下，在伤口处涂了一些碘酊消毒。并告诉父亲，到县城防疫站去领药打针，可当天父亲没空。过了大约一星期后，父亲才抽空去了一趟县城，领回来一盒药水，村医隔些日子就在我身上打一针，屁股上、肚皮上、背上到处都打，直痛得我嗷嗷叫，伤口也足足痛了一个多月才痊愈。长大后，被狗咬伤的伤口还时常发红发炎，我到大医院看，医生说是肉里留有细小的泥土颗粒，导致发炎。现在想来，还算万幸，如果是一条带狂犬病毒的狗，我早就一命呜呼了。每当一想起这事，几十年了，我都觉得心悸。
还有一次，是我在绥宁二中读初二时，一次放月假，同李源、黄磊、黄李华、李星汝、杨彩虹、李永周、杨成、李元桃、李华音、李明觉等人回校，刚好村子里有装木头的大货车，为了赶时间，父母同司机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搭上我们一程。可汽车装了满满的一车木头，黄磊、李源、黄李华、李星汝挤到驾驶室，我和彩虹、永周、杨成、元桃、华音、明觉等人，只好站到货厢，记得当时货厢装了两米多高的圆松木，木头上面坐不稳，但木头离驾驶室货板还有将近半米的距离，于是我们就站在木头和货板的空隙中间，车辆转弯、上坡下坡，摇晃颠簸得相当历害，要是木头下坡时往前溜，我和彩虹等人早就被挤成肉泥了。只是当时有车坐，很开心，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危险。
三、家里的病号
小时候，由于贫困，生病了基本上都是听天由命。记得小时候我生病发烧时，父母就把洗脸巾浸湿，贴在我的额头上，抑或在太阳穴上涂抹一些清凉油，有时就寻些草药服用。不到万不得已，一般很少去看医生。在那个年代，社会物资匮乏，药品奇缺，而且医疗水平又差，小孩能活蹦乱跳地健康成长，自是他的造化。万一不幸夭折了，也只怪小孩自己的命不好。
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病号，一个是堂兄明朝，一个是二姐秋香。堂兄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只得和奶奶一起过日子。堂兄比我大十五岁，不知为何得了肺结核，咳得甚是历害。为了治好堂兄的病，奶奶和父亲省吃俭用，想尽了一切办法，到处寻医问药。堂兄病痛严重时，奶奶和父亲就好说歹说向亲戚、向邻居借钱，带堂兄到医院治疗一番，但因为钱少，每次住院都住不了几天，只好带一些药物回家疗养。因为堂兄有病的缘故，家里偶尔会破天荒地为堂兄买些猪肉，把肉切成肉沫打汤为堂兄补补身子。每当这时，我和小弟明苗便守在堂兄家的肉锅旁，盯着肉沫不肯离去。堂兄看着口馋的我们，把非常有限的肉沫分成三份，让我和弟弟各吃一份。吃着肉沫，喝着肉汤，我和弟弟自是十分的高兴与满足，对堂兄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堂兄虽然有病在身，但为了糊口和治病，仍免不了劳作。记得堂兄的力气很大，挑谷担担都是一两百斤。由于过分的劳作，病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后来堂兄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十岁的那年，堂兄终于卧倒在床，还时常吐血。于是好几次，堂兄都有了自杀的举动，不过被父亲和奶奶及时发现，才得以制止。但终于有一天深夜，因经不起病痛的折磨，又不忍拖累家人，堂兄还是上吊自杀了，年仅25岁。那一天，我因为要去走亲戚，没有参加堂兄的葬礼，但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悲痛和内疚。长大后，我几乎每年清明都要给堂兄扫墓，以示对堂兄的怀念和感恩。
二姐秋香患的是支气管炎，时常咳嗽，有时晚上还会发出各种怪叫声。二姐也因为身体不好，骨瘦如柴。父母为了二姐的病，自是操了不少的心，到附近各个村庄寻访土医、游医，吃了很多“祖传秘方”，也吃了很多的中草药，效果都不理想。庆幸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后来竟不知不觉地自己好了，全家人自是十分地欢喜。一直到现在，父母一提到二姐，总免不了要感慨：“原以为老二是带不大的，想不到老二的身体还变好了。这一切自是她的造化。”
四、求学生涯
1980年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由于组里田地多，我们一家七口分到了16亩多地。特别是推广了杂交水稻后，农田的收成猛增。父亲种田技术好，单亩产量在村里数一数二，家里一年的稻谷收成在一万八千斤以上。由于粮食多，收成好，除了吃饭外，家里每年还喂了四五头肥猪，而且每年还有几千斤粮食出售，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以前没饭吃的日子，彻底成为了历史。
但随之而来的，又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父母的面前。家里四个孩子慢慢长大，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光学费就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孩子长大以后不再受劳累之苦，父母毫不犹豫地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学校。我七岁的时候，开始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大姐冬香读初一，二姐秋香读小学三年级。
自从读书后，我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每天早晨，我先要帮家里做一些轻松的活儿，比如放牛、放鹅、放鸭，直到早上10点钟左右才回家，匆匆吃完早餐后赶往学校。说是赶，其实上学的路上，我和同伴们一点也不着急，说说笑笑，一路蹦蹦跳跳的，家离学校虽然只有一里多路，但通常要走半个小时之久。就是这样慢吞吞地走到学校，也通常是早的，有时老师还没有来。因为小学老师都是本村的村民，都是临时性的民办教师，家里都有田地，所以老师每天要把田里的活做完后才来学校。于是乎，正式上课往往要到上午11点钟以后。
父母平时经常和我们兄妹讲读书的道理，讲有关勤学苦读的故事，这让我从小脑子里就有了读书重要的意识。所以，别看我平时贪玩，但在学校里，我学习还是非常认真的，上课积极主动地回答老师的提问。放学回家，我就做砍柴、插秧、打谷、放牛等农活，常常是天黑了才回家。由于农活多，因此晚上10点钟吃晚饭都是常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忘记功课，常常点蜡烛学习到晚上12点钟，都要父母催多次后才肯睡觉。凭着勤奋和刻苦，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在整个小学阶段都是班上的第一名，而且常常考全校第一。因为成绩好，我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也成了父母的骄傲。
虽然学习认真，但毕竟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下课或学习累了的时候，我常常和同学们一起疯玩，直到上课铃响了都舍不得进教室。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追逐一个伙伴，从一堆很高的沙堆上跳下来，不幸摔断一根大腿骨，痛得哇哇叫。老师一看，急了，课也不上了，赶紧到地头找来父亲。父亲自是十分着急，把我立即背回了家，又马不停蹄地去找村里的接骨师傅。接骨师到后，摸了一下我的断骨，说可以接好。他让我平躺在床上，然后在我的断骨处喷了几口米酒，接着把我的脚猛一拉再猛一扭，断骨“嘎、嘎”作响，我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不停地打滚，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按住。还好，接骨师技术高超，没扭几下就帮我接好了断骨。最后，接骨师在我的断骨处又绑了两块小木板。
这次意外，为了接骨，父母给接骨师送去了好些鸡蛋、猪肉，还捉了几只大母鸡作为酬谢。断骨是接好了，但走不了路，学习可耽搁不得，接好断骨后的第三天，我就开始上学了，不过不是自己走路，而是骑在父亲的肩背上。父亲每天来回接送，足足接送了一个月才放暑假。那次期末考试，我虽然带着伤，可还是考了班上的第一名。放暑假后，我的脚伤慢慢好转，可以使点力了，于是父亲为我做了一副拐杖，让我慢慢试着走路。两个月的暑假，我都是在拐杖的帮助下锻炼走路，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断骨总算痊愈了。
当然，在我康复的日子里，接骨师经常到我家来看看。因为接骨这件事，我家同接骨师家也亲近了不少。以后每年，我都要到接骨师家拜年，以报答他的医治之恩。
小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绥宁二中，那一年，我们整个学校仅有我和元桃、华音、杨成四人考上重点，但他们三个都是复读生，应届生全校仅考上了我一人。除此以外，同学们考的都是乡中学，还有的甚至连乡中学都考不上，于是便不再上学，在家帮父母干农活。这下，我简直成了整个村子的骄傲，我父母也因此欢喜了好一阵子。
五、拾金不昧
拾金不昧的经历有两次，最早是在大溪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在教室捡到10元钱，想都没想就交给了班主任李大鹏老师。事后班主任在班上大大表扬了我一番，我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想不到宗堂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又第二次表扬了我，要全校师生学习我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同学们事后都嚷嚷着要我请客，当时我都有点得意忘形了。要知道，那时10元钱，相当于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还有一次，是在绥宁二中读初一时，一天傍晚，我在操场跑道上拾到一叠钱，都是十元五元的，我捡起来一数，有830元之多，那时我寄宿一个月伙食费才20元，父母在家喂一头肥猪，也不过几十元，面对这样一笔“巨款”，虽然我有点心动，但想到失主伤心着急的样子，我还是当天晚上把钱交给了班主任，之后班主任立即把钱交到了学校总务室。第二天清早学校就出了招领启事，失主很快就找到了。据说是一个在交管站上班的人丢的，钱是他收的养路费，是公款，他当天在学校看望儿子时不小心丢的，他有5个小孩，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全家的生活，如果钱丢了，他不但会受到处分，而且得用将近两年的工资来赔，全家的生活也将因此陷入绝境。他说，发现丢钱后，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个人都懵了，晚上打手电筒找到深夜三点多钟，彻夜未眠。记得他领钱后，通过班主任找到我，千恩万谢地拿出50元钱硬要塞给我，我坚决不要。那一年，我上了绥宁二中校报的头条，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市的三好学生，也算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
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不管童年是贫穷也罢，落后也罢，平淡也罢，可笑也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随着耳闻目睹太多功过悲喜，不知不觉间，在这个充满喧嚣、浮躁、虚伪和功利的世界里，这些关乎童年的记忆，如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始终清澈、通透、纯净。是啊，世界万事万物在变，唯有这份童年的记忆，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它催我奋进，让我更加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也让我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始终拥有一颗清纯、淡定、知足、快乐的心。
作者简介：李明聪，又名李明葱，湖南省绥宁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国家二级作家，先后就读湖南大学、清华大学，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出版《李明聪文集》三卷，作品集《绿洲心海》《绿海星火》《绿洲霞光》《绍军、生跃、民开三人行》等6部，代表作有《漂浮的云》《漂浮的圆》《工作一星期》《平凡与新鲜》《紫丁香的诱惑》《举报》《更名》等。
（责任编辑 葛星星）
一、艰辛童年
1970年6月，我出生在湖南绥宁一个叫武阳大溪头的偏远小山村，那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有茂密的森林，有新鲜的空气，有潺潺的流水，有欢快的小鸟，还有淳朴的民风。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我一天天长大。
记得那时整个村子搞集体化，全村的人统一劳作，统一开餐，那个场面，热闹喧嚣，自是孩子们喜欢的去处。当然，大人们是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小孩的，每天还没露出晨曦，大人们便在黑暗中摸索着起床，拿上农具出工了。这一切，为的是多挣点工分，以求年底能多些收成，让全家过年的时候吃上一顿饱饭。大人们的忙碌，自然给了小孩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和玩耍的时机，在同小伙伴的嬉戏里，我的童年充满了天真与快乐。
记得小时候，我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能有一大碗稀饭填满肚子就算美餐了。大人们常常在照得见人影的稀饭里放上几片薯条，喝着稀饭，看着薯条在碗里荡漾，那种感觉，现在也许觉得浪漫，但在那时，却是单调和无奈，当汤喝完的时候，我才舍得用勺子把薯条送进嘴里。平时，实在饿得不行，大人们就叫我们喝一杯热水来充饥，这个方法还真简单有效。
三岁的时候，我破天荒地吃了几天饱饭。母亲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进行结扎手术，我陪着母亲在医院里住了三天。那三天，每餐都有一碗白花花的米饭。于是每到开饭的时候，我就守在母亲身旁，盯着米饭，馋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母亲常常把饭的一大半分给我。我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吃完了，然后还非要到母亲碗里再舀上几口。吃饱了，我就蹦跳着到外面院坪里，尽情和小伙伴们玩耍。后面传来母亲一句接一句的叮嘱声：“儿啊，在外面玩儿要当心，不要摔伤了！”我是一句也没有理会。
当然，穿着方面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年代，每家每户至少有三五个小孩，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烂了补补继续穿，一套衣服要穿好多年，实在烂得不行了，才用来做鞋底，或做补衣服的配料布，谁也舍不得丢弃。记得衣角有时还有一根根细长的吊带，微风吹拂，宛如一面面小红旗在迎风飘荡。当然，家境稍好的时候，大人们有时也要给小孩子添新衣服，不过一般都是春节前几天买，春节时穿几天，春节一过，大人们马上把新衣服洗干净后藏起来，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走亲戚时才拿出来穿。
日子虽然贫穷，但孩子们照样玩得尽兴。记得两岁的时候，我就跑到邻居家玩耍了，同一帮小伙伴们做捉迷藏、老鹰抓小鸡、狼捉小兔的游戏；我跟在大孩子身后疯跑，喊声、叫声、笑声、哭声，不绝于耳。有时，我和小弟玩泥巴沙子，一玩就是一整天。每当大人们天黑收工回家，找不到小孩，就会满村子叫喊。找到之后，把小孩拖回家，或责骂，或体罚，各家都会传出大人的吆喝声和小孩的哭闹声。
二、惊险一幕
记得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叫同伴砍柴，不小心遇到一条大灰狗，狂吠着追赶我。我跑了好一阵，还是被狗追上，狗把我冲倒，在我大腿上一阵猛咬，顿时鲜血直流，最后还是同伴的父母赶来，用木棒赶走了恶狗。同伴的父母看到我血流不止，赶紧用木凳根部的泥土涂在我的伤口上，才止住了血。那天，我忍着疼痛砍柴后才回家，父母知道后，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只是扒开我的裤子看了一下伤口。咬伤三天后，因伤口痛得历害，没办法，父亲带我赶到武阳卫生院，医生看了一下，在伤口处涂了一些碘酊消毒。并告诉父亲，到县城防疫站去领药打针，可当天父亲没空。过了大约一星期后，父亲才抽空去了一趟县城，领回来一盒药水，村医隔些日子就在我身上打一针，屁股上、肚皮上、背上到处都打，直痛得我嗷嗷叫，伤口也足足痛了一个多月才痊愈。长大后，被狗咬伤的伤口还时常发红发炎，我到大医院看，医生说是肉里留有细小的泥土颗粒，导致发炎。现在想来，还算万幸，如果是一条带狂犬病毒的狗，我早就一命呜呼了。每当一想起这事，几十年了，我都觉得心悸。
还有一次，是我在绥宁二中读初二时，一次放月假，同李源、黄磊、黄李华、李星汝、杨彩虹、李永周、杨成、李元桃、李华音、李明觉等人回校，刚好村子里有装木头的大货车，为了赶时间，父母同司机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搭上我们一程。可汽车装了满满的一车木头，黄磊、李源、黄李华、李星汝挤到驾驶室，我和彩虹、永周、杨成、元桃、华音、明觉等人，只好站到货厢，记得当时货厢装了两米多高的圆松木，木头上面坐不稳，但木头离驾驶室货板还有将近半米的距离，于是我们就站在木头和货板的空隙中间，车辆转弯、上坡下坡，摇晃颠簸得相当历害，要是木头下坡时往前溜，我和彩虹等人早就被挤成肉泥了。只是当时有车坐，很开心，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危险。
三、家里的病号
小时候，由于贫困，生病了基本上都是听天由命。记得小时候我生病发烧时，父母就把洗脸巾浸湿，贴在我的额头上，抑或在太阳穴上涂抹一些清凉油，有时就寻些草药服用。不到万不得已，一般很少去看医生。在那个年代，社会物资匮乏，药品奇缺，而且医疗水平又差，小孩能活蹦乱跳地健康成长，自是他的造化。万一不幸夭折了，也只怪小孩自己的命不好。
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病号，一个是堂兄明朝，一个是二姐秋香。堂兄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只得和奶奶一起过日子。堂兄比我大十五岁，不知为何得了肺结核，咳得甚是历害。为了治好堂兄的病，奶奶和父亲省吃俭用，想尽了一切办法，到处寻医问药。堂兄病痛严重时，奶奶和父亲就好说歹说向亲戚、向邻居借钱，带堂兄到医院治疗一番，但因为钱少，每次住院都住不了几天，只好带一些药物回家疗养。因为堂兄有病的缘故，家里偶尔会破天荒地为堂兄买些猪肉，把肉切成肉沫打汤为堂兄补补身子。每当这时，我和小弟明苗便守在堂兄家的肉锅旁，盯着肉沫不肯离去。堂兄看着口馋的我们，把非常有限的肉沫分成三份，让我和弟弟各吃一份。吃着肉沫，喝着肉汤，我和弟弟自是十分的高兴与满足，对堂兄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堂兄虽然有病在身，但为了糊口和治病，仍免不了劳作。记得堂兄的力气很大，挑谷担担都是一两百斤。由于过分的劳作，病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后来堂兄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十岁的那年，堂兄终于卧倒在床，还时常吐血。于是好几次，堂兄都有了自杀的举动，不过被父亲和奶奶及时发现，才得以制止。但终于有一天深夜，因经不起病痛的折磨，又不忍拖累家人，堂兄还是上吊自杀了，年仅25岁。那一天，我因为要去走亲戚，没有参加堂兄的葬礼，但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悲痛和内疚。长大后，我几乎每年清明都要给堂兄扫墓，以示对堂兄的怀念和感恩。
二姐秋香患的是支气管炎，时常咳嗽，有时晚上还会发出各种怪叫声。二姐也因为身体不好，骨瘦如柴。父母为了二姐的病，自是操了不少的心，到附近各个村庄寻访土医、游医，吃了很多“祖传秘方”，也吃了很多的中草药，效果都不理想。庆幸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后来竟不知不觉地自己好了，全家人自是十分地欢喜。一直到现在，父母一提到二姐，总免不了要感慨：“原以为老二是带不大的，想不到老二的身体还变好了。这一切自是她的造化。”
四、求学生涯
1980年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由于组里田地多，我们一家七口分到了16亩多地。特别是推广了杂交水稻后，农田的收成猛增。父亲种田技术好，单亩产量在村里数一数二，家里一年的稻谷收成在一万八千斤以上。由于粮食多，收成好，除了吃饭外，家里每年还喂了四五头肥猪，而且每年还有几千斤粮食出售，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以前没饭吃的日子，彻底成为了历史。
但随之而来的，又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父母的面前。家里四个孩子慢慢长大，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光学费就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孩子长大以后不再受劳累之苦，父母毫不犹豫地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学校。我七岁的时候，开始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大姐冬香读初一，二姐秋香读小学三年级。
自从读书后，我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每天早晨，我先要帮家里做一些轻松的活儿，比如放牛、放鹅、放鸭，直到早上10点钟左右才回家，匆匆吃完早餐后赶往学校。说是赶，其实上学的路上，我和同伴们一点也不着急，说说笑笑，一路蹦蹦跳跳的，家离学校虽然只有一里多路，但通常要走半个小时之久。就是这样慢吞吞地走到学校，也通常是早的，有时老师还没有来。因为小学老师都是本村的村民，都是临时性的民办教师，家里都有田地，所以老师每天要把田里的活做完后才来学校。于是乎，正式上课往往要到上午11点钟以后。
父母平时经常和我们兄妹讲读书的道理，讲有关勤学苦读的故事，这让我从小脑子里就有了读书重要的意识。所以，别看我平时贪玩，但在学校里，我学习还是非常认真的，上课积极主动地回答老师的提问。放学回家，我就做砍柴、插秧、打谷、放牛等农活，常常是天黑了才回家。由于农活多，因此晚上10点钟吃晚饭都是常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忘记功课，常常点蜡烛学习到晚上12点钟，都要父母催多次后才肯睡觉。凭着勤奋和刻苦，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在整个小学阶段都是班上的第一名，而且常常考全校第一。因为成绩好，我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也成了父母的骄傲。
虽然学习认真，但毕竟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下课或学习累了的时候，我常常和同学们一起疯玩，直到上课铃响了都舍不得进教室。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追逐一个伙伴，从一堆很高的沙堆上跳下来，不幸摔断一根大腿骨，痛得哇哇叫。老师一看，急了，课也不上了，赶紧到地头找来父亲。父亲自是十分着急，把我立即背回了家，又马不停蹄地去找村里的接骨师傅。接骨师到后，摸了一下我的断骨，说可以接好。他让我平躺在床上，然后在我的断骨处喷了几口米酒，接着把我的脚猛一拉再猛一扭，断骨“嘎、嘎”作响，我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不停地打滚，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按住。还好，接骨师技术高超，没扭几下就帮我接好了断骨。最后，接骨师在我的断骨处又绑了两块小木板。
这次意外，为了接骨，父母给接骨师送去了好些鸡蛋、猪肉，还捉了几只大母鸡作为酬谢。断骨是接好了，但走不了路，学习可耽搁不得，接好断骨后的第三天，我就开始上学了，不过不是自己走路，而是骑在父亲的肩背上。父亲每天来回接送，足足接送了一个月才放暑假。那次期末考试，我虽然带着伤，可还是考了班上的第一名。放暑假后，我的脚伤慢慢好转，可以使点力了，于是父亲为我做了一副拐杖，让我慢慢试着走路。两个月的暑假，我都是在拐杖的帮助下锻炼走路，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断骨总算痊愈了。
当然，在我康复的日子里，接骨师经常到我家来看看。因为接骨这件事，我家同接骨师家也亲近了不少。以后每年，我都要到接骨师家拜年，以报答他的医治之恩。
小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绥宁二中，那一年，我们整个学校仅有我和元桃、华音、杨成四人考上重点，但他们三个都是复读生，应届生全校仅考上了我一人。除此以外，同学们考的都是乡中学，还有的甚至连乡中学都考不上，于是便不再上学，在家帮父母干农活。这下，我简直成了整个村子的骄傲，我父母也因此欢喜了好一阵子。
五、拾金不昧
拾金不昧的经历有两次，最早是在大溪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在教室捡到10元钱，想都没想就交给了班主任李大鹏老师。事后班主任在班上大大表扬了我一番，我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想不到宗堂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又第二次表扬了我，要全校师生学习我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同学们事后都嚷嚷着要我请客，当时我都有点得意忘形了。要知道，那时10元钱，相当于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还有一次，是在绥宁二中读初一时，一天傍晚，我在操场跑道上拾到一叠钱，都是十元五元的，我捡起来一数，有830元之多，那时我寄宿一个月伙食费才20元，父母在家喂一头肥猪，也不过几十元，面对这样一笔“巨款”，虽然我有点心动，但想到失主伤心着急的样子，我还是当天晚上把钱交给了班主任，之后班主任立即把钱交到了学校总务室。第二天清早学校就出了招领启事，失主很快就找到了。据说是一个在交管站上班的人丢的，钱是他收的养路费，是公款，他当天在学校看望儿子时不小心丢的，他有5个小孩，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全家的生活，如果钱丢了，他不但会受到处分，而且得用将近两年的工资来赔，全家的生活也将因此陷入绝境。他说，发现丢钱后，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个人都懵了，晚上打手电筒找到深夜三点多钟，彻夜未眠。记得他领钱后，通过班主任找到我，千恩万谢地拿出50元钱硬要塞给我，我坚决不要。那一年，我上了绥宁二中校报的头条，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市的三好学生，也算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
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不管童年是贫穷也罢，落后也罢，平淡也罢，可笑也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随着耳闻目睹太多功过悲喜，不知不觉间，在这个充满喧嚣、浮躁、虚伪和功利的世界里，这些关乎童年的记忆，如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始终清澈、通透、纯净。是啊，世界万事万物在变，唯有这份童年的记忆，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它催我奋进，让我更加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也让我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始终拥有一颗清纯、淡定、知足、快乐的心。
作者简介：李明聪，又名李明葱，湖南省绥宁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国家二级作家，先后就读湖南大学、清华大学，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出版《李明聪文集》三卷，作品集《绿洲心海》《绿海星火》《绿洲霞光》《绍军、生跃、民开三人行》等6部，代表作有《漂浮的云》《漂浮的圆》《工作一星期》《平凡与新鲜》《紫丁香的诱惑》《举报》《更名》等。
（责任编辑 葛星星）